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知识与气质—读《历史碎影》

    阅读赵柏田《历史碎影》的时候，我时常想起另一本论述中国知识分子的著作，即柯平先生的《阴阳脸》。这恐怕是我近年来读到的此类著作之最好的两本。它们都是关于江南的书——那个美人如玉、才气干云的江南；那个政治与经济最先迈入现代化的门槛，同时却是古典士大夫“发思古之幽情”的最后文化堡垒的江南。它们呈现出这种貌似冲突的知识与气质，就像拆解一场胜负难分的残局。比较起来，由于柯著所重点书写的人物集中于明清时期，相应的笔法偏向古典，是汉赋唐诗般的雄壮华丽；而赵著意在发掘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因此沾染上几丝现代性的感伤气质，其笔法类似轻体诗的质朴，还有流畅，予人以小桥流水的快感。对柯著而言，社会转型的惶惑心态尚未危及到“明清病人”们——《阴阳脸》的原书名——轻吟浅唱的飘逸心情，此书的写作形式与思想落点都具有浓郁的本土化气息；而赵著的论调则夹杂于中西之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赵柏田经常采用一些西方的思想仪器来绘制这些南方知识分子的面容。如论陈布雷：
    “就身体器官的等级而言，脑部是位于身体上部的，精神化的部位，从隐喻的角度说，袭击身体腹部的腹泻（包括痢疾）不显示任何精神性，它就是一种身体病，而脑病则是一种灵魂病。陈的病厄从腹部向脑部的蔓伸，清楚地显示出从身体到灵魂的病理症候。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气候、心情、冗长繁琐的公务和权力的争夺加速了这一过程，并在间隙性的发作中引发一轮轮身心的痛苦。他患的是心理疾病，腹、胸、脑等处的疾病不过是心理疾病的蔓延而已，因此我们可以说：战斗一直发生在他的身体内部。”
    ——如果将这段话放进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估计没有多少人可以分辨出真伪。
    再如论巴人，从这个小标题“疯癫：受难的一种形式”，我们隐约可知他祭起了福柯的话语之刀（前一节的标题“血的神话的建立和溃败”似乎来自列维纳斯）：
    “疯癫是人身上晦暗的水质的表征。水是一种晦暗的无序状态，一种混沌的流动，水汽迷蒙的南方哺育了奇幻的文化，也沉淀出一种致幻的毒剂。人正是在对自身的依恋中，通过自身的错觉而造成疯癫。王任叔至死都依恋着革命的生涯，即使被革命放逐，他还以为这一切会随着时日的延展而改变。他希望时间会证实他的清白，但他没有挺过去，在与时间的赛跑中，他失败了。疯癫就是提前到场的死亡，它躲在日常的症状之中，潜伏在写作、历史研究和生活的一切细节之中。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疯癫是受难的一种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是他生命临终的最后的形式，因他承受了这一苦难，他成了一个受尊敬和同情的对象。”
    对西方方法论的引进，并以此冷然解剖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躯体，然后写下一份入木三分的病历——很可能，作者必须这样做，修行中西合璧的炼金术，不然就不足以展示陈布雷或巴人心灵的焦灼——这是赵著的一大特色，亦是其区别于柯著最鲜明的标志。由此而论，柯平在营造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精神视野，他的姿态是告别中的怀恋；而赵柏田却是前进的（尽管是忧伤颓废之中的高歌猛进），他对过往的寻踪正指向现在与未来。他的书写更现代，更容易进入喧嚣的公共想象与逼近世人紧缩的心脏，更容易拉近历史、现实与迷惘的我们之间的焦距。还可以说，他与他的写作对象之间，构筑着一种互文性的诠释学：他写沈从文与邵洵美，同时也是写他自己（此书的“夫子自道”之处并不少见）——而这种书写他人、却将自我卷入的过程，恰恰可能是被动的，是身不由己的。这大概就是现代性书写的吊诡。
    我不欲在这两本书之间分出个高下。相反，我更愿看到它们的相通与承接的思想之点与线。譬如柯平写柳亚子的牢骚，写他的死亡，灵柩被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在那里，他躯体的政治部分在火焰与空气中迅速消逝，化作一抹轻烟。而艺术部分却被永久纪录在文学史上，直至今天为止，尚是一座恐难为时人逾越的山峰。”——这个结论可以适用于赵柏田笔下的很多人。而赵柏田写陈布雷的剪辫：“如果像《阿Q正传》所讥讽的那样，把剪辫看成是革命与进步与否的标志，那么他的确可以算是革命与进步的。可他还是留了一手，暗底下准备了一根假辫，像假洋鬼子一样，以备回乡时戴上。在他看来，革命家要做，孝子也是要做的。一根假辫，在这里蕴涵着丰富的政治与伦理的内涵，即政治上的激进与伦理上的保守态度，尖锐的冲突经由一根剪辫，在他身上得到了统一。”——这不正是柯平所绘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阴阳脸”？身体与文化政治的永恒矛盾，将这两本书、两位作家的灵魂、两个江南（古典与现代）的气质与命运紧紧串联在一起。
    柯平与赵柏田都是浙江宁波人，而《历史碎影》摹写的人物，除沈从文以外，亦皆是宁波土产。这样的机缘巧合大大改变了我对这座最适合玩物丧志的江南小城的看法。原先我以为，在王阳明、黄宗羲与浙东学派的星光消逝之后，宁波的文脉多半为余秋雨、陈逸飞这一类更接近于商业精英的知识分子所垄断，不曾想，还有“一个坚硬的、气象慷慨的同时也是更具物质性和现代性的江南”。因赵柏田的娓娓叙述，我有幸窥见这日渐隐遁的一面。如在多灾多难的20世纪，曾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宁波余姚人蒋梦麟回忆：“在职之年，但谨知守蔡（元培）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坠。”——真心希望这种薪火能够永不间断的传递下去，而宁波（江南、中国……）的文化人格能像它的铜豌豆式的方言一样硬气，哽住黑夜的咽喉，让自由民主的微风吹进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