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诗人荟萃之地，诗坛风源之始

长安是全国文士最集中的地方。首先，长安有数量众多的官员。据《新唐书·百官志》、《唐六典》统计，唐中央机构(三省、御史台、九寺、五监、秘书省、殿中省、内侍省及东宫)有流内(九品以上官员称流内)文职官员一千五百余人，京兆府及所属长安、万年二县的流内官约有六十人。流外(九品以下官员称流外)文职官员更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如尚书省流内官一百七十人左右，流外官则达到一千二百余人;御史台流内官不到四十人，流外官则二百余人。此外，诸卫诸军 (十六卫与十率府、六军与神策军)中也不乏文士，如著名诗人岑参曾任右内率府兵曹参军，杜甫曾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其次，在长安国子监中就读的学生数量也很大。据《新唐书·选举志》，国子监六学及广文馆生徒定额五百余人，京兆府学及长安、万年二县县学亦有生徒近二百人。第三，每年有大批的应试举子从全国各地进入长安。《唐摭言》谓进士科“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事实上八九百人是人数最少时的下限，如韩愈《论今年权停选举状》说乡贡举子“不过五七千人”，也仅是常年平均的数字，亦非人数最多时的极限。第四，每年由外地赴京参加吏部流内文官铨选的“选人”亦在千万之数。按唐代前期曾规定，距京师五百里以内参加铨选的外地官员十月上旬集于京城，五百里以外一千里以内的十月中旬集于京城，一千里以外的十月下旬集于京城，每年冬季外地官员集于京城者，动以万计;安史乱后曾一度改为每三年铨选一次，入京的“选人”稍少，亦在数千之数。“选人”入京，并非匆匆来去，往往有留滞长安数年，始能通过铨选谋一职位。此外，长安还有不少由府州赴京出差办事的官员，入京观光、寻求入仕门径的士人等等。据以上统计，相对稳定、常年留居于长安的文士不少于二三万人之数。这该是一个多么庞大的诗人队伍!
如上所述，唐代上自三省六部下至州县官员，皆为文士，皆能写诗，因为他们十有八九是经过应举考试后才进入仕途的。个别不经考试入仕、靠父祖辈之勋“荫补”为官的，例皆能诗，因为这些人出身高门，均有良好的教育。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所有的唐代诗人都到过长安，都在长安或久或暂地居留过;反过来也可以说，凡是到过长安的诗人，都有与长安相关的诗。通检《全唐诗》中存诗一卷以上蕴与长安相关的诗，存诗不足一卷的诗人，也往往有长安诗。天宝末人谢良辅，存诗四首，有两首有关长安的诗；郑概、范灯、樊珣、刘蕃各存诗两首，俱有一首长安诗; 杜奕、陈元初各存诗一首，即长安诗。要在唐诗人中找出一位与长安无关的诗人，反倒是很困难的。长安在诸多方面与唐代人士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从士人行踪上说，长安是他们必至之地;从士人政治理想上说，长安是他们政治的归宿，是他们的一种追求，如果离开长安 (无论是落第返乡，还是出任州县外地之职)，则不免生政治失落或天涯沦落之感;从诗歌创作上说，长安是诗歌更加社会化、生活化的地方，这里的山川林苑、城阙宫殿，给他们提供了无比丰富的诗材。
在如此庞大的诗人群体中，除去流动性比较大的文士 (乡贡进士、铨选官吏等)和未曾入仕、创作影响较微的国子监生徒外，长安的主要诗人群是在朝廷担任官职的官员们，尤其是那些本身就担任“文章之事”的官员们，如中书舍人、给事中、翰林学士、国子监博士及秘书省校书郎的官员们，他们的诗歌创作及文学活动常能施重要影响于长安诗歌创作的风向、时尚，进而对全国的诗歌创作产生巨大的导向作用。如魏征，太宗贞观年间官至侍中，魏征本是治世能臣，并不以文词见长，但偶有作，却气势雄伟，骨力遒劲。他曾主持《隋书》的编撰，《隋书·文学传序》即出自其手。《序》中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贵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胜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主张南北文风融合，一向被文学史家认为是革除唐初宫廷诗绮靡无力之弊的纲领性文件，其导夫先路的作用也为以后的初、盛唐诗歌发展所证实。又如初唐杰出诗人陈子昂，武后时曾任右拾遗。陈子昂对沿袭六朝余波的初唐诗风极为不满，遂在《修竹篇序》中借东方虬《咏孤桐篇》之作，发抒他的文学见解，说:”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祥，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陈子昂对风骨、兴寄的倡导，对唐诗的健康发展再一次起到良好的导向作用，并得到当时 (如卢藏用)和后世许多诗人 (如李白、杜甫、萧颖士、独孤及、韩愈等)的称赞。自陈子昂以后，到唐代宗宝应初年 (762年)，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说:“卢黄门 (卢藏用)云:陈拾遗横制颓波，天下质文翕然一变;至今朝诗体，尚有梁陈宫掖之风，至公(李白)大变，扫地并尽。”李白正是在陈子昂感召下进行创作的，并最终完成了陈子昂诗歌革新的使命。明高棅说:”(子昂)继往开来，中流砥柱，上遏贞观之微波，下决开元之正派。” 唐韩愈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足见其理论倡导影响之大。
长安诗坛的理论倡导居风源之始，诗歌创作风气尤是如此。某一种诗风，一经作为中央诗坛的长安诗人发动，便会引起天下云合响应的效果;具体的某种诗歌审美趋向，在长安一有启动，也会牵动、影响乃至决定全国诗歌创作的动向。上官仪，太宗贞观中为秘书郎，高宗时为秘书少监，是初唐重要诗人。上官仪诗风形式华丽，他总结六朝以来声律对偶之法，创“六对”、“八对”之法，绚媚婉错，为时所尚，时人谓为“上官体”。其孙女上官婉儿，武则天及中宗时，居宫中专掌诏命，代朝廷品评文士诗文，其褒贬抑扬，亦施相当影响于长安诗风。张说，是武后至玄宗朝有名的文人，开元间身居相位，封燕国公，为海内文宗。诗人王湾作《江南意》(一题作《次北固山下》)，中一联云“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张说手题于政事堂，“每示能文，令为楷式”。“海日生残夜”二句，气象阔大，春意盎然，经天下文宗张说手题，影响全国诗坛风习，其煽动之力可知。《唐国史补》:“元和以后……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 元和年间，张籍先为太常博士，后为水部员外郎;孟郊虽已去官，但一直活跃于长安诗坛;白居易为左拾遗兼翰林学士，元稹为监察御史。他们的诗风，先影响于长安，再进而影响到全国。尤其是白居易的诗，风靡全国，《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 (白居易自谓)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 荆州城中有“街子葛清，勇不肤挠，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背上亦能暗记。” 诗歌风会所及，多依赖于长安诗坛中心的地位。
此处尤要提到长安诗人在推行近体诗方面独有的贡献。
五律的定型，与初唐众多诗人在声律方面积极探索分不开，这些诗人是苏味道、李峤、杜审言、崔 、阎朝隐、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及沈 期、宋之问等。这些人多数时间皆仕于长安，其中沈、宋二人作为宫廷文学近侍，是五律的最后完成者，贡献最大。五律一旦定型，很快推广到全国，成为唐代科举考试官方规定的诗体，也成为唐诗诸体中创作量最大的诗歌体裁。这些诗人是如何使五律定型的，详情已不得知，但我们可以推想而知:确定一种新诗体，惟处于诗坛中心的长安诗人所能为，虽在长安而其人未居朝廷重要文士地位的一般官员也不能为。沈、宋都是高宗、武后时著名文士，都参与修撰官方大型类书《三教珠英》。
又如七律。七律之作，也始于初唐高宗、武后之际，试手者有杜审言、韦元旦、宗楚客、李峤、沈 期、宋之问等，阵营大体与创作五律的诗人群相同。七律为五言八句五律的变化和扩张，也是这一群长安宫廷诗人在探索五律声律时的摸索和尝试。从高宗、武后到中宗、睿宗，前后六十余年，“作七律诗者五十余人，七律一百余首”，平均每人仅二首。同为五、七律作手，李峤五律多达一百六十余首而七律仅三首，沈佺期五律六十余首而七律十六首，宋之问五律八十余首而七律三首。从中可以看出一个消息，即沈、宋写七律，是偶一试手，态度上远没有创作五律那样认真，也没有推而广之使其大行长安进而大行天下的热情。或者说，沈、宋等人对五律的启动是成功的，对七律的启动则不甚成功。这可以由玄宗开元、天宝时期诗人们的创作得到证明。殷 《河岳英灵集》选盛唐二十四家诗二百三十余首，其体包括五、七古、五律和五、七绝，独无七律。就盛唐诸名家而言，孟浩然有四首七律，但其中三首为宋本孟集所无，另一首与晚唐诗人崔涂重出，严格地说，孟浩然一首七律也无。李白一生，七律仅八首。王维、杜甫、王昌龄、高适、岑参等，开元、天宝时期，七律一体多则三五首，少则一首也无。但事情后来起了变化，七律一体由几个长安诗人再一次启动，这一次启动却大获成功了。
时在唐肃宗乾元元年 (758年)春。诗人贾至有七律 《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之作:
银烛熏天紫陌长，紫禁春色晓苍苍。千条弱柳垂青琐，百啭流鸳绕建章。剑佩声随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炉香。共沐恩波凤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
当时安史之乱尚未平复，但因两京收复，玄宗与肃宗返回长安;复因百官早朝大明宫，所以贾至有一种百废将兴、国运否极泰来之感，于是写此诗呈“两省僚友”王维、杜甫、岑参。时贾至为中书舍人，为中书省之官;王维与贾至同为中书舍人，杜甫为左拾遗，属门下省，岑参为右补阙，属中书省。王、杜、岑三人俱有和诗，题作 《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诗如下:
绛帻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到凤池头。
五夜漏声催晓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欲知世掌丝纶美，池上于今有凤毛。
鸡鸣紫陌曙光寒，莺啭皇州春色阑。全阙晓钟开万户，玉阶仙仗拥千官。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指旌旗露未干。独有凤凰池上客，阳春一曲和皆难。
四首七律，珠联璧合，其在长安引起的轰动效应可以想见。王维有七律二十六首，岑参有七律十二首，多为此次唱和后所作。杜甫七律近一百六十首，十之八九为此后所写。肃、代之际的韦应物、刘长卿、钱起、李益、李嘉 等诗人均有为数不少的七律之作。到了宪宗元和年间，七律一体终于成为诗歌体裁中的泱泱大国了，如刘禹锡有七律一百八十余首，白居易有七律近六百首，元稹有七律一百七十余首，王建有七律八十余首。晚唐杜牧、李商隐、温庭筠、许浑……等诗人，七律之多，更不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