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名人—追访陈赓记忆：大将的命运（五）

重  逢

    直到1946年，陈知非才知道自己的父亲还活着。那年10月，在银行工作的一位地下工作者找到王家，说是受陈赓之托，要把知非送到父亲那里。

    自从陈赓与王根英跟家里失去联系后，陈知非就一直在外婆家生活。他断断续续地上了几年学，为了谋生，擦过皮鞋，当过报童，还到工厂里给日本人当过在办公室与车间之间跑腿传话的“boy”。

    “我后来才知道，陈赓之前已经找了我们好多次了。”王璇梅说，1937年，自己家的房子全都被日本人炸成废墟，他们在附近又搭了一间简单的房子。陈赓此前曾两次派人寻找无果。得知陈赓又有音讯了，王璇梅也要跟着外甥知非一起去见姐夫。

  　坐着新四军一条大木沙船在东海上行了五六天后，两个人在苏北一个小镇上了岸。“一到了解放区，立即有人给我们换上了军装，走在大街上，也有人喊我们同志。”这新景象登时让陈知非感觉很兴奋。

    大约走到山东时，王璇梅终于得知姐姐的消息:王根英早就牺牲了，她顿时哭起来。一路牛车、马车地颠簸了3个月，王璇梅与陈知非终于到达山西阳城。迎接他们的先是傅涯，此前，陈知非与王璇梅还私下嘀咕:如果她对我们不好，我们马上离开。但一见面，傅涯就忙着给他俩炖鸡吃，还帮知非抓衣服上的跳蚤，“见了面之后就再也没有那个想法了”，陈知非微笑着回忆。当时，陈赓还正在前线打仗，傅涯马上写信把见面情况托人告诉了陈赓。

    1946年12月，刚刚打完一场胜仗的陈赓带部队下来，在山西沁源休整。傅涯接信后，马上带着王璇梅与知非及刚刚1岁多的知建，走了100多里路到沁源县郭道村。

    与父亲相见的场景，陈知非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到了郭道已是傍晚，父亲和一大堆人已经到门口接我们了。在上海时，我很羡慕日本武士山田一彦的武士道精神，怕父亲瞧不起我，所以也学着山田的样子，两腿叉开站着，故作很神气的样子。”与父亲分隔这么多年，已经17岁的知非多少有些不自然。陈赓好像看出了知非的小心思，他夸奖知非“有点神气”，然后忍不住感慨道:“看你长得多像根英啊，头发也一样，你妈妈要在该有多高兴……”

    “刚开始我都有点认不出来姐夫，他苍老了许多，打仗太辛苦了！”仔细想起来，王璇梅才发现与陈赓已是13年未见，印象中那个年轻、爱开玩笑的陈赓变成了一个略显沧桑的中年人。

    离休之后，热爱画画的陈知非平时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把那些难忘的场面画下来。这样的画，他已经画了很多幅。其中，与父亲相见的这一幅上，重逢的一家人在画面中心，周围全是高兴地看着一家人团聚的战士们，站满了街道两旁。“当时确实就是这样的，大家都替我们高兴。”起初陈知非并不好意思张口喊傅涯，细心的陈赓敏感地觉察到了这一点，他对知非说:“你还是要喊她‘妈妈’，以后我们是一家人……”

 　 当天晚上，陈赓与知非睡在一个炕上。傅涯带着知建，与王璇梅睡在另一间屋子里。躺下后，陈赓把知非从头到脚摸了一遍又一遍，“比电视剧里演的还亲！”“那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感受父爱。”忆及往事，陈知非神情一下子有些伤感。

  　知非以前听外婆说父亲做了大官，彭德怀给他两汽车的钞票他都不要，所以一见父亲的面，知非就迫不及待地向父亲问起这个问题。原来南昌起义时，陈赓负责保卫起义总指挥部，并曾接管过江西银行，的确把没收的大批钞票用汽车运到总部。陈赓听了哈哈大笑说:“那是一句玩笑话，老太太当真了！”

    第二天起床穿衣时，陈赓看见知非的腰带只是一条布绳子，问道:“你在上海，为什么不买条玻璃皮带？”所谓“玻璃皮带”，就是当时用透明塑料制成的皮带，抗战胜利后由美国大兵传入中国，与“玻璃皮鞋”、“原子笔”成为上海滩的时髦物。“我当时听了特别奇怪，父亲在偏僻的穷山沟里怎么还会知道大上海的事情？”

    那时刚从上海来到解放区的知非，多少还有些旧上海的习气。他既觉得解放区的戏没有上海麒麟童的戏好看，也不愿意告诉父亲自己买不起“玻璃皮带”，只推说自己不习惯。“因为上海人最怕别人说他穷，穷了就会被人瞧不起。”陈知非笑着说，当年日本统治时期，大舅舅家三餐都喝粥，但见人硬说吃的是干饭，“喝粥时关着门，吃干饭时开着门”。

    在陈赓建议下，知非最终到北方大学工程学院就读，而王璇梅则进入北方大学医学院，陈赓一直都关心着这个小妹。他给在医学院上学的王璇梅写信:上学期间不要谈恋爱，“姐夫一说，我就听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