人文历史—毛泽东与张国焘的交锋(一)

　　长篇纪实文学《长征》是一部用崭新的视角反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力作。作者数度行走长征路，采访了上百位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战士，记录了许多长征途中的真实故事。书中史料丰富，许多重大事件和资料都是首次披露。作者在大力弘扬长征精神之余，还讲述了在这一伟大壮举中的许多感人小事，让读者通过丰富的细节更加亲近地去触摸长征的历史。

　　1、张国焘设宴拉拢彭德怀、聂荣臻

　　毛泽东和张国焘彼此失去信息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毛泽东去了中国农民中间，张国焘则去了遥远的莫斯科。两年后，张国焘回国即被中央派往鄂豫皖根据地，那时毛泽东正率领着一支红色武装转战于井冈山的密林之中。

　　1936年6月，四川懋功，红一、红四两个方面军终于会师了，这座偏僻荒凉的雪域小城，拥满了兴高采烈的红军。

　　傍晚，在喇嘛庙里举行了欢迎酒宴。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博古和刘伯承等都出席了宴会。依旧先是相互的敬酒辞，然后是随意的闲聊说笑，都有意回避着之前在来往电报中针对今后军事方针的不同意见。当然，不免要提到双方现有的兵力，周恩来说中央红军有三万人，而张国焘说红四方面军有十万部队———“周的夸张程度比张的要大得多。”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他的名作《长征，一个闻所未闻的故事》中说，“双方都保守秘密，都不坦率和公开。”当时，中央红军的实际兵力约在两万人左右，而红四方面军约有八万人。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张国焘分别找了他认为重要的人进行了谈话。在张国焘的眼里，博古说话直率但是“历练不足”。但博古却很认真地批评了红四方面军中存在的某种“军阀作风”，同时也对张国焘在谈话中称兄道弟的作风表示了反感。张国焘又请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和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吃饭。吃饭的时候张国焘显得十分热情，而且表示要从红四方面军中拨出两个团给红一方面军。饭吃完了，聂荣臻问彭德怀：“为什么请我们吃饭？”彭德怀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接着，张国焘就派秘书黄超给彭德怀送去了几斤牛肉干和一些大米，这让彭德怀顿时警惕起来。多年后，彭德怀写道：

　　黄住下就问会理会议情形。我说，仗没打好，有点右倾情绪，这也没什么。他们为什么知道会理会议？是不是中央同他们谈的呢？如果是中央谈的，又问我干什么？他又说，张主席很知道你。我说，以前没有见过面。他又说到当前的战略方针，什么“欲北伐必先南征”。我说，那是孔明巩固蜀国的后方。他又说，西北马家骑兵如何厉害。把上面这些综合起来，知来意非善，黄是来当说客的。

　　后来，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又专门找到聂荣臻谈话，问到关于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时，聂荣臻毫不犹豫地表示：“遵义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都拥护。”不知道为什么，自陈昌浩谈话之后，聂荣臻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他最担心年轻的军团长林彪，于是就与红四方面军的关系问题和林彪谈了一次，结果是两个人吵了起来，吵一句拍一下桌子，直到把桌子上的盘子都拍翻了。聂荣臻回忆道：

　　我告诫林彪说，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因为我当时已经获悉张国焘还有一个方案，要把我调到三十一军去当政治委员，把林彪调到另一个军去当军长。总之要把我们调离原部队，只不过是命令还没有发出。当时林彪已经有他自己的立场。他说，你这是宗派主义。我说，怎么是宗派主义呢？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警惕，因为张国焘的思想和中央的思想不一致，我们应该想一想，我说这是路线问题。林彪反驳我说，既然是路线问题，你说他们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我们才几个人哪？这时，我一方面军的确只剩下两万多人。我驳斥他说，蒋介石的人更多，难道能说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

　　林彪和聂荣臻是出生入死的搭档，即使吵了架也不会影响工作配合。聂荣臻的一番话最终使林彪受到了震动，这个年轻的军事将领在后来与张国焘严峻的政治斗争中因此有了正确的选择。

　　张国焘在抚边停留三天，忙着与各种人谈话；毛泽东则忙着部署即将开始的松潘战役。

　　两个方面军会合之后的十万兵马，在夹金山北麓耽搁了太久之后，终于从不同的方向和地点开始向北移动了。

　　毛泽东一行跟随左路军行军。

　　两河口会议后，为了加强一、四两个方面军的了解和友情，中共中央向红四方面军派出了一个中央慰问团，团长是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

　　慰问团去的地方叫杂谷脑，是四川省苏维埃所在地。

　　慰问团出发的时候，张国焘也离开了抚边，他本想回茂县的方面军总部，但听说了慰问团的行动后，就直接赶往了杂谷脑。张国焘对这个慰问团有点不放心。或者说，他对目前的中央有点不放心。

　　此时，张国焘的心境与两支红军主力会合前完全不同了。并且，他很难否认变化的动因应该就是“权力”二字。这种变化很可能从红四方面军突破土门要隘到达茂县之后，就已经开始了。之前，张国焘对中央红军的状况并不十分清楚，但是随着两支红军终于共处于中国的一个省内，会合的可能性已经日趋明显，因此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开始了频繁的电报联络，而这些电报最终使张国焘了解到中央红军遭受了巨大损失，部队从长征出发时的近十万人只剩下了不足三万。这个判断一旦清晰，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作为党内一个老资格共产党人，在两支红军主力部队即将会合之时，张国焘也许意识到，中共中央领导层的重新“洗牌”已成可能。

　　2、张国焘开始伸手向中央要权

　　张国焘之所以对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格外关注，是因为这两个会议都涉及了党的最高领导人和红军的最高指挥权问题。

　　中共中央慰问团到达杂谷脑，在张国焘和陈昌浩的安排下，慰问团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但是行动也受到了“热情”的限制———张国焘的办法是“陪着”，中央慰问团吃饭、散步都有专人陪同，他们被尽量减少与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接触。

　　中央慰问团找张国焘谈话，张国焘的话令李富春大吃一惊。张国焘说：“两军会合，摊子大了，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总司令部须充实改组，必须加强总司令部。”

　　7月6日凌晨一时，李富春给中共中央发去了电报：朱、周、王、毛、张：

　　国焘来此见徐(向前)、陈，大家意见均以总指挥迅速行动坚决打胡(宗南)为急图，尤关心统一组织问题。商说明白具体意见，则为建议充实总司令部，徐、陈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我以此事重大，先望考虑。立复。富春

　　徐向前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

　　周恩来说，这是自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

　　7月9日，一封署名为“中共川陕省委”的电报到了，电报建议加强总司令部同时增设军委常委：党中央：

　　依据目前情况，省委有下列建议：为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向前同志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并希立复。

　　布礼！

　　中共川陕省委：纯全、瑞龙、黄超、琴秋、维海、富治、永康

　　9号署名的川陕省委领导人是：周纯全、刘瑞龙、黄超、张琴秋、李维海、谢富治和吴永康。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级省委要求中央改组领导层，并提出具体人选且要求“立复”，此封电报可谓空前绝后。

　　3、顾全大局，周恩来让出总政委一职

　　10号这一天，毛泽东到达了芦花附近。

　　到达芦花的中央领导人开始讨论一个必须作出的决定：给张国焘什么“官”才好———松潘战役的准备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不给一再要权的张国焘一个“官”，北进的计划也许会出现挫折，那样红军将面临更大的危机。毛泽东认为：“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泽东看出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但“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可只当副主席，同周恩来、王稼祥平起平坐，他又不甘心”。张闻天就说可以将自己的“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毛泽东断然否定了，他说张国焘“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了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经过反复权衡，毛泽东对张闻天说：“让他当总政委吧。”这样做既考虑了张国焘的要求，又没让他把军权完全抓到手，是惟一两全其美的办法。

　　在同现任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商量时，周恩来正发着高烧。那时和张闻天谈着恋爱的女红军刘英后来回忆说，周恩来“一点都不计较个人职位，完全同意这么安排”。

　　7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芦花召开。

　　芦花会议只有一项内容：解决组织问题。

　　主持会议的张闻天首先提出了中央对于解决组织问题的意见：军委设总司令，由朱德担任；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常委，过去是四人，现在增加陈昌浩。周恩来调至中央工作。但在张国焘尚未熟悉工作前，周恩来暂时帮助其工作。

　　宣布之后让大家讨论———实际上是听张国焘的反应。

　　想当军委主席的张国焘当然明白，在这个会议上他是绝对的少数，他不可能提出自己当军委主席的意见。他别无选择，只有同意。于是，张国焘表示“基本赞同”。

　　4、不顾中央决定，一意孤行南下

　　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1935年9月1日，张国焘终于下达了东进的命令。但是，左路红军部队东移的第三天，张国焘突然发来了电报，说由于嘎曲河水上涨无法渡河，不但已经命令部队返回阿坝，而且还要求右路军掉头重新向南进攻松潘：

　　徐、陈转呈中央：

　　(甲)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两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

　　(乙)如此，已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

　　(丙)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朱、张

　　3日这封在中国革命史上极其重要的电报导致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电报意味着自毛儿盖会议以来，中央所有关于红军前途的决定瞬间全被推翻了；还意味着数万红军官兵付出巨大代价穿越草地的努力，以及之后攻占包座所付出的巨大牺牲瞬间全无用了。更严重的是，张国焘依仗着他所掌握的兵力和实力，在决定中国红军生死命运的最关键时刻，利用红军总政委的权力突然向中央发难，在红军已经被兵分两路的局面下，很可能会导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大分裂。

　　关于张国焘选择嘎曲河水上涨无法过河的借口，一直跟随朱德行军的康克清后来是这样回忆的：

　　“董振堂带着红五军团正准备涉水渡河，张国焘却说河水看涨，谁也不准过河。老总问带路的藏民，藏民说：这河虽宽，但是不深，只要不涨大水，可以徒步过去。河面有近百米宽，水流不急，不像涨水的样子。但张国焘一口咬定河水正在上涨，不能过。老总说：‘空谈无益，还是派人下去试试。’张国焘不肯派人，潘开文(朱德的警卫员)站出来说：‘我去！’老总叫他骑上自己的马。他问明了藏民过河的路线，拿了一根棍子，同红五军团的一个战士一起骑马下到河里，不大工夫，到了河中心，用棍子试了试河水的深度。到了对岸，听见他高声地说：‘水不深，最深的地方才到马肚子。大家快过来吧！’部队立即准备下水，张国焘吼：‘谁也不准过！叫他们两人给我回来。’然后又对老总说：‘河水分明在上涨，我不能拿几万人的生命当儿戏。’老总说河水并没有涨，即使涨，也涨得很慢，现在正是大队人马过河的好时机。”

　　“刘伯承也过来说‘两个人都过去了，证明河水不深，应当抓紧时机赶快过河。’董振堂过来请示：‘总司令，我们前卫部队先过去吧。’张国焘竟然不等老总说话，大声吼道：‘不行！现在谁也不准过河，要等河水不涨了，才能决定。’他的蛮横，使左路军只好在嘎曲河边宿营。第二天早晨，天空密云不雨，河水明显地退下许多。朱老总正在组织部队过河，作战局向他报告说，四方面军的部队已经按照张国焘的命令返回阿坝去了。这时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来见朱老总，气愤地说，他因为坚持要过河，不等总司令的命令决不后撤，遭到张国焘的训斥，还被张国焘打了一耳光。他说‘我当兵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若不是为了团结，我会当场给他好看。现在他已带四方面军部队回阿坝，我决定带红五军团北上同右路军会合’……老总却摇摇头，说：‘要顾全大局，向远看，不能凭一时感情用事。你如果带走红五军团，就要承担分裂左路军的责任。我们还应当对张国焘做团结争取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