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唐诗在长安的传播

长安是唐诗传播的中心。这与长安的诗坛中心地位是相关的。这里有两个方面，一是传播的方式，二是传播的范围。就传播的方式讲，长安诗歌传播的方式是最完备齐全、方式多样的，如文士之间的互赠诗篇、乐工的谱写与歌妓的传唱、诗集的刊刻抄写和整理等。唐诗在外地州府的传播方式大体也是以上几种方式，但远不及长安的完备充分。如文士之间互赠诗篇，惟长安的数千名官员、数千名举子之间的互赠规模庞大、流传迅速;又如乐工谱曲与歌妓传唱，无论外地哪一处州府俱无法与长安相比，因为长安聚集着全国最好最多的乐工，最好最多的歌妓。就传播的范围讲，无论长安的诗传到外地 (或者异域)，或者外地的诗传人长安，长安都是辐射而出、辐射而入的中心。其中心地位，可以由诗人的诗名、身价察知。如果一个诗人身处长安，则他的诗名就易为人知，从而名动长安、名动天下，诗人的身价也倍增;相反，一个诗人若不处于长安，其诗名影响所及就受到局限，但他的诗歌一旦传入长安，则其诗句和身价就会发生飞跃的变化。王维和李白是两个明显的例子。王维15岁到长安，因其诗歌为宗室歧王 (玄宗之弟李范)和玉真公主 (玄宗之妹)所赏知，而获取京兆府乡试解头(第一名)，随即于开元九年 (721年)进士及第。李白与王维同龄 (生年俱为武后长安元年，即701年)，但他僻居蜀地，出蜀后长期漫游于江南吴越等地，直到天宝元年 (742年)才被玄宗征召入京。当然，李白的被召入京，也是他的诗名终于大播于长安的结果。当李白入宫时，玄宗说:“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素蓄道义”就是诗名的套话。虽然如此，李白的一朝荣宠，却要比王维晚了二十多个年头了。诗人的诗歌能否得以在长安传播，其意义之大可想而知。
以下具体说说唐诗在长安的传播。
唐时有一段关于御沟流水传诗的记载，故事的男主角一说为顾况，一说为卢渥:
明皇代，以杨妃号国宠盛，宫娥皆颇衰悴，不备掖庭。常书落叶，随御沟水而流。云:“旧宠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题一片叶，将去接流人。”顾况著作闻而和之。既达宸聪，遣出禁内者不少。(况)和诗日:“愁见鸳啼柳絮飞，上阳宫女断肠时。君恩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寄与谁?”
卢渥舍人应举之岁，偶临御沟，见一红叶，命仆搴来，叶上乃有一绝句，置于巾箱，或呈于同志。及宣宗既省宫人，初下诏许从百官司吏，独不许贡举人。涯后亦一任范阳，获其退宫人，睹红叶而吁叹久之，日:当时偶题随流，不谓郎君收藏巾箧。验其书迹，无不讶焉。诗日:“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
故事的真实性姑不论。从现代传播学的观点看，将个人的诗传递给其他人，就可以视为传播，只是御沟流水、红叶题诗，作为传播的载体和途径，较为奇特罢了。
唐时印刷术已经发明使用，但据今人研究，当时的雕板印刷，仅限于佛经、历书等，诗文的刊印要到中晚唐才开始出现。就传播的方式看，唐诗在长安的流布主要赖文士之间的诗歌交往。这种诗歌的交往涉及到文人的各个阶层:上自帝王、贵戚，下及贫寒之士。唐太宗、高宗、武后经常召集文士聚会赋诗，有时他们自己赋诗而令群臣奉和。今所传尚有许敬宗 (太宗时为中书令)撰 《翰林学士集》一种，共收太宗时君臣唱和诗五十一首，分属十三题，参与者除太宗、许敬宗外，于志宁、陆搢、长孙无忌、 遂良、高士廉、岑文本、上官仪、杨师道、刘子翼……都是太宗朝的重臣。又据说“太宗作诗，每使虞世南和，世南死，即灵座焚之”，君视臣为诗友，一至于斯。高宗、武后出幸，每命群官赋诗，武后“游龙门，命群官赋诗，先成者赐锦袍”，遂发生了左史东方虬与宋之问之间争夺锦袍之事。中宗时，“于修文馆置大学士四员，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象四时、八节、十二月”，有李峤、宗楚客、赵彦昭、韦嗣立等二十四人充数满员。凡天子饷会游豫，惟宰相、直学士得，“帝有所感即赋诗，学士皆属和，当时人所钦慕”。玄宗尤其是雅好文词的风流皇帝，”开元帝 (指玄宗)性既豪丽，复工词墨，故于宰相拜上，岳牧出镇，往往亲御宸章，普令和赠，为一时盛事”，“绪论”所引天宝初贺知章告老还乡、玄宗命左相以下百官饯别赋诗，就是一次大规模的诗歌写作活动。其后的德宗、宪宗、文宗、武宗、宣宗，莫不如此，而德宗贞元间赐宴曲江的一次赋诗，差可与之相比:
贞元四年九月，赐宴曲江亭，帝为诗序……因诏曰:“卿等重阳宴会，朕想欢洽，欣慰良多，情发于中，因制诗序，今赐卿等一本，可中书门下简定文词士三五十人应制，同用‘清’字，明日内于延英门进来。”宰臣李泌等虽奉诏简择，难于取舍，由是百寮皆和。上自考其诗，以刘太真及李纾等四人为上等，鲍防、于邵等四人为次等，张蒙、殷亮等二十三人为下等，而李晟、马燧、李泌三宰相之诗，不加考第。
计其人数，当不下千百人。以上这些君臣奉和，既是群体诗歌创作活动，也是诗歌的传播，其范围，起先或限于参与者数十人、百人，因为是皇帝亲自参与，其传播力度大、速度快，很快遍及朝野乃至全国。
帝王与文士如此，贵宦 (诸王、公主、外戚、宰臣)亦复如此。贵宦们好宴集，凡宴集必邀文士参与并赋诗。杨师道(高祖驸马，贞观中为中书令)的安德山池宴集，于志宁 (贞观中为中书侍郎，高宗时为尚书左仆射)的家宅宴集，高正臣(高宗时为卫尉卿)的晦日林亭置酒、晦日重宴、上元夜宴都是当时有名的诗酒宴集。如高正臣晦日林亭置酒，宴中所赋诗今见于《全唐诗》者，尚有二十首。玄宗时宁王 (玄宗兄)、薛王、歧王 (玄宗弟)、玉贞公主等，也有这样的宴集。代宗时，郭子仪 (为太尉、中书令，封汾阳王)子郭暖尚升平公主，喜宴集，钱起、李端、卢纶等“大历十才子”皆是其座上客。这类诗酒宴集又频于帝王之游豫应诏，所为诗题材较为广泛，且每有性情之作，传播的范围相应也较为广泛。
最频繁的诗歌交流在中下层官吏之间和官吏与乡贡举子之间。这些诗歌交往，有时规模极大，如睿宗年间天台道士司马承帧还山，中书舍人李适赠诗，“其词甚美，当时朝廷之士无不属合，凡三百余人”。文人小集团 (交游密切者，政治观点接近或创作风气相近者)之间，规模虽小而诗歌交往几乎无处无时不有，任何一件事，都可能引动数首诗的写作及相应的传播。如王维营别业于辋川，有 《辋川集》二十首，诗人裴迪一一和之;李绅为《新题乐府二十首》，元稹和其十五首，复引出白居易规模更大的《新乐府五十首》的写作;裴度 (时为司空)赠张籍马，张籍有《谢裴司空赠马诗》，裴度因张籍之谢而有《答张籍》诗，二诗传开，韩愈又有《贺张十八秘书得裴司空马》诗。如此牵延不断，诗歌的传播借此得以展开。姑以张籍为例。张籍自贞元十五年 (799年)中进士，大半生活动在长安，为官卑且微。据今人统计，张籍诗作中赠、送、寄、呈、答……其他诗人的诗约在二百四十首左右，其他诗人赠、送、寄、呈、答……张籍的诗约在七十首左右，诗歌往来、传播，总数在三百首以上。以张籍类推，可以推知长安范围内诗歌的交往、传播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数字。
更重要的传播还在于:不断地有官员和应举士人来到长安，他们必然带来自己的或他人的诗篇 (李白的作品就是通过这种渠道进人长安而为天子所知)，又不断地有官员文士离开长安，他们也必然将流传于长安的诗歌带到全国各地。诗歌传播的空间因此而变得非常辽阔。今传的“唐人选唐诗”经整理约有十数种，其中许敬宗编《翰林学士集》、崔融编《珠英学士集》、李康成编《玉台后集》、芮挺章编《国秀集》、令狐楚编《御览诗》、姚合编《极玄集》、韦庄编《又玄集》数种，都编成于长安，因为编者多系朝廷官员，如许敬宗太宗时为中书令，崔融武后时为凤阁舍人，令狐楚自署 “翰林学士朝议郎守中书舍人”，姚合自署“谏议大夫”，韦庄书编成于他仕于长安、入蜀之前，惟 《国秀集》编者芮挺章为国子监生，也在长安。韦彀《才调集》编成于他仕于后蜀时，在成都，殷璠《河岳英灵集》、高仲武 《中兴间气集》二种编者生平不详，编辑之地却可以肯定不在长安。编辑于长安的书，说明长安为唐诗流行和传播的中心，无论朝廷官员或国子监生，皆可以据个人所得或耳闻目睹搜集抄撮而成。《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二种虽非编于长安，但此二集俱立足于全国，所选诗大多是当时活跃于长安诗坛的诗人的作品，带有某种“精选”眼光，不带地域性，也不限于编者个人的交游，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唐诗先广泛流播于长安、再由长安流播于外地。殷璠在 《河岳英灵集叙》中说:“璠不揆，窃尝好事，愿删略群才，赞圣朝之美。爱因退迹，得遂宿心。”他曾在润州 (今江苏镇江)任“文学”（州佐官），“退迹”之后，能很容易地在润州获取自长安流播到本地的诗歌。晚唐诗人韦庄有长篇叙事诗《秦妇吟》，写黄巢农民军入长安后种种情况，篇幅为唐诗之冠（238句，1666字)。但此诗自北宋时即湮没无闻，百到近世敦煌石室发现才重见天光。令人惊诧的是，敦煌石室中竟有《秦妇吟》九个写本，多数写本末署年月，其中一个署“天复五年 (905年)十二月十五日”，距韦庄 《秦妇吟》之作，仅仅二十五年而已！唐末时敦煌，已非昔日商贾云集、行李往来景象，即此可知唐诗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
前引元镇 《白氏长庆集叙》中说:“予始与乐天同校秘书之后，多以诗章相酬答……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妄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这一段话既是说唐诗广泛的社会化，也是在说唐诗的传播。传播的方式有“口道”，有“题壁”，有 “缮写、模勒、衒卖”。众口相诵，最为习见，不赘述。“题壁”则是唐诗借以流传很常见、很新颖的方式。今人有将“题壁诗”作专题予以深入研究者，如台湾罗宗涛有 《唐人题壁诗初探》一文。罗文说:“题壁诗为一种发表的方式，传播的手段……有公开发表、使其流传的意图。”题诗于壁，有诗人自题者，为“公开发表”，有他人代题者，是“使其流传”。题壁不限于题于墙壁，据罗文统计，“除题于墙壁之外，包括题于石壁、石上、雪地、门、户、扉、窗、轩、楹、柱、梁、屏风、诗板、榜子”，皆可视为“题壁”;“题诗的处所遍及宫、省、院、台、府、郡、县、驿、馆、寺、观、关、城、自宅、亲友宅、陌生人宅、塔坟”，几乎无处不可以题。值得注意的是 “诗板”题诗。诗板为木制，修整光洁，是寺观驿亭酒店专为诗人题诗所制，为唐宋时常见 (宋时称为“诗卿”)。唐人书写的诗板，常常会得到妥善保存，有的竟保存到宋代。以上墙壁、石壁、门、扉、楹、柱、梁等，能够成为诗歌传播的“载体”，全在于我国特有的书写工具——毛笔和墨，可以说，以“题壁”的方式传播诗歌，是具有我国文化特色的。复据罗文统计，寒山 (唐诗僧)题壁诗有三百多首，白居易有四十多首，元稹约十二首，贯休(诗僧)约九首……这些皆是诗人自题。至于他人代诗人题壁(将自己喜爱的诗人的诗题于壁上)，则更多了，如元稹《叙》中所说，他和白居易的诗，“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传播量之大可知。也不要忽视了这一类“代诗人题壁”诗的价值，如被誉为“百代词曲之祖”的李白的两首词:《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和《忆秦娥》（“萧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就是北宋人魏泰在鼎州沧水驿楼上发现的。
元稹 《叙》中所说的“模勒”就是刻印，说明至中晚唐时刻印时人的诗集已渐成气候。受印刷术工艺 (包括纸张)的限制，唐诗的“模勒”可能规模小、数量少，也不够普及。在唐时长安，诗集或诗篇恐仍以"缮写"即抄写为主。有专门从事手抄诗文、书籍出售以为职业者，当时呼为“笔生”。也有好事之徒，但获某人之诗，抄写数纸，即行“衒卖”，或持去换酒、茶喝，如同有价值的货币。乡贡举子入京之前和入京之后，也要手抄个人所作诗文，向长安官员或文坛先辈“行卷”(呈递诗文)。崔立之，博陵 (故址在今河北蠡县南)人，应进士试时“曾从关外来上都，随身卷轴车连轸”，携带大量装裱妥当的诗文以备行卷。进士考罢，无论中与不中，旧的诗文卷子就往往弃置不用，也有被人取走出售于街市的。宪宗元和时，李播任蕲州刺史，有一秀才携诗卷谒他，正是李播当年未第时的“行卷”，李播问他于何处所得，答曰“顷于京师书肆百钱得此”。秀才行卷本身即是诗文的传播，行卷被售于书肆，传播的范围无形中也扩大了。
乐工谱曲、歌妓传唱也是唐诗在长安流行传播的重要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被谱曲、传唱的唐诗，犹如先秦的《诗经》和汉代的乐府诗，所不同者，在于诗歌的文字创作在先，而乐工谱曲、歌妓传唱在后。研究者称此种曾被演唱的唐诗为“声诗”。据任半塘 《唐声诗》统计，“唐诗及唐代民间齐言(诗)中确实曾歌唱、或有歌唱之可能者约二千首”，“其中所用之曲调百余名”。唐朝廷自高祖武德时宫中即设教坊，玄宗开元三年 (715年)又置左右教坊，天宝时复置梨园，这些都是宫廷官方或半官方的音乐、舞蹈演出机构。以长安之大，又有杂处于各种娱乐场所 (如歌楼酒肆)的职业性乐工歌妓，再加上官吏私蓄的歌妓，形成了为数甚巨的音乐歌舞演出队伍。唐时无采诗制度，但这些官、私的音乐人员常以其艺术感觉，搜集当时诗人所创作的诗歌 (其形式以五、七言绝句为主)，谱以曲调，加以“改制”，使之适应乐曲的需要，然后再演唱出来。愈是有名的诗人，他的诗歌愈是乐工捕获的对象。如王维《送元二使安西》原为送别之诗，被乐工谱曲为《渭城曲》后，凡长安送别皆歌此曲，传唱百年不衰;李益每作一首，为教坊乐人以贿 (钱物)取之，唱为供奉歌辞;长安著名歌妓刘采春所唱百余首歌，“皆当代才子所作”。这样的例子很多，以下有关章节也将再予论列，此不赘。须知唐诗一旦经音乐“包装”之后，其传播的速度将更快，传播的范围、或曰接受的人将更广泛。杜牧尝说:“诗者，可以歌，可以流于竹，鼓于丝，妇人小儿，皆欲讽诵。国俗厚薄，扇之于诗，如风之疾速。”唐时有《河满子》之曲(河一作何)，传说为开元时沧州歌者临刑时所献。晚唐诗人张祜以《何满子》为题作的歌辞，为六宫所盛唱，号为“断肠声”。王维 《渭城曲》因其声音之曼妙，不但成为离席祖筵必唱之曲，即寻常百姓也喜欢唱它以抒情解闷，《刘宾客嘉话》载长安有饼师，“贫时日讴歌而当垆，兴 (起床)甚早。”后得人相助，不复再操旧业，说:“本流既大，心计转粗，不暇唱《渭城》矣!”唐诗经谱曲传唱，就如同插上翅膀，传入宫廷，传入寻常百姓之家;音乐借助诗歌乃得以唱，诗歌借助音乐广为传播。凡大都市，都有一支为数不少的官私乐妓，如洛阳、扬州、杭州等，但仍以长安的乐妓阵容最大，演唱也最精良。
唐诗就是这样通过种种传播渠道传播，以至流向异域海外。白居易说元稹诗“自六宫两都至南蛮东夷，皆写传之，每一章一句出，无胫而走，疾于珠玉。”元稹亦谓白居易诗“鸡林 (唐时新罗国别称，即今韩国)贾人求市颇切，自云本国宰相以百金换一篇，其甚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岑参诗也为“戎夷蛮貊，莫不讽诵吟习”。孟郊自言其诗“诗随过海船”，到了日本。尤其是白居易的诗，因为浅直易晓，流播域外最广，至于“虏中”(中原以外的少数民族地区)有诗云:“乐天诗集是吾师。”唐以其繁荣的经济、强大的国力以及独步海内外的诗歌艺术，吸引了许多来华学习的“遣唐使”。仅以日本为例，有唐一代，其遣唐使团达十三次之多，每次少则二三百人，多则五六百人。另有非官派自行入唐者，其人数亦复不少。这些遣唐使，固非为专习中国诗歌艺术而来，但他们在入唐求“法”的同时，习染中国诗歌技能、并将大量诗歌带回本土则是必然的。日本×圆仁至唐求法将近十年，返日时，携回其在长安等处得到的佛教经论、章疏、传记、诗文集近六百部，其中包括《开元诗格》一卷、《祝无膺诗集》一卷、《杭越唱合诗集》一卷、《杜员外集》二卷、《百家诗集》六卷、《王昌龄诗集》二卷、《朱书诗》一卷等。日本×空海归国后据他在中国的学习及所携中国诗文撰成文论巨著《文镜秘府论》，则更是尽人皆知的。日、韩遣唐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能娴熟掌握中国传统诗文技巧，诗和骄文都写得很好，如日本人晁衡 (阿倍仲麻吕)、新罗人崔致远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代文化覆盖了差不多整个古代东方。其所以如此，有赖于文化的传播，而长安，则是这传播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