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酒文化中的礼与德

这里所说的“礼”，即指人们的行为规范、规矩、仪节等。中国古代文化史专家柳诒征先生认为：“古代初无尊卑，由种谷作酒之后，始以饮食之礼而分尊卑也。”（《中国文化史》）由此可知两点：一是酒与礼结缘之早之深；二是礼之作用是“分尊卑”。

中国素有“礼义之邦”的美誉。自三代以来，礼就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总准则、总规范。古代的礼渗透到政治制度、伦理道德、婚丧嫁娶、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酒行为自然也纳入了礼的轨道，这就产生了酒行为的礼节-酒礼，用以体现酒行为中的贵贱、尊卑、长幼乃至各种不同场合的礼仪规范。到了西周，酒礼成为最严格的礼节。周公颁布的《酒诰》，明确指出天帝造酒的目的并非供人享用，而是为了祭祀天地神灵和列祖列宗，严申禁止“群饮”、“崇饮”，违者处以死刑。秦汉以后，随着礼乐文化的确立与巩固，酒文化中“礼”的色彩也愈来愈浓，《酒戒》、《酒警》、《酒觞》、《酒诰》、《酒箴》、《酒德》、《酒政》之类的文章比比皆是，完全把酒纳入了秩序礼仪的范畴。为了保证酒礼的执行，历代都设有酒官。周有酒正、汉有酒士、晋有酒丞、齐有酒吏、梁有酒库丞、隋有良酝署，唐宋因之。

如果说典籍文化中所定之礼集团代表了统治阶级维护统治、保护特权的利益，那么文人雅士所言之礼则集中体现了士大夫阶级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心理。比如，有人认为理想的饮酒对象是“高雅、豪侠、直率、忘机、知己、故交、玉人、可儿”，饮酒地点是“花下、竹林、高阁、画舫、幽馆、曲涧、平畴、荷亭”，饮酒季节是“春郊、花时、清秋、新绿、雨霁、积雪、新月、晚凉”（吴斌《酒政》）。有人认为理想的酒友是“款于词而不佞者，娱于色而不靡者，怯猛饮而惜终欢者，抚物为令而不涉重者，闻令即解而不再问者，善戏谑而不虐者，语便便而不乱者，持屈爵而不诉者，偕众乐而恶外嚣者，飞爵腾觚而德仪无愆者，坐端宁而神逸者，宁酣沉而倾泼者”（田世衡《醉公律令》）；理想的醉地是“醉花宜昼，袭其光也；醉雪宜夜，消其洁也；醉文人宜谨节奏章程，畏其侮也；醉俊人宜加觥盂旗帜，助其烈也；醉楼宜暑，资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袁宏道《酒令》）凡此种种，都可看出士大夫阶层对超俗拔尘境界的推崇，对温文尔雅风度的追求。在这里，酒被诗化、雅化了，由一个舛骜不驯的“野人”变成了一个温柔娴静的“淑女”。

当然，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就没有统治阶级和文人雅士那么多的酒礼，但是他们对于年长者和领导者的尊从，对某种仪式的默契，对饮酒对象的选择等等，都不难发现“礼”的影响。

对于中国人的酒礼，外国人自然感到好奇。俄国大作家契可夫在《萨哈林游记》中讲到他去中国东北一个小酒馆看到中国人喝酒的情况时说：“他们一口一口地喝，每一次都端起酒杯，向同桌邻近的人说一声‘请’，然后喝下去，真是怪有理的民族。”

酒德，即酒行为的道德，它是与酒礼互为表里的。龚若栋先生认为：“如果说礼是中国酒文化内核的话，那么酒德就是中国酒文化的外壳。”此话很有见地。古人认为，酒德有凶和吉两种。《孔氏传》云：“以酒为凶谓之酗，言讨心迷政乱，以酗酒为德，戒嗣王无如之。”（《书经集传》）故首先提出“酒德”概念的周公（《十三经注释》）所反对的是酗酒的酒德，所提倡的是“毋彝酒”（《尚书·酒诰》）的酒德。所谓“毋彝酒”，就是不要滥饮酒。怎样才算不滥饮酒呢？《礼记》中作了具体的说明：“君子之饮酒也，一爵而色温如也，二爵而言斯，三爵而冲然以退。”被后世尊为“圣人”的孔子曾提出“唯酒无量，不及乱”，就是说各人饮酒的多少没有什么具体的数量限制，以饮酒之后神志清晰、形体稳健、气血安宁、皆如其常为限度。“不及乱”即为孔子鉴往古、察当时、戒来世提出的酒德标准。先秦时符坚的黄门侍郎赵整目睹符坚与大臣们泡在酒中，就写了一首劝戒的《酒德歌》，使之反省而接受了劝谏。酒德更牵涉到文明礼貌。古人吴彬在《酒政》中提出饮酒要禁忌“华诞、连宵、苦劝、争执、避酒、恶谑、喷秽、佯醉。”程洪毅在《酒警》中指出饮酒要“欧洲骂座、警苛令、警趋附”、“警喧谈”、“警煞风景”。　　　　　　　　　　　　　　　　　　　　　　古今医学从保健的角度也极为提倡酒德。战国时期的名医扁鹊就说：“久饮酒者溃髓蒸筋，伤神损寿。”唐朝“药王”孙思邈曰：“空腹饮酒多患呕逆。”明代大家李明珍也说：“过饮不节，杀人倾刻。”现代医家还总结了不少饮酒的科学方法。

总之，制止滥饮，提倡节饮，文明饮酒，科学饮酒，这就是中国酒文化所提倡的饮酒之德。

除此之外，酒德还反映在酒的酿造和经营行为上。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酒的酿造，要严格的按工艺程度和质量标准去做，不能偷工减料，以次充好；酤酒必须货真价实，不缺斤少两。我国许多传统名酒之所以千百年盛誉不衰，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始终保持重质量、重信誉的高尚酒德。

中国酒史如此之长且尚酒之风又如此普遍，但酗酒之害却并不严重，与西方国家大不一样。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从周代就大力倡导“酒礼”与“酒德”，并设有酒官，强制限酒，把禁止滥饮、防止酒祸法律化，从而保证了中国酒文化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在发展。原因之二就是中国历代的“禁酒”主要是从“节粮”这个角度提出来的。当年大禹之所以“疏仪狄，绝旨酒”，正是因为这种酒都是用粮食酿造的，如果都用粮食来造酒喝，势必会使天下因为缺粮而祸乱丛生，危及社稷。此后历史上大规模的真正的禁酒，如齐景公、汉文帝、汉景帝、曹操、刘备、西晋赵王、北魏文成帝、北齐武成帝、北周武帝、隋文帝、唐肃宗、元世祖、明太祖、清圣祖等时的禁酒，绝非仅仅因为酗酒造成社会问题，而主要是为了备战积聚粮草，或因天灾人祸，“年荒谷贵”所使然。所以每次禁酒基本上令行禁止，收效显著。相比之下，西方社会的大规模禁酒运动，只是从试图改善社会矛盾和保护人身健康的角度提出来的，所以屡禁不止。这说明了西方酒文化从概念上来说，也缺乏中国酒文化所具备的博大精深的内涵和特征。

综观中国酒文化的酒礼和酒德，固然有许多必须扬弃的东西，如等级尊卑观念、酒仪中的繁文缛节，以及形形色色的封建迷信色彩等，但客观地剖析，酒礼和酒德仍有许多值得继承和发扬的精华，如尊敬父兄师长，行为要端庄，饮酒要有节制，酿酒、酤酒要讲质量、重信誉等。

在社会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仍应该认真地吸收传统酒礼和酒德中的精华，扬弃其糟粕，这对于当前的两个文明建设仍然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