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如何营造历史现场感的

    
    司马迁的历史叙事，除了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还原历史，再现历史。为达到这一目的，司马迁不仅赋予他笔下的历史人物以鲜活的生命，而且还努力打通“往事”与“来者”之间的历史隧道，刻意营造历史现场感，从而把人们带进特定的历史时空，让人们直观、感性地触摸历史，体验历史。
    司马迁是如何营造历史现场感的呢？纵观《史记》，可作如下几点概括。
    一、历史现场感与叙事笔法
    在司马迁之前，历史叙事主要有两种笔法：一种源于《春秋》，特点是梗概叙事、简言叙事，我们姑且称之为史笔；另一种则主要来源于《左传》，特点是委曲周详、细致生动，我们姑且称之为文笔。司马迁在编撰《史记》的过程中，对史笔与文笔“兼收并蓄”，无所偏废。“十表”之中，相关的文字表述部分用的是“清一色”的史笔；“本纪”、“世家”、“列传”诸体则根据需要，交错使用两种笔法。在《项羽本纪》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司马迁以“文笔”叙事、构造历史现场的效果，楚汉相持之际的彭城收复战就是一段较有代表性的例子。
    “四月，汉皆已入彭城。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项王乃西从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汉军皆走，相随入穀、泗水，杀汉卒十余万人。汉卒皆南走山，楚又追击至灵璧东睢水上。汉军却，为楚所挤，多杀，汉卒十余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围汉王三匝，于是大风从西北起，折木发屋，扬沙石，窈冥昼晦，逢迎楚军。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出。”
    在这段叙事中，如果说前六句采用了快节奏的史笔叙事，那么，从第七句开始，司马迁则明显地放慢叙事节奏，以文笔叙事，通过笔法的转换，来营造两个前后相续的历史现场或者说历史场景。一个是汉军败入睢水，兵陷重围，另一个是天暗风狂，乱中突围。在营造第二个历史现场的时候，司马迁还有意识地使用了“于是”一词，造成短暂的叙事停顿与叙事提醒，然后自己仿佛站在历史现场的边缘，目引手指，对现场作着详细生动的实况报道。
    二、历史现场感与视角交叉
    按照现代叙事学的观点，任何事件都是特定叙事视角中的事件。因此，历史叙事也同样关涉叙事视角问题。为了复呈历史现场的“原生态”，使历史场景生动、鲜活、丰富、真切，司马迁在历史叙事中，往往把历史场景置于作者视角与人物视角的双重观照之下。
    “公子于是乃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侯生摄敝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欲以观公子。公子执辔愈恭。侯生又谓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愿枉车骑过之。’公子引车入市，侯生下见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公子颜色愈和。当是时，魏将相宗室宾客满堂，待公子举酒。市人皆观公子执辔。从骑皆窃骂侯生。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乃谢客就车。”
    这是《魏公子列传》中的一个片段，写魏公子礼贤下士，延请侯嬴。事件大体上是由侯生登车与闹市访友两个核心场景的先后推移构成。两个场景之中，公子自迎，引车入市，侯生登车，久立微察，市人围观，从骑窃骂等，均出于作者视角；“公子执辔愈恭”与“公子颜色愈和”无疑源于人物视角，是侯生的眼中所见。两种视角交织极大地增强了读者的历史现场感。
    三、历史现场感与气氛渲染
    历史“舞台”风云变幻，气象万千。每个历史现场都活动着不同的人物，上演着不同的事件，透发着不同的氛围。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独特的氛围实际上也就是历史场景的“韵味”、“风采”与个性。因此，写好现场气氛同样是营造历史现场感的重要途径。司马迁是一个极富感受力与想象力的史学家，总能将历史现场以一种特定的氛围活泼地进入到他的感知、想象与体验之中，同时紧紧地“把握”住这种独特的氛围，随物赋形，刻画渲染，予以准确充分的艺术表现。《刺客列传》中，荆轲别燕的场景堪为此方面的代表。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忼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秋风、寒水、白衣、别泪、悲歌，司马迁选取这些意象加以组合，尽情地渲染着别离时的悲凉。荆轲毕竟是英雄，所以不能只有悲凉，更要有悲壮。羽声、瞋目、发尽上指等意象，适足以达之。如此这般的情境渲染又怎能不使读者对历史现场情同亲历、感同身受呢？
    四、历史现场感与空间意识
    无论是宏大的历史事件，还是普通平凡的往事轶闻，它们总是在特定的空间中发生。具体到某一历史现场，自然存在着人与人之间、行动与行动之间、行动与场地之间的空间关系。因此，空间意识的建立，无疑有助于历史现场感的营造，有助于历史场景的清晰呈现。
    顾炎武曾在《日知录》中盛赞司马迁的空间意识。他说：“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涂，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其中既有“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的原因，也有司马迁对兵势地形发生方位表达上的自觉。其实，司马迁不仅写兵战、说大势如此，他在叙述历史事件具体演进过程中，也十分注意人物行动展开的空间关联。
    “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纣宫，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驱。武王弟叔振铎奉陈常车，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左右毕从。毛叔郑奉明水，卫康叔封布兹，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尹佚策祝曰：‘殷之末孙季纣，殄废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天皇上帝。’于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
    《周本纪》中的这段记载，写武王伐纣、攻下朝歌之后，到社坛去祭告受命。司马迁把武王前赴社坛时的队列仪仗、从臣的位次先后，以及祭告之时武王、群臣与兵卒所处的空间方位，一一写来，历史现场被展示得清晰如画，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