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名人—李端棻与京师大学堂(一)

　　李端棻(1833—1907)，贵州贵阳人。1896年时为刑部左侍郎的李端棻向光绪皇帝上了一道《请推广学校折》，首次提出设置“京师大学”的建议。本文作者为其孙。

　　李端棻，字絆园，清道光十三年(1833)九月初十生于贵州贵阳，祖籍湖南衡州清泉县(今衡阳县)。他虽生在贵州，但为官在外，大半生住在北京，只是后半生回到贵州工作。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月十二日在贵阳逝世，享年七十五岁。

　　李端棻于同治元年(1862)应顺天乡试中举，次年会试中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在朝廷中他以直言不讳著称。同治十一年(1872)出任云南学政时，正当云南政局混乱，文教事业每况愈下，他跋山涉水，足迹遍全省，认真考核各地生员，多方促进。不数年，云南的文教大有振兴。

　　光绪十五年(1889)至光绪二十年(1894)，李端棻先后出任山西、广东、云南、四川及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及顺天乡试、会试总裁，对士子们的学业成绩极为关注，并善于选拔人才。此外，他还历任刑部侍郎、仓场总督及礼部尚书等职。

　　中国封建帝王时代的人事制度，千余年来都是以科举取士，清朝更规定科举文章专用八股文，这严重束缚了人的思想，人们的聪明才智难以发挥。李端棻自1863年入翰林院至1896年从事学政三十三年，深知科举制度专重考试、忽视教育的弊害，致使大量少年子弟因得不到就学机会，无由成才，难被任用——他的著作中曾有“帖括词章误此生”的诗句——遂萌生变革之意，而有举办学校之请，这与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所说“变法之本在育才，人才之兴在办学”的观点和主张相一致。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不断侵略中国，而清政府软弱无能，一味屈膝投降，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也一订再订。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败签订《马关条约》后，光绪帝“欲兴庶政而图自强”，降诏征求“通达中外能周济时用之才”。不料时过数月，应者寥寥。究其原因，李端棻认为“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之道未善也”，遂于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二(1896年6月12日)上奏《请推广学校折》。这一奏折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名的纲领性的文件。它表面是讲教育制度，但实际上已触及到封建用人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改革。在这方面梁启超也曾提出：“以科举取士，必然触及人才。故不惟八股当废，即科举亦当全废。”人们知道，学校普及之时，也就是科举废弃之日。许多靠以科举晋升为官的朝臣，担心一旦废了科举，则自身的官职难保，深感恐惧不安，乃多方阻挠办学工作的进行。

　　对此情况，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也早有评述。先是康有为自己捐资创办《万国公报》，后改名《强学报》，由梁启超、李梦华为编撰。同时还在北京开设强学会，以陈炽为会长，梁启超为书记员。该学会所办的事主要有五：一是编辑东西文书籍，二是创刊新报，三是开图书馆，四是设博物仪器院，五是建立政治学校。其开创我国组织协会学会之先河，康有为撰写的《强学会》序曰：“痛述亡国后悲惨之状，以激励人心。”读之者多为之泪下，故热血沸荡，民气赖伸，而守旧之徒恶之。御史杨崇伊上奏劾其私立会党，显干禁例请旨查封。强学会虽被封禁，但自此以后风气渐开。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御史胡孚实奏请解禁，于是将北京强学会改为官书局。

　　自1896年6月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至1898年6月，前后两年之久，拟办的京师大学堂仍在“议行”过程中。对此，光绪帝很不满意，遂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下《定国是诏》重申：“京师大学堂乃各省之倡，应首先普及……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接着，又于当年五月十四日下诏宣布废除八股。五月十七日再次诏谕，敦促加紧开办京师大学堂。梁启超对李端棻的《请推广学校折》评价很高，在他拟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时，就是本着李氏奏折的本意制订了章程八章四十九节八十余条。

　  李端棻在奏折中除请办学堂之外，还建议各省设藏书楼，在所建学堂中设仪器室，在京师设译书馆，并在京师与各省及繁华商埠设大报馆，又建议选派优秀学生出国留学。这可称为“一经五纬”，即以办学堂为经，以其他五项为纬，他认为：“若此则中人之士皆可自励于学，而奇才异能之士，其所成就，益远且大。自十年之后，贤俊盈庭，不可胜用矣。以修内政，何政不举，以雪国耻，何耻不除，上以恢列圣之远忧，下以慑列强之狡诈，道未有急于此者。”此奏折得到光绪帝的采纳，这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不仅于1898年建立了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前身)，接着各省的大学堂、中学堂也纷纷建起来了。

　　自光绪帝下《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百日维新”开始，由于李端棻积极参与变法，屡上奏折，请开学堂，定律例，开懋勤殿议制度，这在当时极端守旧的中央大臣中极为少见。所以梁启超说：“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一人而已。”这一人，指的就是李端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