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邑侨乡(三)

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这些区别，对不同侨乡的华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一，不同国家的华侨社会出现前述不同的男女性别比例，东南亚华侨社会核心家庭多(除了与本族通婚，东南亚的华侨与当地异族女性通婚的情况也比北美洲的五邑籍华侨多)，而北美洲五邑籍华侨社会男女比例长期严重失调，出现以单身汉为主的畸形现象。

第二，由于组成核心家庭更容易，东南亚华侨的迁移心理和迁移行为一般比较稳定，他们更倾向于作长期的发展计划。北美洲的五邑籍华侨这方面的稳定性较弱，迁移心理不稳定，迁移行为比较短期。家乡才是自己最终的归属，只有在家乡才能够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是他们坚定的信念。

这两点告诉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五邑籍华侨最爱国最爱家乡，全球所有的华侨华人都有浓厚的爱国爱乡情结、落叶归根意识。五邑籍海外×之所以与家乡的联系更为紧密，"根"的意识更为牢固，是他们所处国家的政策环境、社会环境，逼迫他们难以在异国他乡与家乡的女青年成亲，或将家人接往侨居地(商人可以)，绝大多数人只能把家安在故乡，把根留在家乡，这自然也就增加了对家乡对亲人更直接更具体更实在的牵挂。

第三，与家乡与亲人更直接更具体更实在的联系，又决定五邑籍华侨将他们积攒的血汗钱尽可能多地汇回家乡，或资补家用，维持家庭的发展，"吾台(按：台山)男界，出洋者众，妇女在家……，惟日盼夫婿汇款，以供家用"；或为自己将来回乡，养老告终创造条件。而潮汕、客家、泉州等侨乡在东南亚的华侨有一些人已经将自己的家庭安在了当地，家乡留下的是年迈的双亲，他们首先要维持的是自己的家庭，其次才是家乡的父老，因此不可能像五邑籍华侨那样将自己积累的血汗钱大部分汇回国内。这是五邑侨乡的侨汇多于其它侨乡的主要原因。

3.不同经济发展条件对五邑海外×的影响

司法、政治方面的权利被剥夺，五邑籍华侨必然遭受到经济上的迫害和歧视。

首先，占有生产资源和经济负担不平等。五邑籍华侨去北美洲的第一个高潮是由美国加州发现金矿引起的，但是一开始在矿坑、矿井的占有上就受到歧视，他们只能在白人已经采过认为无利可图的废旧坑穴里淘金，如果华侨们淘得的数量超过一定限量，白人就会来加以驱赶。加州政府还对华侨课以歧视性的"外国矿工税"，华侨矿工每人每月要缴纳4美元。在1850-1870年的20年间，加州政府共收取了509万美元的外国矿工税，其中华侨缴纳了490万美元，占总数的96.36%。仅此一项就可看到华侨承受的税务负担是多么的不公平。所以，不少华侨离开了矿区，走向铁路工地和农场。19世纪中叶以后，华侨在东南亚不论进入农业还是工矿业，在生产资源的占有上并没有遇到这样的歧视，限制他们的主要是资本和技术。同样是开矿，马来亚是世界上最大的产锡国，1850-1882年华侨几乎包办了当地的锡矿业，到1925年华侨在马来亚锡矿业中占有56%的产量，后来因资本和技术原因其长期的支配地位才被西方殖民者取代。

其次，在行业准人上受到歧视和限制。继开矿之后，横贯美国东西部的铁路建设和加州农业的发展，形成了五邑籍华侨×美国的第二次和第三次高潮，紧接着全国性的排华运动形成。在长达61年的排华黑暗时期，华侨们难以进入美国资本主义工业体系，有60多种行业禁止他们从事，比如铁工、铜工、纸厂、面粉厂、电线厂等。华侨们只好退入唐人街，以不与白人抢饭碗的洗衣、餐饮、杂货等服务业为其经济支柱。而东南亚的华侨早在19世纪中叶以前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商业资本，到殖民地的自然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资本主义工业、农业、交通、金融业得到发展的19世纪后半叶，一部分华侨的商业资本也开始转向产业。除了金融业被西方殖民统治者垄断外，华侨进入其它行业并没有受到很多限制，华侨商业资本投资的生产领域比较广泛。

第三，美洲的五邑籍华侨与东南亚的潮汕、客家、泉州等其它侨乡的华侨在经济方面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五邑籍华侨以服务业为主，即使有的人进入了轻工业，也是干与白人无争或少争的工作。作为经济支柱的服务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技术要求低，投资小，属劳动密集型行业。这种经济模式与受到歧视和迫害的华侨的心理状态是基本适应的，对于没有长期事业发展打算并不想定居的人来讲，靠自己的体力和最小的投入获得较多的效益，是最合理的行为。五邑籍华侨被迫选择的这条道路，可以使他们发展成为中小业主。东南亚的华侨经济依赖19世纪中叶以前积累的商业资本投向矿业、工业、农业种植园、航运业，发展为产业资本；20世纪前期，一家家华侨银行的创立，华侨的产业资本逐渐向金融资本挺进，从而形成了在世界上很有代表性的华人家族集团，大大提高了华侨的经济地位，他们的投资和经营对所在国家或地区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