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名人—追访陈赓记忆：大将的命运（六）

   1949年毕业后的王璇梅参加了南下工作团，从长沙经过南京时，她请假回上海看望阔别3年的母亲。临走前一天，王妈妈忙着为璇梅准备路上带的点心时，没想到门口出现了不速之客——陈赓。“我就知道你早晚会来的！”惊喜交加的王妈妈连连喊着陈赓的名字，一边泪水涟涟。这也是王妈妈自陈赓1933年离开上海后第一次见到陈赓，中间整整隔了16年。

    刚刚渡过长江的陈赓住在国际饭店，他特地把王根英的母亲接到国际饭店，请她吃了一顿饭，以前一直觉得只有外国人和上等人才迈得进国际饭店的王妈妈，连说根本没想到。

  　那时，同样来自“二野”、有“两陈”之称的另一员战将陈锡联也渡过长江住进了国际饭店。陈锡联的夫人1948年春天刚病故，留下一个3岁的儿子，陈赓于是想把王璇梅介绍给陈锡联。过了一段时间，陈赓见两人没什么动静，一边催王璇梅，一边又跑去找陈锡联:“人家女孩子家，你不主动怎么行？”逼着让陈锡联主动来找王璇梅。在陈赓热心撮合下，陈锡联与王璇梅进展得很顺利，认识不久便结了婚。

  　以后的岁月里，王璇梅一直喊傅涯“姐”，陈赓还是“姐夫”。陈赓去世前在上海住在丁香花园，把王根英的母亲又接到他住的丁香花园。王璇梅说，没见过多少世面的母亲很是高兴，她还在丁香花园里照了一张相。“姐夫真是个难得的大好人，重情义，他一辈子也没忘记我们……”说起陈赓，王璇梅感慨连连。

    1960年，陈知非的女儿出生，陈赓高兴地逢人便说:我已当了爷爷了，他给小孙女起名“怀申”，大家都明白，怀念上海，其实就是怀念王根英。一年后，陈赓猝然去世。

    “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你会为我掉眼泪吗？”与弟弟、妹妹一起赶到上海的陈知非，一下子想起15年前与父亲相见的第一个晚上，父亲半开玩笑问他的话……

陈赓在中央特科的秘密生涯

    一个斜仰角镜头推上去:手枪指向角落里的叛徒，陈赓身穿黑西装，拉低帽檐，侧面表情冷酷。电视剧里的场景并不完全出于虚构。1929年11月11日晚上23点，陈赓亲自指挥中央特科红队击毙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子弹由前额洞穿后脑，脑浆迸裂而亡”。尽管没有资料显示陈赓是否亲手杀死了白鑫，但这场被上海各大报纸写成“霞飞路暗杀案”的行动，显然是陈赓情报生涯中最震动人心的一幕。历史比戏剧还要精彩。1928年到1931年，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各租界巡捕房、甚至青帮小头目都熟悉的名字“王庸”，从来没有出现在陈赓自己的文字中，更没有留下任何照片。作为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和他的同志们保守了秘密。

    中央特科没有留下大量详实材料的原因也许正在于此:能掌握全局的周恩来、陈赓、潘汉年、康生没有公开任何信息，而普通情报人员当时根本不知道“中央特科”这个名字——他们直属于某位领导，执行某一项任务，对其他情况一无所知。老记者穆欣作为这段历史的最初研究者，早年曾多次采访过陈赓和一些特科工作者，他提供的材料由此成为了解这段历史的基础。

早期特科

 　 1926年9月，陈赓秘密离开黄埔军校，到上海中共中央报到。陈独秀派遣他和顾顺章一起前往苏联“契卡”受训。半年里，他们先在伯力学习侦探、审讯;又到海参崴学习暴动、劫狱及爆破、射击、秘密通讯等专门技术。1927年秋，周恩来向党中央提议成立中央特务科，直接归党中央领导，并借鉴苏联经验，规定“三项任务——打进敌人内部获取情报，筹款，制裁叛徒;一条原则——侦查手段绝不许在党内进行”。

  　初创的中央特科并没有陈赓领导的情报科（二科），它只有两部分:红队，专门负责镇压叛徒;总务科，为党中央办理杂务，比如采买、布置会场、×同志。由顾顺章领导的“打狗队”当时在上海已经有了名气，国民党特务、警宪和租界的包探、巡捕都以为，红队只有4条枪，威力却很大。它的前身是五卅时期的“上海工人纠察队”。美国记者罗伯特·帕克曾写道:“红队由一批熟练的枪手组成，为上海全党的高级干部提供警卫，并负责各类会议的安全;紧盯反共的国民党特务;但最主要目标是实施惩罚，处置那些叛变投敌的共产党员——这为它争得了‘打狗队’的名称。”红队具体工作安排，顾顺章在叛变后，为国民党写的《特务工作制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曾有所描述:“如果C.P.（共产党）今天要在某处开重要会议，就要通知红队到开会的地方看看有没有不保险的地方。他们的保护是利用电气及武器等，万一发生危险，他们立刻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抵抗敌人，一部分保护各要人出去，这是在房内。房外保护，有自行车队员的巡查，还有许多做小生意的，皆负有保护使命。如果有人来破坏而发生危险，就用规定的特别记号按门铃，通知戒备。如他们有时为保护党的安全而杀一个人，方法很多，或在路上，或在敌人家里，因事制宜，没有一定。内部同志自首者，他们便要设法活捉回来审讯，看看有其他阴谋和其他小组织否，然后再杀。……此外，如果C.P.经费缺乏，就要用非常手段，或其他方法来供给党。但不是自私自利，而是为他们的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