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玫瑰谋杀

在印刷术传入之前，为了将现世的荣耀传诸身后，伊斯坦布尔的苏丹不得不定制手抄本，希冀着为自己在这个世界留下永恒的印记。羊皮纸的书页上，书法大师华丽的笔迹如同茂密的树叶，细密画则是其中夺目的鲜花。恪守传统的细密画师们一贯秉承着前辈大师们的严谨造型和线条，而前辈大师们则从东方的绘画中汲取营养。可是，大海彼岸的威尼斯传来了新的技法，凭借着这种魔鬼般的技法，任何人的形象都可以惟妙惟肖地呈现，不仅是形象，运用这种技法绘成的肖像，真实得仿佛被赋予了灵魂：为万物赋予灵魂，是万能的唯一者的特权。现在，居然有人在苏丹委托制作的手抄本里羼杂了这种技法，亵渎的行为理应得到惩罚。谋杀一连串地发生了。
如果你对文学界不是很隔阂，你立即会发现，这是200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o帕慕克，他最早被译介到中国大陆的长篇小说，《我的名字叫红》(BenimAdimKirmizi,OrhanPamuk)。有人说，这本书的结构直接借鉴了《一千零一夜》，是纯粹的中东传统叙事手法。而《一千零一夜》的传统显然不会让井中的尸体、画上的马自己开口说话的：帕慕克的作品，本身也是糅合西方现代小说技法的混成物。从这部小说在土耳其的畅销程度可以得知，欧亚交界处的读者显然并没有强求帕慕克保持纯粹传统的“民族的”叙事，甚至，对于他屡次被提名却迟迟不能获奖，有人愤然声称，正是由于他的作品太过畅销，才导致了瑞典人的迟疑不决：诺贝尔文学奖似乎历来就忌讳颁发给畅销书作家的。
在中国的一个研讨会上，我发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观点：《我的名字叫红》借鉴的文本，是安伯托o艾柯的《玫瑰之名》(TheNameoftheRose,UmbertoEco)。更为有趣的是，后者虽然也是反侦探小说，但叙述的恰恰是与前者旨趣相反的故事：1327年，意大利北部某修道院，一桩桩惨剧接连发生，目的是为了阻止一部古代经典重新公诸于世：亚里斯多德的《诗学》是一部未完稿，流传至今的第一卷讨论的是悲剧和史诗，而散佚了的第二卷就藏在这所修道院，它讨论了喜剧，有可能使人们开始对真理的重新认识，从而动摇对历时数百年才确立的×义的信仰。在凶手眼里，这部手稿宣扬的是彻头彻尾的异端邪说。小说结尾，出于对真理和上帝极度的虔诚和热爱，凶手把涂着毒药的书扯烂、塞入口中，同时点燃了藏书室。
作为举世闻名的符号学家，艾柯知识分子气息浓郁，稍稍带点炫技的嫌疑；帕慕克则更为浑厚，同时混杂。按理说，小说家是不负责解决问题的，他的职责只是创造一个叙事的真实，这个真实往往会呈现小说家心目中的理想读者关注的问题。那么，为什么在他们描述的时态里，都呈现了这样的真实：人们是否该保有现存的文化特质，当它正在遭受侵蚀？
出人意表的不仅是侦探小说结尾终于被揭露的凶手。比起现代学术的综合视野，足以令最具创意最胆大妄为的罪犯自惭形秽。作为经济学家，泰勒o考恩的《创造性破坏：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CreativeDestruction:HowGlobalizationIsChangingtheWorld'sCultures,TylerCowen)可以称得上是一部致密的作品。琳琅满目的名词、论断接踵而至，令人目不暇给，继而为之振奋，如同连续的高潮。尽管世界范围内的反全球化倾向已是不争的事实，全球化的加速和加剧更毋庸置言。虽然有人把9o11事件称作反全球化倾向的一个标志不免伤害普遍的情感，但它的确是一记警钟。好莱坞在世界范围内的凯歌高奏，即使香港和宝莱坞电影的繁荣也不能阻止其继续猛进；摇滚乐的诞生显然不能脱离黑人音乐在美国的传播和不断嬗变。也许有人能够证明，麦当劳和肯德基的普及直接催生了中国遍地的兰州拉面馆和沙县小吃店。甚至，目前全球范围内最为强势的美国文化，本身就是最大规模最为混杂的×的结果。文化从来就不是恒定的，文化一直在交流和融合，并且催生更为丰富多样的文化。
泰勒o考恩的基本观点毋须详述，我感兴趣的是他的几个论断。比如他把创意爆发紧接着文化和气质的迅速衰落称为“密涅瓦模式”，这个命名是借用黑格尔的著名陈述，“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才展翅飞翔”。他举的例子包括安第斯编织艺术在刚与欧洲人接触初期的短暂繁荣。这或许可以使我们警醒：“兑现”文化气质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比如追随管理时尚的企业家。另一个论断是“往下笨”(dumpingdown)和最小公分母效应：前者意味着，数量越来越众多、内容越来越肤浅的文化垃圾，日益迎合低级的趣味，代表作除了美国脱口秀，还有我们的“管理大师”们为企业家们炮制的授课录像；后者则指出，文化产品的多样性之所以难以维系，是因为高质量的产品意味着高成本，而为了获取更多的顾客，生产者往往追求“同质化”的产品：这也刚好可以解释，为什么好莱坞向全世界推销了如此众多的动作片，而中国的大牌导演们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拍摄功夫大片。泰勒o考恩对此并不悲观，他断言：“只有当所谓的主流产品成了唯一可提供的东西，而且市场无法支撑多样性和边缘处的小众情感时，最小公分母文化才的确是件坏事。”从这个断言我们不难估计，中国导演们恐怕没人敢继续把功夫大片砸向外国市场了，除非真的坏了脑子。同理，企业家们也可以反思自己，是否真的要在貌似利好的领域里一哄而上，比如目前的轿车业？
回到文化的话题上来。文化的纯洁性本身就是一个美妙的神话。事实上，不可能存在静态的文化。尽管在大众眼里，破坏现有的文化状态确属十恶不赦；而追求古典，则普遍被认为是一种高尚的举止，比如重新穿上汉服。网上的一位朋友，曾经如此辛辣地讽刺了诗歌中越古越美的追求：今人望唐人，唐人望汉简。汉简望猿猴，猿猴翻白眼。（作者：迟钝的鱼雷快艇）试想如果一路追溯上去，我们除了回去当猴子，还能干什么？重归爬行动物的行列？重返海洋？
也许，对于文化侵蚀以及丧失的焦虑，恰恰只是因为焦虑者发现自己正处在海子曾经描述过的状态：
该得到的尚未得到
该丧失的早已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