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

书法是以文字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门艺术。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虽然出现一些带花纹或刻划记号的陶片，但是并没有在这一基础上形成文字，因为也就没有书法可言。从目前发现的文物（如瓦当、印章等）看，岭南出现书法大概在秦汉之间，由征岭南的将士带入。广州龟冈曾出土大量的“佗宫之瓦”，上面的文字作“缪篆”，被认为是西汉时期的遗物；十多年前出土的南越王墓，发现一些带文字的文物，如赵昧的印章等，从书法的渊源看，显然都是从中原传入。自汉至元，历代均有少量无名氏书法可见，就书法的发展而言，与中原地区从篆书到八分到划隶到正楷的线索完全一致，这种接受影响和模仿的事实自不待言。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岭南有名的书法家可谓凤毛麟角，南宋番禺的李昴英，成就颇为突出。宋代书坛崇尚苏、黄、米粉三家，均以侧笔取势，李昴英却敢于坚持自己的正笔。书评家认为他的书法端劲如柳公权，心正笔正，笔法端严，为岭南书风树立了楷模。

入明以后的书法

进入明代以后，由于岭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全面貌一新发展，书法艺术也像诗文一样开始走向成熟，并形成自己的风格。明清两代的书法家，较有名气的就不下七八十人；他们或专一体，或守一派，共同为岭南书坛的繁荣贡献才智。著名的有：明代的海瑞、陈献章、湛若水、黄佐、黎民表、陈子壮、梁元柱、伍瑞隆、邝露、张家玉、陈陈献章、湛若水、黄佐、黎简、谢兰生、吴荣光、陈澧、李文田、朱次琦、简朝亮、梁鼎芬、康有为、黄节、梁启胡汉民等。而最富有特色又能继往开来的，当推明中叶的陈献章和近代的康有为。

陈献章是岭南最负盛名的理学家和诗人，他的书法在岭南书法史上乃至中国书法史上都有重要地位。元代以来，中原士气消沉，书风萎靡，入明以后仍略有好转。麦华三《岭南书法丛谭》认为，“白沙（世称陈献章为白沙子）先生以茅龙之笔，写苍劲之字，以生涩医甜熟，对枯峭医软弱，世人耳目，为之一新”，“是以白沙震动中原”，“自谓何遽不如汉之概”。陈献章作为一代理学宗师，学生编遍布海内，他的书法作品由学生带至四方当属自然之事，“震动中原”当非虚漫之语之语。由此可见陈氏书法在当时节纠偏正俗的作用。所谓茅龙笔，实为陈氏自制的茅草笔，笔锋可长可短、刚健有力，适合书写大字。这也可以说是陈氏的一大发明和对书坛的一大贡献。现在传世的陈献章书法作品，多数是用茅草笔所写，鉴赏家引为稀室珍品。陈氏还是一位书法艺术的理论家，他在总结自己的书法经验时说：“予书每于动上静，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动也。得志弗惊，厄而不忧，此吾所以保乎静也。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刚而能柔。形立而势奔焉，意足而奇溢焉。”运笔的动静、留放、刚柔和结体的取势、通篇布局的新奇，他以一个理学家独有的思维方式，充满辩证意味地从容来，予书法理论以深刻的内涵。后世的岭南书法家，绝大多数服膺他的理论，追求他的境界，并由此而形成岭南书坛的特有的风格。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维新运动的领袖，也是是书坛上的碑派大师。他的书法是近代岭南书坛的最高成就，不仅在中国影响广，在日本和韩国也很受重视。书论者认为，康有为的书法可分为四个时期，而以民国以后为高，几乎达到随心后欲，挥洒自如，虽不求工却自然而工的境界。他的书法，结体和运笔来自《石门铭》，而神韵是取自《灵碑阴》。他虽然极力推崇汉魏六朝之碑，有“尊碑”之说，但并不拘于一家一派，而是以碑为基础，博采众长，自成一体。如运笔方面，在他之前，碑派均采用“方笔”，而“康体”却将“帖派”书家的老本领“圆笔”纳进来，运帖入碑，开成自己的艺术特点。作于1907年的“蒙难避地美使馆诗轴”，行书点画之中，充满了一种‘张力’，似乎有一种无法遏止的感情和力量，要冲决这千年以来就稳定了的书法躯壳，以求一逞。字形结体的特点正相统一，在点心画之中存在着一种紧缩、膨胀、挣、扩展的意蕴。这应是清未知识分子的意识在书法艺术中的流露。点出了康有为书法的时代文化内涵。他的对联“写得极佳，近代书家中，实列与抗手者”，如“开张天岸马，奇异人中龙”、“昭回望日月，忠义贯虹霓”等，都是传世的佳作，他对书法的研究也堪称精深，著有《广艺舟双楫》，影响深广。陈献章和康有为的书法，体现了岭南文化兼收并蓄、锐意创新的特点，同时还丰富了中国书法史的内涵，这已经远远超出岭南文化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