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丰富的长安“诗材”

长安有丰富无比的“诗材”，足以引发诗人们无尽的创作兴致。这里是李唐天子“君临天下”之地，举凡一国之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头等要事”，均发生在这里。以几首纪录战争的诗为例。“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云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这是杨炯目睹唐大军西出长安征讨吐蕃时的场面。高宗咸亨元年(670年)，吐蕃寇陷白州等一十八州，又与于阗合众袭龟兹拨换城，陷之。唐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领兵五万以击吐蕃，杨炯时待制弘文馆，诗即写于此时。“平生白云意，疲尔愧为雄。君王谬殊宠，旌节从此戎。引绳当系虏，单马岂邀功？”这是陈子昂武后万岁通天二年（696年)随建安郡王武攸宜大军北征契丹、东出长安时的情景。“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这是高适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忆及此前御史大夫张守率军征讨奚部落出发时的情景。“车磷磷，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这是诗人杜甫看到的天宝十载(751年)唐军讨南诏蛮、大军溃败而“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时抽丁拉夫、生离死别的场面。安史之乱中，长安沦陷，唐官军为收复京城，与安史叛军在长安北、咸阳东一带进行了数次惨烈的争夺战，“孟冬十月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夷歌饮都市。”这是杜甫笔下唐军大败于陈陶斜(又名陈陶泽)的情况。“我军青坂在东门，天寒饮马太白窟。黄头奚儿日向西，数骑弯弓敢驰突。山雪河冰晚萧瑟，青是烽烟白是骨。”这是杜甫笔下唐军大败于青坂的情景。“桐柏水西贼星落，枭雏夜飞林木恶。相国刻日波涛清，当朝自请东南征。舍人为宾侍郎副，晓觉蓬莱欠佩声。玉阶舞蹈谢旌节，生死向前山可穴。同时赐马并赐衣，御楼看带弓刀发。马前猛士三百人，金书左右红旗新……男儿生死在手里，营门老将皆忧死。”这是王建笔下元和十二年(817年)八月宰相裴度率军征讨淮西叛将吴元济东出长安时的情景。在唐诗中，有关唐军出发作战的纪实诗中，王建此首应是纪录场面最真实、细节最真切的一首。淮西吴元济(时自称彰义军节度使留后)是当时不服从朝廷节制的少数藩镇中最凶残不驯者，唐宪宗决意用兵淮西，然而师老无功，朝臣中也有主张姑息忍让者。宰相裴度是坚决的主战派，自请督师，于是宪宗亲往通化门(长安东门)送行。“同时赐马并赐衣，御楼看带弓刀发”就是王建目睹的君臣告别的场面。诗中的“舍人”指大文学家韩愈，前此曾任中书舍人，被裴度引为行军司马(节度使、副使之下最重要的行政官员)，“侍郎”指刑部侍郎马总，时为节度副使。诗中“男儿生杀在手里，营门老将皆忧死”二句，记录了大军出发时的一个插曲。当时有右神武将军张茂和者，平素自诩胆略过人，所以裴度引他为都押牙(掌节度使衙内警卫)，但在大军出发之际，张茂和却辞以疾病不与同行，裴度一怒之下请斩茂和示众，由宪宗说情才得以免死。“城上旭日照阑干，城下降戎彩仗攒。九陌尘埃千骑合，万方臣妄一声欢。楼台乍仰中天易，衣服初回左袵难。清水莫教波浪浊，从今赤岭属长安。”这是薛逢目睹宣宗大中三年(849年)河湟收复、长安万民欢腾场面写的一首纪实诗。河湟地区指湟水流域及湟水人黄河一段地带，约有今青海东部到甘肃中、西部。自安史乱后，包括河湟在内的河西陇右之地渐为吐蕃所占据，自代宗到宪宗，皆有意收复而未能实现，直到宣宗大中三年才告收复。诗中的“冠带降戎”，指着汉族衣冠的河湟居民。《资治通鉴》载:“八月……河陇老幼千余人诣阙，已丑，上御延喜门见之，欢呼舞跃，解胡服，袭冠带，观者皆呼万岁。”河湟及陇右之地，沦陷吐蕃已近百年，当地汉人着“胡服”已将近三四代了。老幼河湟人千余，是到长安来观光的罢?在长安“解胡服，袭冠带”是他们预定的一个仪式罢?总之，他们当着皇帝面脱胡服着汉族衣冠，其场面委实是感人的。当时咏歌此事的诗人很多，如杜牧、罗邺、张乔俱有以《河湟》为题的诗。
以上是几首有关战争的诗。因为京城长安似乎应与战争距离较远一点，所以叙述格外地详了一些。其实，发生在长安的“国家大事”可谓多多。例如皇帝的一些活动:祭祀(郊祭、祭社稷、祭宗庙、祭百神等)、宴会(设宴、敕赐)、降诞、出巡、巡幸、封禅，朝廷举行的献俘、祝捷、归降以及会见外国使节、帝王的婚姻、死葬以及重要大臣的死葬等，都是牵动满朝文武官员甚至全城的大事，参与或与闻其事者，都免不了有诗。例如高宗永隆二年(681年)七月，太子英王哲纳妃、太平公主出降(下嫁)薛绍，高宗李治有诗，群臣率皆奉和，今《全唐诗》存者尚有郭正一、刘祎之、元万顷等人《奉和太子纳妃太平公主出降》同题诗九首。中宗景龙四年(710年)正月，吐蕃遣使纳贡并请婚，中宗以雍王守礼之女为金城公主妻之。二月一日，公主行，中宗亲送至马嵬，命学士赋诗以饯，今《全唐诗》存者尚有李峰、徐坚、李适、张说等人《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同题诗十八首。
长安城里生活和居留着数千名官员。朝廷里每日举行的早朝、重要的规模更大的朝会，退朝之后官员们各自在所属衙门里的入直、宿直，他们的除授、迁擢、罢免，文武要员们的奉使、和蕃、赴任、还镇，一般官员们的休沐、请告(因病请假)、致仕还乡、丁忧返里……以及他们之间的应酬、交往等，成为长安诗歌创作最寻常的诗材。与官员们的优游官场不同，数千名来自天南地北的乡贡举子们则在紧张、焦虑、失望或大喜过望中度过他们在长安的岁月。举子们与朝廷官员们、文坛宿老们之间还有着种种交叉性的交往。举子们四处干谒、求人举荐，行卷、温卷，有时不免于卑气屈词，“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朝廷官员们或文坛宿老们，则接受行卷，乐于奖拔后进，四处说项，有时也难免有人倨傲怠慢，拒人千里。一日春榜公布，及第后的喜悦，杏林赐宴、雁塔题名的恩宠，或者是落第时的失意愁苫和人情冷暖，交织成人间最具真情的悲喜交响曲。这同样成为长安诗歌创作的习见诗材。
长安是周、秦、汉、隋的故都所在，历史遗留下来的故迹随处可见，足以引发长安诗人的嗟叹咏歌。而唐代的首都长安，真正是“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真正是“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才尊”。秦川的风物之美，四塞之固，山川的雄伟壮丽;长安的城阙宫殿、楼台亭阁、池苑林园、佛寺×;长安的街市、酒肆、人物、习俗;长安的音乐、舞蹈、技艺，这一切都是诗人们无尽的诗材。晚年的杜甫居无定所，当他漂泊在夔州(今重庆奉节)时，写《秋兴八首》，诗中反复抒写的就是他对长安绵绵无绝期的怀念。在《秋兴八首》里，杜甫满怀眷恋地回忆了终南山、蓬莱宫(即大明宫)、曲江、芙蓉苑、花萼楼、昆明池、渼陂、昆吾、御宿……这些地方都是他当年频动诗兴之处。
长安的四时景色以及与四时相配的节令、民俗，也是诗人们咏歌不尽的诗材。诗人们大量的长安四时诗及节令民俗诗，本书将在以下各章节予以叙述引列。不过，《全唐诗》中所收《忆长安》同题诗一组，却值得一提。《忆长安》同题诗作者共十一人，是:谢良辅、鲍防、杜奕、严维、丘丹、郑概、陈元初、吕渭、范灯、刘蕃，都是天宝至贞元间人。其中鲍、严、丘三人今存诗较多，其他八位存诗俱在四五首以下。“严维”名下《忆长安》题下小注说:“共十二咏，丘丹等同赋。”因不足十二人之数，故谢良辅分咏正月和十二月。同是这群诗人，名下又有《状江南》同题五绝一首(谢良辅仍为两首)，分咏江南春夏秋冬四季，每季再分为季、仲、孟，合共也是十二首。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同题写作。这说明在他们看来，就全国范围而言，长安的十二个月是值得回忆的，与之相比侔的，便是江南的四季也值得"状"。固定的句式和篇幅，使《忆长安》类似于词，或者与当时流行的某一曲调有关。白居易有《忆江南》词三首，作者自注:“此曲亦名《谢秋娘》。”可惜《忆长安》的曲调没有流传开去，所以此后便无同题之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