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清广州南海神庙碑

唐—清 广州 南海神庙碑

位于广州市黄埔区庙头村南海神庙内。南海神庙是封建王朝祀典规定的庙宇之一，历代帝王登基即位、求嗣、祈雨、止疫、平叛，都有祷于南海之神，派遣高官重臣，代祀致祭，每祭必立一碑，日积月累，遂有“岭南碑林”之称。据清崖弼《波罗外纪》记载，计有唐碑1通、宋碑11通、元碑10通、明碑26通、清碑21通，还有历代名人如苏东坡、陈白沙等的诗歌石刻16通。在众多石刻中，其中较著的有唐韩愈《南海神广利王庙碑》、北宋裴丽泽《大宋新修广利王庙之碑》、北宋苏轼《南海浴日亭诗碑》、明王祎《太祖御碑》、明陈献章《浴日亭和东坡诗碑》等。分别叙述如下：

南海神广利王庙碑

高2.47米、宽1.13米。唐元和十五年（820年）十月一日立。使持节袁州诸军事、守袁州刺史韩愈撰；使持节循州诸军事、守循州刺史陈谏书。篆额“南海神广利王庙碑”。保存完整。碑文叙述：元和十二年，诏用前尚书右丞、国子祭酒孔戣为广州刺史。叙戣祀神恭谨，祀后即扩大庙宫，又叙孔戣在广州的德政。日本学者松浦章指出，有关航海技术、航运的“海事”一词，最早见于此碑。

韩愈（768～824年），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人。唐朝文学家、哲学家。其文章气势雄伟，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陈谏是唐代著名书家。清同治《番禺县志·金石略一》辑录此碑全文。

大宋新修广利王庙之碑

高3.72米、宽1.59米。刻于北宋开宝六年（973年）。碑额盘龙，雕刻精细。由裴丽泽“奉敕”撰文，韩溥书。碑文说到自古交趾七郡贡献，由海道沿江达淮，逾洛水到达南河，近70年来因岭南为刘氏窃据，贸易被阻绝，人民受虐待。因此，派潘美讨伐，已把南汉主刘鋹俘虏，释放囚犯，赦免流人。现派中使修复南海神庙，希望获得神佑，“限蛮夷于六服，通七郡以来王。”即在巩固国防的基础上，加强朝贡形成的对外贸易。立此碑时，距宋朝灭南汉统一岭南仅两年，碑文反映了宋朝对海外贸易的重视。碑阴结衔，潘美兼领市舶使；谢处玭以广州通判提举修庙，兼任市舶判官；录事参军林洵美监参。修理神庙的官员都由皇帝特派，这与以往一般由县令、县丞等负责维修的情况比较起来，从侧面反映了宋代对海外贸易的重视。裴丽泽史迹不多见。韩溥是南汉的降官，史称他博学，善笔札。此碑可补《宋史》的缺略，如《潘美传》未提他曾任襄州刺史；《韩溥传》未载他曾知端州军事等。清同治《番禺县志·金石略二》辑录此碑全文。

南海浴日亭诗碑

高1.54米，宽0.84米。为苏东坡诗碑。原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碎，后寻回拼合，据翁方纲所记，清代此碑下半部已略损，故碑之大小约略而言。碑正书5行，第一行为《南海浴日亭》诗题。其余4行各14字，共56字。诗后提小字4行，行书，全文117字，可见114字。清同治《番禺县志·金石二》辑录此诗碑文。

太祖御碑

高3.35米、宽1.69米，明洪武三年（1370年）立。黄宗羲《明文海》载王祎撰。碑文称：五粤四渎，皆是高山广水，它们的神，比受命于天，不是朝廷封号能加上荣耀的，所以一律取消前代封号，只简单称为某某之神，故南海神称南海之神，而取消“广利洪圣昭顺威显王”的封号。王祎，字子充，义乌人，曾任礼部侍郎。此碑是明太祖取消一切封神号的御碑。清同治《番禺县志·金石略三》全文辑录。

浴日亭和东坡韵诗碑

高1.95米，宽0.885米，诗刻一首，56字。署款：“成化乙巳夏四月望后，翰林国史检讨古冈病夫陈献章署”。陈献章（1428—1500年），字公甫，号石斋。新会白沙人。明代广东著名理学家及书法家。清《广东考古辑要·金石一》辑录此诗碑全文。

清 圣祖御制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

俗名平定准葛尔碑，清康熙皇帝御制。原存广州府学宫，现移置南海神庙。楷书阴刻，全文1042字，其中铭文占485字，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立。碑文叙述评定厄鲁特葛尔丹的原因及经过，是康熙皇帝的记功碑。清道光《广东通志·金石略一》全文辑录。

1962年6月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公布南海神庙为文物保护单位。

唐—民国 广州 广州博物馆碑廊石刻

碑廊收集唐至民国碑刻、墓志20多通，较著的有唐《唐故青海军节度掌书记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北宋《重修天庆观记》、元《至圣加号诏碑》、都与广州历史有关联，其中清《重修外江梨园会馆碑记》、清《财神会碑记》、清《浔江洲图》、清《癸酉重修银行会馆碑记》和清《增建祥镇军祠添置祀田碑记》等。

唐故清海军节度掌书记太原王府君墓志铭

1954年5月，在广州越秀山镇海楼后面山坳出土。墓志由卢光济撰文，刻于唐天祐三年（906年）。志文一合，盖呈覆斗方型，志身方形，高0.07米，左下角断裂为4块，拼合后，仅36行“痒□厚”一字不能推知。志文正书，1704字。志文记载，墓主王涣曾是王铎义成节度史的幕僚。《旧唐书》记王铎为“都统”（元帅），《新唐书》则既作“都统”，又作“都都统”（统帅元帅的大元帅），旧史籍对此有所存疑。墓志记载，王铎当时任中书令、义成节度史的同时，还有“都都统”的职衔，从而解决晚唐史上一个存疑的官制问题。

重修天庆观记碑

宋元丰二年（1079年）刻，原立于广州市天庆观（后改称玄妙观，遗址在今广州市海珠北路祝寿巷）内。1963年移至广州博物馆碑廊。碑高1.78米、宽1.20米。碑文记述宋代，三佛齐国（今印度尼西亚）人和中国友好往来，及捐资重修广州天庆观的事迹。可补《宋史·外国传》及《宋会要》等有关中外交往记载的缺略，是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历史物证。清宣统《续修南海县志·金石略一》收录此碑文。

至圣加号诏碑

原置广州路学宫，1963年移至于此。碑高2.42米，宽1.31米，元大德十一年（1370年）刻。碑为元成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的诏旨碑，碑文反映元代封建统治者采用武力镇压人民反抗的同时，又采用尊崇孔子以儒家封建道德“教化”人民。碑文楷书带篆隶，有一定的书法艺术价值。同治《番禺县志·金石略三》全文辑录。

重修外江梨园会馆碑记

外江梨园会馆，始建于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是外省戏班行业工会性质的组织。遗址在今解放中路魁巷内。此碑是乾隆四十五年重修会馆时所刻。1963年移至于此。碑高1.91米，宽0.84米，据碑文所列，当时参加重修会馆的有湖南、江西、安徽等省的10多个戏班，其中安徽就有8个，反映了当时广州与外省文化艺术交流的盛况，以及粤剧受外地剧种影响的源远流长。这些戏班都是由民间戏剧艺人组成。碑文所列的规条中，有“来粤新班，俱要上会入公，如充官班不上会，官班任唱，民戏不准”的规定，反映了当时在戏剧艺术方面，民班与官班之间存在着矛盾。

财神会碑记

原置广州市解放路魁巷广州外江梨园会馆，1963年移置于此。碑高1.05米，宽0.56米，清道光三年（1823年）刻。财神会是该馆外省戏剧艺人捐资设立的福利组织。碑文所列的规条中，有吉凶相助及经济困难者给予回家路费的帮助等规定，体现民间艺人团结互助的精神。

浔冈洲图

清同治十三年（1873年）刻，碑高1.76米，宽0.81米。清代邹伯奇主持绘制。邹伯奇，南海县浔冈洲人，在数学、天文、地理、摄影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研究和贡献。此图是邹氏命其学生用他的绘图法制成并刻石，原置于寻冈洲。1963年移置于此。清代广东著名学者陈澧说：“此图每方格为一里，长短结合，二十四向不差，山川形势无不毕肖，地图至此，精密至极矣。”

癸酉重建银行会馆碑记

清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年）重建银行会馆时刻置于该会馆内（遗址在今珠玑路连珠巷珠玑路小学），1963年移置于此。碑高1.08米，宽0.81米。银行会馆是清代广州金融业的行会组织。据碑文所记，银行会馆始建于清康熙十四年（1575年）。这次重建时，建筑规模扩大不少，出资修建的银号有64家。而据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该会馆《己丑重修银行会馆碑记》所载，当时参加重修会馆的银号只有34家，前后距离94年，参加修建的银号增加近一倍。广州银号业的兴旺，反映了清代广州商品生产和贸易的发展。

增建祥镇军祠添置祀田碑记

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刻置于广州市东郊乌涌祥镇军祠。祠已毁。碑于1963年发现并移置于此。碑高1.51米，宽0.73米。碑文记述了鸦片战争时期湖南镇 筸镇总兵祥福（满族）由湖南率部至广州东郊乌涌一带，抗击英国侵略者的英勇事迹。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二月初五日，当他正准备加强军事部署，构筑防御工事时，英侵略军突然进犯，仓猝之际，全军奋勇抗敌，接连3次击退敌人的进攻，最后祥福及全军壮烈殉国。后建祠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