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交“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实际上是对文献的解读和述评。这种解读既可能在文献检索之后，也可能在文献检索之中。文献检索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文献解读的过程。

有效的文献解读及其“综述”至少意味着研究者已经找到该研究领域的“三”位“重要作者”、“三”类“不同意见”及其关系、“三”个“重要阶段”及其演进的历程。

一、确定本课题研究领域的“重要作者”和“重要文献”

文献研究表面上是寻找重要文献，实际上是寻找“重要作者”或“重要他人”。每个研究者在文献检索的过程中以及文献检索之后，都应该询问自己：我是否已经找到“三”位重要作者?研究者是否熟悉某个研究领域的“重要作者”，这是判断该研究者在该研究领域是否已经入门的重要标识。如果研究者已经找到本领域的“重要作者”，那么，只需要尽量详细、完整地搜索这几位“重要作者”的相关论著而不必再去大量地搜索其他“次要作者”的论著，就基本可以展开自己的研究。

在文献检索的过程中，研究者总能发现该研究领域的“重要作者”。“重要作者”(或重要他人)意味着：

第一，这位作者的作品比较频繁地被其他研究者引用。这位作者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出的一句或几句话已经成为该研究领域的“经典名言”或“经典口号”。这位作者在该研究领域被广泛谈论，已经成为该研究领域的“教父”式的人物。这位作者的某些观点已经构成正方或反方的基本立场。

第二，这位作者的某些观点要么具有首创性，要么具有批判性，要么具有综述性。

某位作者的观点即使不怎么“先进”、“完整”，但如果他是该研究领域的早期开拓者，那么，这位研究者就应该视为该研究领域的“重要他人”。

某位研究者可能既不属于先进者，也不属于开拓者，但他的作品显示出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他的作品虽然另类，但足以对主流的观点构成了某种冲击，那么，这位作者就应该视为该研究领域的“重要他人”。

某位作者可能并没有提出重要观点，但如果他的研究比较完整地综述了该领域的研究进展和研究成果，那么，这位研究者也可以视为该研究领域的“重要他人”。

第三，这位作者和研究者有某种因缘关系。这种因缘关系显示为作者的某些观点将成为研究者的基本起点或基本结论。某些作者的观点在该研究领域可能很重要，但如果这些观点与研究者的选题以及命题没有直接的连接，则那些所谓的重要观点对研究者来说并不重要。某个男人可能认为某个女人非常美丽，但并不一定觉得这位女人非常美好。美丽是一种不需要缘分的公共标准，美好是需要因缘关系的私人标准。

这些标准当然并不绝对，不同的研究者可以用自己的标准去寻找自己的“重要作者”或“重要他人”。但是，无论如何，如果某个研究者在做了大量的文献检索之后，仍然不熟悉本领域的三个或五个重要的作者，则意味着该研究者尚属门外汉，没有进入圈内。

二、确认本课题研究领域的“重要观点”和“重要进展”

“重要观点”实际上是“不同观点”、“不同意见”。如果某个意见与另外的意见完全类似或雷同，这种意见往往显得悄无声息或人微言轻。

文献解读实际上是对隐藏在芸芸文献中的不同意见的侦察和窥探。从这个意义上说，文献解读也可以理解为“文献解毒”。文献本身是有“毒”的，像美丽的眼镜蛇，它将毒素隐藏在内部。

文献总是充满争执和异议。若所找到的文献在研究者看来没有任何争执和异议，则说明研究者尚未进入文献的内部，尚未领会文献的意义。

于是，文献解读的关键就在于研究者是否已经侦察出已有的文献中“持不同意见者”。这些“不同意见”可能直接地显示在文本的表层，也可能不动声色地隐藏在文本的深处。

如果研究者所找到的文献大规模地显示出“一团和气”的状态，这种状态要么暗示研究者的“文献不足”，要么暗示研究者的理解尚停留在“文献假相”的表层。若属文献不足，则研究者不得不重新寻找文献;若属文献假相，则研究者需要进入文献的深处侦察出文献内部的“持不同意见者”。

侦察文献中的“不同意见”将导致研究者对文献进行整体的分类。“分类”的完整说法是“分门别类”，它需要研究者明了文献里面所隐含“差异”和“暗流”。一旦找到文献的差异与暗流，一旦捕获意见的分歧与纷争，研究者就可以将这些不同意见整理为“三”类不同的意见。

一般而言，这三类不同的意见显示为：一是正方的立场，二是反方的立场，三是中立与综合的立场。

文献综述最容易犯的错误是将所有观点并列，看不出这些观点之间的联系和差别。如果能够将所接触到的文献进行“分类”，那么，就说明研究者已经领会了文献的观点。

“同时代人”的相互争吵和攻击使研究显示出不同类型的“意见”，而不同时代的研究者使研究显示出不同的“阶段”。后一个阶段总是在某些方面改变了前一个阶段的形态：要么增加了新的见识，要么忽然扭转方向，要么转换了研究的方法;要么由萌芽走向兴盛，要么由兴盛走向衰退。

不同的阶段显示“学术史”并非一往无前的连续，而是在某个时机忽然出现裂痕或断裂。这种裂痕或断裂可能来自主题及其话语的转换，也可能来自研究结论的翻转，还可能来自研究方法的更新。

在整理“学术史”的“进展”及其“阶段”时，研究者会遇到两类“文献”：一是关于理论问题的文献，比如关于“知识与能力关系的争鸣”的文献、关于“建构主义知识观”的文献、关于“人格教育学研究”、关于“学生权利研究”的文献、关于“知觉教育学研究”的文献、关于“意志教育研究”的文献，等等;二是关于历史或实践问题的文献，比如关于“王安石教育思想”的文献、关于“叔本华教育思想”的文献、关于“浪漫主义教育家”的文献、关于“行动研究的进展”的文献、关于“读书治疗的进展”的文献、关于“惩罚教育”的文献、关于“减轻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文献。

在这两类文献研究中，关于理论问题的文献研究比较单纯，关于历史问题的文献研究比较复杂。后者的复杂性就在于，历史问题的文献研究实际上包含了两种文献：第一种文献是历史或实践本身的文献，这是一级文献;第二种是有关这种历史或实践的文献，这是二级文献。

比如，“关于王安石教育思想的文献研究”就包含了两种文献：一是王安石本人的教育思想的文献研究;二是后人对王安石教育思想所做的种种评论或研究的文献。

比如，“关于惩罚教育实践的文献研究”也包含了两种文献：一是教育历史中惩罚教育制度和惩罚教育实践(比如戒尺、关禁闭、心理咨询等)的文献，这些文献可能显示为官方文件、中小学生守则、法律条文，等等;二是有关惩罚教育的评论和研究的文献，比如卢梭有关惩罚教育的思想、罗素有关惩罚教育的言论、托尔斯泰有关惩罚教育的说法、马卡连科有关惩罚教育的理解，等等。

一般意义上的文献研究是指有关理论问题的文献研究以及有关历史和实践问题的文献研究中的“二级文献”的研究。“一级文献”的研究虽然也可以视为文献研究，但它已经进入“历史研究”的范围，也可以说，历史研究与文献研究虽然相关，但还是有较大的差别。

这种区分与划界是重要的。研究者一旦混淆两类文献研究，将导致文献综述的混乱：比如，文献综述在某个地方讨论“王安石本人的教育思想的演进”(该研究属于“历史研究”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文献研究”)，而在同一地方忽然又开始谈论他人研究王安石教育思想的进展。

一般而言，研究者所找到的文献总是显示出某种“研究进展”及其“重要阶段”。

研究进展中的“重要阶段”隐含在那些不重要的阶段的转化与交接处。任何研究总会在某个阶段停留徘徊。人们在这个阶段大量地引用相同的文献、讨论相同的话题、使用相同的词语、出发同一种声音。在这个停留徘徊的阶段，研究者的年龄和他们的出身背景甚至相似或趋同。在相关的年会或研讨会中，总是能够就某些问题“达成共识”，大家“一致同意”某些观点，几乎没有另类观点的冒险。那些研究者共同体一般也不允许另类观点公开发表。

叔本华曾经感叹：“学术界一如其他的领域，在这里，人们喜欢那些谦逊、木讷、不会刻意要显得比别人聪明的人。对那些古怪、偏执和构成某种威胁的人，人们是一致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在这方面，他们可真的是人多势众啊!”[30]现在看来，他所不愿意看到的学术现象，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方式遗传下来。

但是，任何研究领域总会有一个或几个“持不同意见者”(或称之为“持不同政见者”)诞生并加入到圈子内部。在某个平静的研究领域，“持不同意见者”总是忽然涌现出来。学术研究总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新话题和新词语。这些新话题和新词语将导致大量的“不同意见”。在这种传统的学术圈子里，所谓研究的“重要阶段”，往往发生在“不同意见”涌现的时代。

三、确认本课题研究领域“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在确定了本领域的“重要他人”、“重要观点”和“研究进展”之后，研究者要么发现本课题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几乎没有再接着研究的必要;要么发现本课题的研究虽然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取得了某些重要进展，但是，仍然留出了缺口，需要做相关的研究。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几乎所有的课题都留出了等待后人继续研究或重新研究的问题。继续研究或重新研究意味着：课题虽然是旧的，但问题是新的;或者，问题是旧的，但提问的方式是新的。学术研究总是不断留出“空白”，不断有人去填补“空白”;空白被填补之后，又需要后人以新的方式去重新覆盖或改写。

本课题究竟留出了哪些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这就是研究者在做了大量的文献研究之后需要提出的最后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