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艺术—中国古传手抄本《古兰经》探源

　　伊斯兰教最高经典《古兰经》降示已有14个世纪了。最初的古兰经文，有的写在石板上，有的写在骨片上，有的写在枣椰叶上，更多的是写在皮革上。到四大×时期（公元632-661年），为了防止散落在各处的古经文丢失，开始对其进行收集整理，最后由第三任×奥斯曼确立为《古兰经》定本，誊抄七部，分别存放于麦地那、麦加、大马士革、库法、巴士拉、萨那、巴林。这次编辑成册的七部《古兰经》，可算是最早的手抄本了。此七部《古兰经》现今是否尚有留存？没有记载。据说德国图书馆藏有一部《古兰经》，是这七部之一，是否属实，当须核实。后来，到伍麦叶王朝，特别是阿拔斯王朝时期，手抄本《古兰经》逐渐增多。据统计，仅阿拔斯王朝时期，大书法家伊本·班瓦卜（？-1022年）一人一生就抄写了64部《古兰经》，其中两本至今犹存，一问在爱尔兰的都柏林，一部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其余62部下落不明。中国手抄本《古兰经》最早始于何时？又为何人所书？没有记载。但从中国现存古传手抄本《古兰经》来看，可以追溯到公元11世纪左右，相当于阿拔斯王朝中叶，即中国北宋年间。随着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古兰经》的传抄与书写也在中原大地普遍开花，结出丰硕的果实。在这些珍贵手抄本《古兰经》的流传中，有记录抄写者姓名的，但更多的是没有署名的；有记录抄写时间的，但更多的是没有时间记载的。这就给后人考察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和《古兰经》抄写史带来一定的困难。当然，在这些手抄本《古兰经》的流传中，除了中国×自己抄写的以外，也不能排除还有少量手抄本是从国外传入的。对此还要做细致地考察与鉴定工作。这里，还要指出一点，《古兰经》的传抄与书写，也大大促进了阿拉伯书法艺术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早期流行的阿拉伯书法为纳斯赫体、库法体、木哈盖格体和波斯体，而这些书体在中国流传的手抄本《古兰经》中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现，尽管其书体已与其原来的书写标准有所差异，或者说在与中国文化相互结合、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一种新书体，但归根结底，表明阿拉伯书法已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下面谨对现存的几部较为著名的中国古传手抄本《古兰经》作一简单介绍和探讨。

　　一、撒拉族传世手抄本《古兰经》

　　相传，撒拉族先民尕勒莽和阿合莽两位首领，从中亚原居地现属土库曼斯坦共和国的马雷州撒尔赫斯地区用白骆驼驮着一部手抄本《古兰经》，途经撒马尔罕东迁来华，落居于青海省循化县，时间大约在中国宋、元朝年间，即公元10～14世纪期间，距今已有近800年的历史。据考察验证，这本《古兰经》共为两部，每部分装15卷，合计30卷。其字体工整圆润，笔锋流畅，书体规范，具有早期阿拉伯书法木哈盖格体的风格。木哈盖格体形成于阿拔斯王朝布韦希时代，即公元11世纪，据此，该经的书写时间上限最早可以从公元11世纪以后算起，也就是说，较上面相传的800年历史还要早一些，似乎可再往前推100-200年。这样，该抄本距今的时间应该是在900到1000年之间。现查该抄本共有867页，部分页纸有脆化、霉变现象，其中首页《法蒂哈章》已轶失报缺。即便如此，也属难得。现该抄本收藏在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街子清真大寺的保险柜中，由县文物管理所和清真寺管理委员会共同保管。据悉，为使这本被撒拉族视为民族传世之宝的《古兰经》得到妥善保管与收藏，国家文物局将根据当地计划，拨出专款，用于保护这一珍贵历史文物。

　　二、维族老人手书《古兰经》

　　由×哈密地区××热衣木·尼亚孜书写的《古兰经》，完成于1269年，相当于南宋咸淳五年，距今已有730余年的历史了，是迄今为止看到的有抄写者姓名和抄写时间记载的我国最早手抄本《古兰经》。全经共30册，每册平面尺寸为25厘米×19厘米，选用特制黄牛皮做封面，不仅坚固耐用，而且馨香逸人。据说，此乃在装帧过程中配入了某种香料，使之香味四溢，久闻不腻，故又称《香牛皮古兰经》。综观经文字体，似以阿拉伯书法种类中的纳斯赫体为基准，略有维文的书写风韵渗于其中，字体粗犷刚劲，用笔工整规范。文中周边以金水彩绘描摹相称，金色耀眼，异彩纷呈，实乃图文并茂的一幅美丽画卷。此经虽历经沧桑，但因其装帧考究，用料精细，故至今保存完好，形神俱健。许多来访参观的中外×专家、学者、毛拉、贵宾，包括一些伊斯兰国家元首看到此经无不叹为观止，称赞中国×为传播伊斯兰教所作的贡献，赞颂中国古传手抄本《古兰经》，不仅是中国伊斯兰教珍贵的历史文物，也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宝贵财富。现该手抄本收藏在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图书馆。

　　三、“萨拉”版手抄本《古兰经》

　　此手抄本由一位名叫穆罕默德·本·艾哈麦德·本·阿布都拉合曼·萨拉的人所书,时间在伊历718年,即公元1318年,时值元朝延佑五年,距今已有近700年的历史。这位抄写者在写完全经之后，特意写了“后记”，附在本经在末尾。其大意是：“感谢真主默助我花了几年的时间终于在萨拉城顺利地完成了书写任务”。萨拉是土耳其的一个城市，而书写者名字的末尾也缀有“萨拉”二字，是巧合？还是另有它意？据前辈知名人士分析，一是抄写者可能是华北某地的一位掌教，因求学前往萨拉，并在那里完成抄经任务，故以“萨拉”缀名；二是抄写者祖辈乃萨拉人，他虽在中国完成抄经任务，但为怀念故土，特以“萨拉”连名。此推测虽无定论，但均有道理，故还不能断定抄写者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再从经文本身观测，全经分上下两册，正文经字是以中国×常用的竹笑小楷书就的，清秀、娴熟、遒健，从头至尾，连贯如一。从字体上看，基本上属纳斯赫体范畴，但同时也有木哈盖格体的成份。但从整体上看，由于阿拉伯书法在中国的长期传播与演变，已融会了相当浓重的中国×的书写风格。由此可见，其书写者应为中国人，此其一也；经文的“后记”是用阿拉伯文写的，且笔体与正文字体完全一致，说明为一人所书。但用阿拉伯文写“后记”，似乎不是中国人的习惯、且用词用语也不附合中国人的口味。由此可见，此经为外国人所书，亦有可能，此其二也。

　　综上所述，不论是前辈，还是后者，都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见证。现该经收藏在北京东四清真寺，被中外×学者和专家视为中国伊斯兰教的珍品。

　　四、刘敬明收藏手抄本《古兰经》

　　此抄本原为北京巿东城区南豆芽菜胡同清真寺刘敬明阿訇所读之经,也是刘阿訇的传家之宝。2001年刘阿訇归真，后由其家属捐赠于北京东四清真寺。此抄本为何时所写？何人所抄？没有记载。但经北京巿文物局从纸张、墨色、图案标记等方面鉴定，应为明代写本。这样看，此抄本距今已有600年左右的历史了。据查，该抄本30卷一部成册，经文运笔自然流畅，字体清秀，笔风高雅。纵观全经，笔势雄健有力，书法独到精深，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可见其功力非同一般，现该抄本收藏在北京东四清真寺。

　　五、香妃奉读之手抄本《古兰经》

　　香妃，名伊帕尔汗，××伊斯兰教白山派和卓的后裔。据传，清乾皇帝因念其家族在清军平定大小和卓木叛乱时配合有功，诏其入官，封为贵人，后封容妃。因其生有异香在体，故又称香妃。乾隆深知容妃信仰伊斯兰教，不仅为她修建了礼拜殿和淋浴场所，还特意赐她一部《古兰经》，供其平时诵读之用。

　　现收藏在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图书馆的一部手抄本《古兰经》，据说就是当年乾隆皇帝赐给容妃的。如按乾隆在位时间（1736-1795年）计算，此抄本距今已有250年左右的历史了。那么此抄本从何而来进入皇宫？又为何人所书？何时所写？均无记载。据前辈介绍，此抄本是解放初期从民间发现的，并传言是香妃所念之经。此说是否属实，姑且不论。单就本抄本的封面题款而言，就非同一般。题款是用阿拉伯文书写的，意为“你们知道吗？我是国王。”这是一般《古兰经》上所看不到的标志，其含义可以理解为“此经乃国王所有”或“此经乃皇帝御赐”之意，一语道破此抄本的来历不可小视。再从整部经典的装璜、美化、书写上看，亦不同凡响。全经分装30册，每册平面尺寸为36厘米×25厘米，均用锦缎、彩绫包封。其选料的精美，装帧的考究，都无可挑剔。至于内页经文的书写，更显刚劲有力，雄建豪放，是典型的中国传统阿拉伯文书写体风格。在正文的上下左右，还有波斯文简注，周边涂以金粉彩色图案，可谓图文并茂，出神入化，不愧是一部“皇家宝典”。由于此抄本的用料，装帧非常考究，至今几乎无一破损。现又给每册加装了封套，使其更能长久保存，永固不变。

　　从以上情况看，把此抄本断为乾隆赐予容妃所读之《古兰经》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历史，仅靠传说或推断是不够的，要下最后的结论，还有待继续研究与考证。

　　六、杨国荣收藏手抄本《古兰经》

　　宁夏回族×西吉县一位叫杨国荣的×兄弟收藏着一部手抄本《古兰经》。据传，杨祖辈是阿訇世家，所藏《古兰经》手抄本是他祖辈留下的墨宝，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该手抄本分上、下两册，每册平面尺寸为34厘米×14厘米，厚3厘米，全经重1200克。用牛皮压花封面，花纹清晰秀丽，光译明亮。内页经文用竹笔书就，字体清秀，楷书瑞正，前后连贯，有如一日之工。从书体的角度看，似有毛笔体的遗风，但归根结底，还是表现了中国传统阿拉伯文书写体风格。此外，在经文的周边，还有长短不一、横斜不等的经文简注，表明书写者不仅是阿拉伯文缮写家，而且对经文的内涵颇具见解。故能随写随注，一举两得。再经翻阅细看全文，上册有18章，共300页；下册有96章，共307页。册页纸张虽已陈旧变黄，周边也有磨损，而且历经沧桑，饱经风雨，终在先辈几代人的保护下，流传至今，实属难得。应是中国伊斯兰教珍贵的历史文物。2004年斋月，收藏者忍痛割爱，将此抄本转赠给沧洲巿伊斯兰教协会白文华副会长，现收藏在河北省沧州巿清真西寺。

　　七、第一部木刻版《古兰经》

　　清朝末年，云南回民起义领袖杜文秀（1827—1872年）在大理建立反清政权之后，以“总统兵马大元帅”的名义，倡议刊刻《古兰经》。这是历史上第一部以手写体木刻刊印《古兰经》，是中国×的一个创举。经过数年硝烟战火，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同治元年，即公元1862年（伊历1279年）刊行问世，取名曰《宝命真经》，分装30卷，且在每卷扉页上印有“《宝命真经》大元帅杜新镌”字样。至于该经由谁书写？何人镌刻？均无记载。同治十一年，即公元1872年，清军攻陷大理，该经刻版毁于战火。其刊印本，虽已发行省内各地，但也在劫难逃，大部分被收缴。据说只有少量幸存本流落民间。现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图书馆藏有一部，是为珍品。

　　八、第二部木刻版《古兰经》

　　继1862年云南回民起义领袖杜文秀首倡刊印木刻版《古兰经》问世三十几年之后，由于该经毁于战火，难以寻觅，故著名伊斯兰教学者、教育家马联元（1841—1903年）再次在云南倡导刊刻《古兰经》并由其弟子、著名经师、阿拉伯文书法家田家培（1870—1944年）书写版样，招聘技工精心镌刻。经过两年多的时间，耗资白银八千五百两，于1895年（伊历1313年）全部告竣，仍取名《宝命真经》，普及全省。1985年，云南省伊斯兰教协会重新影印出版，发行范围遍及全国。

　　二刻《宝命真经》的问世，填补了首刻经卷被浩劫一空的空白，使这部以木刻刊印的宝典得以延续、重放光彩。但二刻版绝不是首刻版的翻版，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书写、重新镌刻、重新刊印的一部杰出的新版本。现在，该刻版板料全部珍藏在云南昆明南城清真寺内，被当代考古专家沈从文先生誉为“海内孤版”，是中国伊斯兰教珍贵的历史文物。

　　九、兰靛厂手抄本《古兰经》

　　北京巿海淀区兰靛厂村清真寺藏有一部30卷册手抄本《古兰经》，没有抄写者的署名，也没有记录抄写的时间，但从它所使用的纸张、布料及其残旧概况看，再跟该寺收藏的其它手抄本伊斯兰经典相比较，似乎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其一，是该寺收藏的《古兰经》第18章“山洞（凯海夫）”单行本，衬裱纸上留有“光绪拾年（1884年）六月拾日”字样；其二，是一本名曰《凯俩木安拉》（真主的语言）的手抄本伊斯兰典籍，衬裱纸上有“光绪拾伍年（1889）拾壹月）”字样。由此推断该寺所藏30卷手抄本《古兰经》应与上述两本经典的抄写时间相去不远，也就是说大约在光绪（1875—1908年在位）前期或中期。按此推算，该抄本距今至少也有100年左右的历史了。此外，根据推测，还有一个可供参考的旁证：即云南第二部木刻版《古兰经》的版刻字体和出版时间均与本寺抄本《古兰经》有相似之处或相近之点，故云南第二部木刻版《古兰经》问世的时间似乎也可以作为兰靛厂手抄本《古兰经》抄写时间的佐证。

　　现在，兰靛厂清真寺所藏手抄本《古兰经》虽已历经沧桑，但能安然无恙地保存至今，实属弥足珍贵。再看其书写经文，不论是每个词汇，或每个字母，甚至每个音符，都是清清楚楚，赫然醒目，足见抄写者的执着，一丝不苟。再从书写的功底上看，笔锋刚健有力，运笔自然流畅，布局和谐匀称，字体工楷端正，是一部颇有艺术水平的历史珍品。

　　以上介绍的几部手抄本《古兰经》，仅仅是中国境内保存、流传的伊斯兰经书典籍的一小部分，是其中的凤毛麟角。在全国各地清真寺，在广大×的个人手中，已经公开和尚未公开的手抄本《古兰经》和伊斯兰教其它典籍是大量的、难以估计的，有待作进一步发掘、考察和鉴定。这些流传至今的善本经书典籍，不仅是中国伊斯兰教珍贵的历史文物，也是中国×阿拉伯书法艺术的真实写照。中国×阿拉伯文缮写家、书法家为继承和发扬伊斯兰教优秀的文化传统、为创作具有中国风格和特色的阿拉伯书法艺术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他们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们的墨宝是永载史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