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历史—毛泽东与张国焘的交锋(二)

　　如何对待张国焘，来自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和陈昌浩的态度最为引人注目。徐向前态度十分明确，而陈昌浩在考虑再三后也认为中央的北进计划是正确的。于是，两人联名给张国焘发出了一封电报，电报表示“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军南去南进为下策”。目前是红军进入甘南的最佳时机。至于“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徐向前和陈昌浩请求张国焘“飞示”，因为“再延实令人痛心”。

　　当天，张国焘回电，没有解释，没有答复，只有命令：

　　［发总指挥部］徐、陈：

　　一、三军暂停留向罗达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朱、张

　　8日22时同时，张国焘严令左路军第三十一军政委詹才芳：“飞令军委纵队蔡树藩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

　　徐向前和陈昌浩感到事情严重了。

　　徐向前让陈昌浩带着张国焘的电报去向中央汇报。晚上，陈昌浩来电话叫徐向前去中央开会。

　　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聚集在周恩来的病床前进行了紧张的讨论。讨论的结果是以七人联名的名义再次致电张国焘。

　　张国焘焦急地等待着右路军开始南下的消息，结果等来的却是中央北上的决心毫不动摇的电报。

　　张国焘已经不可能回头了。

　　1935年9月9日，他对左路红军部队下达了南下的命令。

　　5、叶剑英将一封电报交给毛泽东

　　事态急转直下。

　　紧跟着，陈昌浩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同意张国焘的意见主张南下。

　　而就在这时候，一个更严重的事件发生了。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了张国焘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报依旧表示北进的时机不成熟，坚持右路军掉头南下。叶剑英立即赶往毛泽东的驻地作了汇报。1937年3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讲到，张国焘在电报中说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张国焘的这封电报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因为党内斗争已经超出了军事争论的范畴。

　　当时，红一军团已经北上到了俄界，毛泽东身边只有红三军团。彭德怀对张国焘的野心洞察已久，当张国焘收缴了各军团相互联络的电报密码时，他命令军团机要人员另外编制了一套新的密码，以便与红一军团保持联系。当听说陈昌浩改变了主张时，彭德怀找到了毛泽东，说如果强制红三军团南下，红一军团也就不能北进了，两个军团一同南下，“张国焘就可能仗着优势兵力，采用阴谋手段将中央搞掉”。彭德怀认为红军已处在“危急的时刻”。

　　毛泽东先是亲自找到了陈昌浩，就南下还是北上这个问题，再次征求他的意见。陈昌浩说，既然张总政委命令南下，就南下，这个问题不必要再争论了。毛泽东听罢说：“既然要南进，中央书记处总要开个会。周恩来和王稼祥同志因为生病在三军团，我们去三军团叫他们来开个会吧。”陈昌浩点点头。

　　晚上11点，毛泽东又特地去看望了徐向前。他站在徐向前住处的院子里，问他对北上或是南下的意见。徐向前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听后，让徐向前早点休息，然后告辞了。

　　凌晨，毛泽东一行出发去红三军团。毛泽东此一去，再也没有回来。

　　6、毛泽东当机立断，率领先遣支队北上

　　到达了红三军团的驻地巴西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5位政治局委员立即召开了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巴西会议”。

　　这是千钧一发的关头。

　　如有不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前赴后继所赢得的一切将毁于一旦。

　　巴西会议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由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支队，迅速向红一军团靠拢，之后与红一军团一起向甘南前进。

　　躺在担架上的周恩来想到一旦中央红军离开后，徐向前和陈昌浩也许只有掉头南下了，红四方面军的数万官兵将再次经受草地之苦，于是他向毛泽东建议再给徐向前和陈昌浩发一封电报。

　　是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国焘同志并致徐陈：

　　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如何速复。

　　中央九月九日

　　1935年9月10日，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上，这是一个因危机四伏而紧张混乱的日子。

　　凌晨刮起了大风。

　　叶剑英携带着从机要组组长吕黎平那里要来的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牵着他的黑骡子，率领军委二局等直属单位以“打粮”为名向红三军团的驻地巴西出发了。在以后数十年里，毛泽东多次提到叶剑英的贡献，他曾摸着自己的脑袋说：“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

　　李维汉是中央组织部部长，张闻天交给他的任务是，天亮之前把中央机关的同志全部从班佑带到巴西。李维汉分别通知了凯丰、林伯渠和杨尚昆，让他们分别负责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和红军总政治部的行动。半夜里通知立即出发的时候，很多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凯丰低声说：“不要问，不要打火把，不要出声，都跟我走。”李维汉一直站在路口，一一清点着从他面前走过的各单位的队伍，结果没有发现政府机关的人，于是赶紧跑到政府机关的驻地，发现他们还有大量的辎重需要捆扎。李维汉急了，要求把大东西统统丢掉，必须带走的全部放在马背上。

　　一直追随红军大学行军的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在这个时刻表示：我虽然同中央一直存在分歧，但在张国焘这个问题上，我拥护中央的主张。他对红军大学党总支书记莫文骅说：“中央决定北上，把你身边的人组织好，要密切注意李特，不要让他把队伍带走了！”

　　红军大学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由红四方面军的军事学校和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团联合组成的，政委何畏、教育长李特都是张国焘的追随者。红一方面军干部团在红军大学中叫特科团，团长韦国清，政委宋任穷。干部团中的干部大多是红一方面军的，学员大多是红四方面军的。听说中央要强行北上，宋任穷对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刘少奇表示：“中央要走一定要把特科团带走，否则我们就开小差去追中央。到时候可不要因为我们开小差开除我们的党籍。”

　　7、李特气势汹汹难挡北上步伐

　　红军大学是凌晨3点接到出发命令的，命令由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签发。宋任穷立即集合队伍，阐明了南下和北上的两条路线，说愿意北上的跟我们走，不愿意的就留下。结果红军大学全体人员都表示愿意北上。学员们出发的时候，政委何畏还是跑到了陈昌浩那里，报告了中央红军已经单独出发的消息。陈昌浩十分震惊，他不停地说：“我们没有下命令，他们怎么走了？赶紧把他们叫回来！”陈昌浩派李特率领一队骑兵去追。

　　李特很快就追上了红三军团。毛泽东走在红三军团十团的队伍里。李特质问毛泽东：“总司令没有命令，你们为什么要走？”

　　毛泽东说这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中央认为北上是正确的，希望张国焘认清形势，率领左、右两路军跟进。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进也可以，中央欢迎。希望以革命大局为重，有什么意见，可以随时电商。

　　李特再次转达了陈昌浩的命令，要求部队立即回去。毛泽东说：“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边敌人的力量很强大。再过一次草地，在天全、芦山建立根据地是很困难的。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跟上来。”

　　几乎所有的当事人在后来的回忆中都记述了毛泽东的这段话。

　　如果这些话确是毛泽东当时所说，那么毛泽东的话具有惊人的预见性———红四方面军北上恰好是在一年以后。

　　9月10日深夜过后，得到消息的张国焘发来了电报。林、聂、彭、李(富春)并转恩、洛、博、泽、稼：

　　甲、闻中央有率一、三军单独东进之意，我们真不以为然。

　　乙、一、四方面军已会合，忽又分离，党内无论有何争论，决不应如是。只要能团结一致，我们准备牺牲一切。一、三军刻已前开，如遇障碍仍请开回。不论北进南打，我们总要在一块，单独东进恐被敌击破。急不择言，幸诸领导干部三思而后行之。候复示！朱、张

　　8、战胜“最黑暗的时刻”，凸现一代伟人远见

　　1935年9月10日夜晚，乌云密布，星月无光。从巴西到阿西仅仅20里的路途，由于不允许点火把，在泥潭沼泽和灌木荆棘中，毛泽东和他率领的部队竟然走了6个小时。天亮时，国民党军的飞机来了，部队只好走进了一座大山中。好容易遇到了一个小村庄，红军弄到了很少的一点粮食，毛泽东和官兵们用水调了一点青稞面喝了下去。

　　第二天继续前进，这里距离俄界还有60里的路程。红军走到了包座河边，一边是翻滚着浪花的河水，另一边是高耸的悬崖。走着走着，包座河水突然猛涨，淹没了河边的山路。红军中会游泳的奋力游着，不会的便往悬崖上爬去。

　　毛泽东带头跳进了冰冷的河水中。

　　当他游到了水浅的地方，湿淋淋地站起来时，问身边的警卫员有没有可以充饥的东西。见警卫员没有吭声，毛泽东笑了一下。

　　毛泽东与张国焘北上和南下之争，与其说是军事争论，不如说是意志的对抗。

　　此刻，即使与红一军团会合，中央红军的这支部队也只有不足八千人。红五军团、红九军团，还有朱德、刘伯承，都还在张国焘那里。

　　毛泽东在以后的岁月里提及这段历史时，称之为他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

　　在黑暗中行走的毛泽东强烈地意识到一切需要从头开始。但是毛泽东坚信“我们一定要胜利，我们一定能够胜利”——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对他的革命理想和政治信仰的执著与坚守无人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