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名人—追访陈赓记忆：大将的命运（三）

    可惜在那个动荡年代里，这样的生活，对这一对年轻的革命夫妻来说显得太过短暂。

上海岁月

  　1929年，王根英生下了陈知非，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王璇梅都住在姐姐家，一方面是帮助照看小知非，另一方面，她后来悟道，这也是陈赓出于地下工作的需要，装成一个完整的上海小家庭模式，不会惹人怀疑。

    其实从1928年4月，腿伤未愈的陈赓就到特科负责领导情报工作。对那段时光，王璇梅印象很深的是搬家，“一个地方住几个月、半年，稍有情况就立即搬家”，每次搬家前，陈赓与王根英都先把她和小知非送到娘家，待安顿好后再把他俩接到新家里去。

  　陈赓与王根英的第一个家在辣斐德路一间楼下的厢房里，有一天9岁的王璇梅带着只有2岁多的小知非到街上玩，迎面看见英租界的印度巡捕——上海人称其为“红头阿三”。小知非突然用手指着“红头阿三”说:“你红头阿三的枪，没我爸爸的好。”“你爸爸身上用枪？”“红头阿三”马上警觉地用上海话问，小知非点点头。

    于是印度巡捕就一路跟着两个孩子到了家里。正在家里的王根英听到巡捕问枪的事，愣了一下，急中生智:“有，有枪，是他爸爸在永安公司给他买的玩具枪。”说着便到放知非玩具的木头柜里，取出一把木制长枪。“红头阿三”找不出什么破绽，只好离开。

    王璇梅回忆此事说:“陈赓有一把手枪，每天放在枕头底下。我后来猜测知非肯定见过，说不定还玩过，所以一直觉得爸爸的枪好。”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次陈赓与王璇梅说起此事，“你们闯了祸，自己一点也不知道，满不在乎的，可把你姐姐吓坏了”。没过多久，陈赓又一次搬了家。

  　还有一次，王根英带着妹妹与儿子，坐一辆黄包车经过外滩南京东路路口时，突然被一男一女两个巡捕叫住，女巡捕很仔细地搜查王根英，而王璇梅只顾东张西望地看四边热闹。巡捕搜查未果，抬手放人。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次王璇梅与丈夫陈锡联到陈赓家里做客，陈赓还指着她鼻子说:“你这个小傻瓜，什么也不懂，你二姐把手枪缝在你棉袄背里，你一点也不知道。”王璇梅后来才知道，姐姐经常趁自己睡觉时把文件和材料缝在她的棉袄里，因为巡捕一般不会搜查孩子。

    “有一天，姐夫说带我们去看变戏法，我和姐姐抱着知非坐一辆黄包车，姐夫单独坐一辆，一起到临街的一个小屋里。屋里有个小戏台，里面有不到20个观众，木头椅子可以移动。变戏法的人拿个空盒子，一会儿变出一把糖来，撒给底下的人，我们小孩子都欢天喜地地吃着糖;一会儿他又拿出另一个空盒子，一下子变出一盒蛋糕，我们又高兴地等着他给大家分蛋糕吃，哪知他一提盒子拿走了……”

  　过了很多年，王璇梅才想起当时被忽略的一个细节:当她和小知非兴高采烈而又聚精会神地看变戏法时，台下观众席里并没有陈赓，他一直在后台抽空和那个变戏法的人说话。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她并不知道，台上那个年轻又“长得不错”变戏法的人，其实是当时陈赓的上级、大名鼎鼎的顾顺章。而顾顺章就是不听劝阻，在一次变戏法时被抓的。据说当年陈赓到顾顺章家中，发现此人吸毒，回来便感慨地说:“只要我不死，准会看到顾顺章叛变！”他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一忧虑。中央正考虑将顾调离特科时，顾顺章叛变了。

生离死别

  　1933年3月的一天，陈赓很晚没有回家，王根英焦急万分，她预感到，这一次，陈赓可能被捕了。

    此前，陈赓曾有几次险些被抓的经历。有一次，他在电影院里，与一个认识自己的密探打了个照面，彼此都知道对方身份，但碍于电影院人多，对方不好下手。结果一散场，陈赓马上从人群中溜走，回家还跟岳母笑着说:“有个‘包打听’想抓我，他哪里抓得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