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黄河—宁夏历史上生态环境演变(二)

　　二、生态环境变坏的原因

　　宁夏地区生态环境（森林、草原植被、水资源等）在古代是良好的，而今天大面积的荒山，主要是受到自然气候变化的和人类活动（过度放牧、开垦、砍伐和战争等）等的影响。

　　1 、气候变迁

　　自然气候变化是环境演变中最活跃的因子，在时间尺度不长的情况下，其它自然要素的变化主要受制于自然气候变化。自然气候变化是影响宁夏地区生态环境演变的主要因素。气候干冷时期，雨量减少，易出现严重干旱和蝗灾，对生态环境、农牧业生产等有较大影响，生态环境（森林、草原植被）易受到破坏。如殷末周初气候变干凉，使一些原始农耕部落难以维持水平很低的原始农业，或向南迁徙寻找适合农耕的地方，或脱离定居的农业生产，逐步演变为游牧部落；西周时期宁夏各地是“西戎”各部落居地，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畜为业，过着游牧生活，《诗经.出车》曰“昔我往矣，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途”。记述了周宣王征伐今平凉、固原一带义渠戎时，从关中到六盘山沿途所见的物候景观。

　　三国魏晋南北朝气候寒冷，自然灾害频繁。由于气候干冷，自然灾害和严重的饥荒、战乱，造成“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者归之不绝”，以汉族为主的农业人口大量南逃，使得农业一落千丈，与此同时众多游牧民族相继进入宁夏，畜牧业受寒冷气候影响相对较小，成为主要经济成份。

　　北宋西夏、明清气候寒冷干燥，雨量减少。宁夏境内一些地区生态环境受到影响，如前提到的野马记述，约在公元1000年左右就消失了，其消失的原因，除人为捕杀外，也与气候干冷及草场退化有关。同心、盐池至甘肃环县一带唐代原可农耕的土地，由于干旱少雨，已变成“七百里旱海”。公元993年宋朝陕西转运副使郑文宝修筑清远军城（今环县西北）时，因近地无水，要民夫从数百里外运水植树。

　　明清时期气候总的趋势是寒冷，宁夏表现出来的气候灾害最严重和最频繁的是干旱。宁夏历史上灾情最重、影响最大的“崇祯大旱”、“乾隆大旱”，“光绪大旱”等都发生在这一时期。

　　2、 人类活动

　　人类活动是影响宁夏地区生态环境的又一重要因素。秦汉时代，汉族人口逐渐在银川平原黄河两岸定居下来，农垦、放牧、建筑以及燃料等需求，开始大规模地砍伐森林，大片草原和森林为种植业所取代。六盘山两侧居民以木板建房。由于人口的稀少，技术的落后，人对自然界的影响微乎其微，森林植被没有受到根本性的破坏。

　　宋、西夏、元期间，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增加，战乱频繁，宁夏的生态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大规模战争，部族纠纷，常常是切断对方水源，或改变河流流向，人们无法生存，只好背井离乡，迁往别处，农田、绿洲无水滋养，土地荒芜，终被风沙所吞蚀。据《宋史.夏国传》记载，夏军后撤三次，“凡百余里矣，每退必赭其地，辽马无所食，因许和”，夏军乘机反攻，大获其胜。这次战争使百里草原化未灰烬。西夏在贺兰山大兴土木，营造离宫别院，规模巨大，巨木良材取之贺兰山中，耗用自必不少；贺兰山东麓的西夏王陵，总面积40平方公里，规模与北京十三陵相仿，使贺兰山森林和植被受到巨大损伤。宋朝在宁夏南部大建堡寨，屯垦开荒，破坏了一些草场和森林。

　　明代修造长城，数万兵丁役夫涌来，建造营房、炊事取暖、施工架木都要木材。派遣重兵把守长城，要用要烧，常年不断的樵牧采伐，加剧了贺兰山林木的消耗，于是形成了浅山区“陵谷变迁，林莽毁伐，樵猎蹂贱，浸浸成路”，林木“皆产于悬崖峻岭之间”的状况。在嘉靖十年，“役屯丁万人”，挖修壕崭，结果是“风扬沙塞，数日即平”，“随挑随淤，人不堪困苦”。说明部分地区，植被严重破坏，并出现沙化现象（或为腾格里沙漠东侵）。明代重视养马，六盘山森林此时受到畜牧业的严重影响，北段已成为濯濯童山。清乾隆年间，宁夏北部人口达135万，是宁夏人口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突破，意味着对贺兰山及周边地区森林、草原资源破坏的机会加大，同时破坏后，无法及时恢复，破坏程度只能与日俱增。宁夏南部同样人口大增，为求温饱，只得毁林开荒、伐木烧炭，六盘山深部的森林也开始受到破坏。晚清时，由于某些不合理的人类活动（如战争破坏、滥伐林木、滥垦过牧）或考虑不够周全的措施（如过量引水、大灌大排），带来某些不良后果，加上历史时期遗留问题的积累，环境承受压力越来越大，导致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此时的六盘山一带“童山如秃，求一木不得见”（祁韵士《万里行程记》）。民国年间，破坏依旧，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无情的斧头，使贺兰山低中山区以下的林木被破坏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