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遗民去向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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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灭亡后,其立国的主体民族——党项究竟到哪里去了?这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调查研究的问题。根据有关史书记载,考古资料和调查访问的材料看,其具体情况如下:
一、投元为官
西夏亡国后,一部分党项统治阶级降元,他们在元朝继续为官。据王桐龄《中国民族史》统计,在元朝为官者有60人。据汤开建同志的统计为229人①。元朝在划分四个民族等级时,将他们划为第二等,属于“色目人”。他们在元朝为官,无论初期、中期、和后期,我们都能列举出其姓名。元朝初期比较著名的有湖广行省平章李恒。他是西夏皇室李惟忠之子。侍御史斡玉伦徒是西夏李仁孝的宰相和学者斡道冲的曾孙。翰林学士高智耀,是献宗德旺时期的右丞相高良惠的孙子。中兴路兴民总管朵儿赤,其父斡扎箦,世掌西夏国史,其本人因经营西夏营田有功,得到忽必烈的嘉奖,“宁夏府屯田成功,升其官脱(朵)儿赤”①。元朝中期,最负盛名的则有历事四朝(世祖、成宗、武宗、仁宗)担任过中书平章、左丞相、右丞相等官的乞台普济(史氏)。他是武宗海山的保育人,又是帮助武宗平叛和夺取帝位的大功臣。最后因功封庆国公、安吉王。武宗时官拜正议大夫、同知太原府事、江南湖北道廉访使的杨教化,宁夏人,因迎立武宗有功,也有较大的影响。元朝后期,西夏遗民在政府各级机构任职上有较大的比例。据汤开建同志的统计,在中书省里西夏人担任要职者12人,在枢密院里为官者8人,御使台里任职者14人,宣政院供职者4人。在中央地方机构里为官者中影响最大的为余阙。余阙的先世为武威人。其父沙剌藏卜,官庐州(今合肥),余阙为其三子。元统元年(公元1333年)赐进士及第,参加过宋、辽、金史的编修,以文学名。元末在合肥为官,后任淮南行省右丞都元帅,奉命驻守安庆,他所率领的军队“皆夏人,人面多黎黑,善骑射”②。江淮红巾军包围安庆,余阙率军战败,自杀于安庆莲花塘。死后,封夏国公,谥忠宣。著有《青阳先生文集》③。
二、留居西夏本土
西夏灭亡后,一部分党项人仍然留居西夏河西故地。公元1302年(元大德六年),成宗于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刊河西字(西夏字)大藏经3630余卷,“施于宁夏、永昌等路”①,即西夏的兴州(今宁夏银川市),永昌路即西夏的凉州(今甘肃武威)。这说明留居于河西兴州、凉州一带的西夏遗民数量仍然不少。
三、投金
西夏灭亡后,一部份西夏遗民被金朝统治者×在河南唐(今泌阳)、邓(今南阳)、申(今信阳)、裕(今方城)一带,给田耕种,并派专人管理。《金史?西夏传》云:
“先是夏使精方匦匣使王立之来聘,未复命,国已亡,诏于京兆×,充宣差弹压,主管西夏降户。正大八年五月,立之妻三十余口至环州,诏以归立之,赐以币帛,立之上言,先世本申州人,乞不仕,居申州。诏如所请,以本官居申州,主管唐、邓、申、裕等处夏国降户,听唐、邓总帅府节制,给上田千亩,牛具农作云”。
这里的所谓西夏降户,除汉民外,显然还包括一部份党项人。从给田耕种看,这些党项人早已汉化,熟悉农耕技术,属于以农为业之民。
四、迁徙
1、迁至四川木雅地区
这是一支从事畜牧生产的西夏人(以党项为主)。他们于西夏亡国后,南渡洮河,横越松潘草原,出阿细、班佐、沿金川河谷南下,经过丹巴、乾宁等地约数千里长途跋涉,到达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雅地区,并在此过着定居的生活。这部份西夏人曾建立过地方政权。当地藏民将该政权的首领叫做“西吴王”,即“西夏王”。因西吴即西夏的对音。“夏”与“下”为同音字,“下”字古音读“虎”,因此,西夏被念为西吴。该地方政权与元朝并存不悖。明初,当朱元璋攻打盘据于四川重庆一带的明玉珍时,曾出兵助讨,立有战功。至成祖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被封为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使司,即明正土司。“至清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嗣斩而绝”①。该政权首尾470余年。
2、迁至山西居庸关与河北保定
公元1345年(至正五年)建造于居庸关洞壁的六种文字石刻,参予该工程的纳麟及主持西夏文译写的智妙咩布和那征师均为党项人,说明西夏灭亡后,一部份党项人迁居于此。
1962年9月,原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在保定城北韩庄发掘的西夏文“胜相幢”,建于明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幢之所记西复人,包括建幢者,寺院主持,西夏文书写者,死僧名姓,“更重要的是记出助缘随喜的八十多个西夏人。这八十多人中,包括男女、僧俗、姓名、法号、复姓和单名。他们都属于蕃姓之列。所谓蕃姓,即西夏以党项羌为主的非汉人姓氏”②。这说明西夏灭亡后,有一大批西夏人迁到河北保定并定居于此。
注释:
① 《元代西夏人物表》,载《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
① 《元史》卷17,《世祖本纪》。
② 《青阳先生文集》卷4,《送归彦温赴河西廉使序》。
③ 《元史》卷143,《余阙传》。
①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21。
① 参阅邓少琴:《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原载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中国学典馆出版单行本。
② 郑绍宗、王静如:《保定出土明代西夏文石幢》,载《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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