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艺术—克孜尔石窟的艺术世界

　　当年的西域佛国遗址龟兹古城

　　位于丝绸之路北道上的克孜尔千佛洞

克孜尔石窟俗称克孜尔千佛洞，是中国著名的古代佛教石窟建筑。在维吾尔语中克孜尔石窟还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克孜尔明屋依”，意为座落在克孜尔的千间房子。克孜尔石窟位于×拜城县克孜尔乡东南的明屋依达格山南麓，这里有一段长200米、高200米的陡峭山崖，克孜尔石窟就开凿在这里的峭壁幽谷中，层层叠叠，与石窟下湍急东流的渭干河交相辉映，宛若佛国仙境。

克孜尔石窟开凿于公元3世纪至4世纪。佛教于公元初年传入西域，在于阗、龟兹形成两个佛教中心。据文献记载，龟兹佛教盛行时，有佛塔寺庙千处，僧尼万余人。克孜尔石窟是佛×为修行而建，后成为龟兹僧俗修行的理想场所。如今，石窟中的佛教塑像、壁画乃至洞窟建筑都成了艺术瑰宝，也为后人探寻东西文化在西域交汇的轨迹提供了可靠的历史见证。

克孜尔石窟有大小洞窟251个，现存完整的洞窟有130多个，其中供僧侣巡礼观像和讲经说法的支提窟（即中心柱窟）161个，供僧尼居住并作为禅室的毗诃罗窟61个，还有7个拱形窟和3个龛室。塑像和壁画都在支提窟内，克孜尔石窟的主体塑像多已被毁，但保留下一万多平方米的壁画，包括佛像、佛经故事、动物和山水树木、装饰图案和供养人画。

克孜尔石窟的佛教雕塑艺术品主要是崖壁石雕、浮雕和窟内的彩塑、木雕四大类，但最多的是彩塑。塑造有佛、菩萨、比丘、天王、武士、飞天、神王、魔鬼、夜叉、供养人等众多形象。这些彩塑大部分已被损毁或被盗往国外。从现存的文物看，塑像形象丰满，栩栩如生，情态各异，雕塑者的技艺可谓精湛。不同时期的塑像反映了克孜尔石窟雕塑艺术从模仿到本土化的过程。早期的佛像雕塑，多是模仿印度式样，特别是印度笈多时代的秣菟罗艺术风格，着重表现人体裸露的健壮美。中期以后，杂糅进龟兹本土的民族、区域审美风格，在原有呈“S”形的“三道弯式基础上，又出现了右袒式、冕服式的直立形象，尤其是龟兹人头大、额宽的形象和本地装束等本土化特征都体现其中。晚期的雕塑作品受本土影响颇深，彩绘手法上追求深厚艳丽，和中原同期的彩塑风格十分相似。

走进克孜尔石窟的艺术世界，最让人流连忘返的是那里的壁画。这些壁画向人们讲述着佛本生故事、因缘故事和佛经故事。这些绘制在中心柱窟和方形窟主室侧壁、券项山状菱格内的画面，以连环画的形式表现佛生前的苦行、成道后的神力、诸方说法教化的圣迹等。绘制的佛经故事虽然主要是宣扬佛教的内容，但画师们在人物形象、动物图像和生活场景上仍然融入了世俗化的内容。且不说城阙门楼、亭阁台榭、山水树木以及逼真可爱的动物形象充满人间的生活气息，就连端庄安详的佛像、婀娜多姿的伎乐飞天、供养天神都以世俗生活为依据。可以说克孜尔石窟壁画给人们展示了龟兹社会的风俗场景；供养人身着双领对襟长服，腰束宽带，足蹬筒靴；武士穿戴盔甲，骑着高头大马；还有手持坎土曼的劳动者，使用“二牛抬杠”耕地的农民，制陶的工匠等，都是龟兹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

在克孜尔石窟的壁画中，释迦牟尼的像占据主要位置，石窟的四壁、顶部都绘有大小不一、动作各异的佛像，特别是礼佛、讲经的中心柱形窟内四壁、券顶均画有佛像，坐佛像则绘于说法图及菱格画中。这些佛像可能绘制于不同时代，因此画技不拘一格，手法亦殊。有的佛像肌体丰满，臂部耸起；有的长眉细目，高鼻小嘴，著长袍，束高髻；有的则袒右臂，赤手足，头上有伞形宝盖；还有的立佛像的身光里绘有众多小立佛。仅从手部动作就可欣赏其精湛的造像艺术，技法亦随手姿的不同而多变，足见石窟画师的匠心。

克孜尔石窟的壁画技法多以“屈铁盘丝”的线条、凹凸晕染法和色彩的绚丽，体现画师对所绘形象的理解和创作意图。不少壁画运用凹凸晕染法，明暗交辉，给人以强烈的立体感。石窟的建筑，因地质条件、实用功能不同而产生了多种形制，有用于礼佛的中心柱窟，有供×讲经的方形窟和日常生活用的地僧房窟、异形窟。中心柱窟是融印度券顶、波斯穹窿顶、中国中原平棋顶和套斗顶建筑风格为一体的建筑群，它反映出不同时期龟兹佛教建筑艺术受到了不同文化的影响。就实用功能而言，克孜尔石窟建筑从中期以后打破了单独洞窟的格局，出现了若干洞窟有机连在一起的组合型洞窟。如在每一个整体中，以中心柱窟为主，配建方形窟和僧房窟，礼佛、讲经、生活都很方便。

另外，×库车县境内的库木吐拉石窟，洞窟虽不及克孜尔石窟多，但遗存的唐代壁画最多，壁画内容和画风更接近中原艺术。这是龟兹艺术与中原艺术结合的产物。

在长达五六百年间，克孜尔石窟艺术伴随龟兹佛教而兴衰，是中西文化与本地文化的融合体。在这里，人们既能看到中国中原文化的影响，又能感受到古代印度、希腊、罗马文化的浸染。石窟中犍陀罗艺术风格又是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的产物。各种文化在龟兹有机整合，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从而使龟兹文化更有旺盛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