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春秋—荣德生·荣巷·钱穆

一位是中国近代杰出的大实业家，面粉、纺织大王；一位是“中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历史学家。半个世纪前，他们相聚在了古镇荣巷。

荣德生是荣巷人，钱穆是鸿声人，两个地方虽同属无锡，但一西一东，更何况两人各自在不同的领域里求索，一个将自已的企业从沿海办到内地，一个在大江南北的高等院校里云游执教，互不交往是极自然的事。但是，因为一个机缘，大王与大师相会在了荣巷。

抗战胜利后，荣德生与其子荣一心等，在无锡投资创办了私立江南大学。在延聘名师时，荣德生选择了钱穆，托人一再致意，盛情相邀。这样，1947年7月，这位国学大师辞别了昆明云南大学，由南国大都市来到了无锡西乡--太湖畔新生的江南大学，任文学院院长。

钱穆比荣德生要小整整20岁，但在荣德生眼里，钱穆是满腹经伦、见多识广，语语珠玑的大师，故颇为敬重。因此，他奉大师为上宾，把自己荣巷宅第楼上通风、明亮的房间，全让给了钱穆和他所招来担任助教的学生；而自己却住在了楼下。虽然荣德生在这段时间里日夜忙于企业的恢复，但几乎每周六午后，他必携夫人由城里企业来镇上老屋，晚餐后，定上楼与大师畅谈两小时左右；星期天午后，德生夫妇才回城去，“如是以为常”；有时，他们会并肩漫步于荣巷街市或湖边乡道，走得很远。

聚谈的话题是广泛而不肤浅的，聚谈的气氛是随和而不拘束的。大王与大师彼此摸索着对方陌生的心灵，经济与文化碰撞所产生的火花窜出深巷老宅，在古镇的夜色里闪烁。

钱穆曾探问过荣德生：您一辈子取得如此大的业绩，还有什么想法？荣德生深沉地作答：人生必有一死，即两手空空而去。钱财有何意义，传之子孙，亦未闻有可以历世不败者。漫步宝界桥上，荣德生动情地告诉钱穆：我一生惟一或可留作身后纪念，即自蠡湖直通鼋头渚跨水建一长桥。他年我无锡乡人犹知有一荣德生，惟赖此桥。我之所以报乡里者，亦惟有此桥耳。

在钱穆眼里，这位大实业家日常谈吐诚恳而忠实，语语直吐胸臆，如见肺腑，绝不染丝毫交际应酬场中声色，更不假作斯文，而日常生活如饮食、衣著、居住，皆节俭有如寒素，故深为敬佩。他甚至认为大富豪而无富家气派，这一现象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课题之一。对于钱穆来讲，荣德生先生创办江大，盛情相邀，为他在乱世中提供了一个“消遣”的机会。

江大建造在太湖边后湾山上，距荣巷四五华里。钱穆上午授课或处理教务，下午无事，常一人至湖边村里雇一小船，荡漾湖中，任其所至；有时漫步学校至荣巷，沿途乡民各筑小泊，养鱼为业，风情纯朴，湖光山色，上天下水，悠闲宁静。直至暮年，钱穆在台湾回忆往事时，还常充满深情地告诉女儿：在江大执教期间的这种生活，“那才是人间最惬意的事啊”！

在荣巷这样的氛围里，钱穆完成了两部书稿。一部是哲学散文集《湖上闲思录》，它汇集了钱穆对人文与自然、精神与物质、情与欲、善与恶等哲学问题的思索，既可说是钱穆的哲学著作，也可称是他散文的代表作；另一部是《庄子纂笺》，它是以马其昶《庄子注》为原本，以五色笔添注其上，眉端行间皆满，之后整理而成，是钱穆子部著作的代表作。

《庄子》是乱世之书，而钱穆居乱世却注此书自消遣，这也是另一种境界。此外，他还组织学生对《四部选粹》选编的古诗文进作标点，那一群帮手有郦家驹、钱树棠、吴沛澜、洪廷彦等，日后他们均成为了我国史学界的著名学者。

1949年春，由于局势的变动，钱穆连上述两部书稿也没带，悄然离开了无锡，经广州赴香港，从此告别了无锡荣巷，告别了故乡无锡，也告别了荣德生。不久，到香港的钱穆得悉荣德生去世的消息，不胜哀伤。后来，两部书稿由其学生寄送，1951年和1960年先后在香港出版。

钱穆在荣巷的幽居，为这个古镇增添了一抹绚丽的色彩。更为诞生企业家的老街增添了不少书卷气息和文化内涵。

古镇荣巷西去，有条钱荣路。在我意念中，那该是一条钱穆与荣德生携手漫步、相互探询的乡道，它从荣巷伸向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