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制诰——北宋朝廷的文字秘书

公文是国家机关运转的载体，公文质量是衡量一个时代文化水平的标尺。汉代王充说：“国无强文，德暗不彰”。南北朝时刘勰作《文心雕龙》称，“王言之大，动入史册”。王言就是表现国家意志的各类公文。中国古代大凡比较有作为的君主，都相当重视朝廷的公文质量，重视公文写作人才的选拔与使用。北宋时期，负责朝廷公文写作的除了中书省、翰林学士外，还设了“知制诰”一职，专司朝廷各种文书的草拟工作。

一、北宋的皇帝很重视知制诰一职的人选和公文质量

北宋的官员选拔一般是由宰相及吏部负责，但对知制诰的选拔则是皇帝亲自过问。史称宋太宗“尤重内外制之任，每命一词臣，必咨访宰相，求才实兼美者，先诏与语，观其器识，然后授之”。宋英宗“于制诰多亲阅，有不中理者，必使改之。尝谓执政日：‘此人君谟训，岂可褒贬失实也！”北宋官员选拔讲资历，讲其他条件，但选拔知制诰，则唯重才行。毕士安原为越王府记室参军，因文章写得好，便被选拔任知制诰。北宋朝廷对知制诰的使用更是多样，朝廷的大事多由知制诰参与，重要职务选用知制诰担任或兼任。北宋有名的宰相大臣中不少都干过知制诰，如王旦、苏易简、韩琦、王安石等。

二、北宋文人特别是中下层文人很向往知制诰的职务

学好本事，售于帝王，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是中国古代文人最大的愿望。特别是中下层知识分子要打破封建的门第观念和各种关系网，走上政治舞台尤其困难重重。而北宋的知制诰一职，只重才行，又是皇帝的秘书，一旦获得便可以展示自己的才华学识，是他们实现价值的捷径；加之当时帝王不喜欢官场竞奔，但对想任知制诰的文人则实行鼓励，因此文人们十分喜欢这一工作。如王化基担任一小官，向皇帝上书自荐要做知制诰，太宗看后称赞“化基自结人主，诚可赏也”，让宰相召集王化基、李沆、宋浞一起考试。太宗把他们选拔为知制诰后，还“各赐钱百万”。王安石在北宋文人中属于才高孤傲一类，朝廷多次要他做官，均反复推辞，就是在皇帝身边做修起居注的官也不肯，而当朝廷任命他为知制诰时，则不再辞拒，而是立即上任。作为出身中下层的知识分子代表，他们也常常为中下层人士说话，如知制诰陈尧咨在主持吏部考核时，针对当时官场只有大官保举才能当官的弊政，对“士有孤寒不为人知者”，“特为陈其状而擢之”。

三、北宋朝廷对知制诰很宽容、很关心

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官场，伴君如伴虎，朝臣被杀被贬常常发生，北宋也不例外，如文人石介的下场就很惨。但北宋几个皇帝对身边做过或正在做知制诰的文人都相当宽容。宋太宗修佛塔，“所费亿万计，各极巧丽”，修成后他高兴得不得了，率群臣观看，大臣们也是颂声一片，但知制诰田锡却上疏说“众以为金碧荧煌，臣以为涂膏衅血”，而“帝亦不怒”。知制诰杨亿母死，这位书生把请假条交给手下人就连夜跑回家，皇帝派人送药以示慰问却不见人，“朝廷哗然”，指责“亿侍从官，安得如此自便”，要追究其罪责，有关部门也起草了处分文件，但“帝爱其才，逾月，命弗下”，最后杨亿以身体不好为由白求辞官，才安排他任太常少卿。北宋的知制诰多数得以重用，一些受点处分，也是任知州之职，和宰相大臣们被贬的级别差不多，而被杀入狱者几乎没有，有些知制诰即使受到了一点处分，但很快又被皇帝召用。

四、北宋的知制诰有相当大的自主权

知制诰在北宋不仅是皇帝和朝廷的文字秘书，还可以参政议政，而且对朝廷安排起草文件的工作，自认为不对或不愿干的还可以不干，称为“封还词头”，显示了他们具有强烈的个性和自由。如王安石当知制诰时，朝廷召考进士，要他草诏，但他认为有些进士不该录取，“不肯为词”，朝廷只好另外安排他人。杨亿是当时著名文人，皇帝册立皇后，想让他来执笔“草制”，派宰相丁谓传旨。杨亿不肯，丁谓劝他“勉为此，不忧不富贵”，可这个知制诰却说“如此富贵，亦非所愿也”，于是只好改命其他人“草制”。

五、北宋知制诰中的几则轶事

郭贽是太宗在南府的旧部下，“因其乐在文笔”，太宗当上皇帝后就把他带来“掌诰”，给自己当文字秘书，可他公文水平太差，太宗只好让他当其他官。由此看来，善于起草公文是知制诰的起码条件。

英宗赵曙当皇帝时已成人，英杰有才，深通历史。韩琦被提拔，英宗令知制诰梵镇起草文件，他称引周公、霍光，把韩琦比得太高，英宗很不舒服，大臣吕海也驳斥他。韩琦见此情，上书求贬外出。梵镇再次代朝廷起草批答文书，又说“周公不之鲁，欲天下一乎周”，再次把韩琦比作周公，好像韩琦比皇帝更有权威。这下皇帝受不了了，就让执政劝梵镇自求外贬，于是梵镇从京城到陈州当了知府。可见，公文中对人物的评价应以平实为重，自古亦然。

杨亿“天性颖悟，于书无所不揽，文思敏速，不加点窜，对客谈笑，挥毫无废，而精密有规裁，尤长典章制度之事”。有一次，皇帝在他写的外交文稿上，将“邻壤交欢”批为“朽壤”、“鼠壤”、“粪壤”，他立即改为“邻境”，便以不称职要求辞官，皇帝给他说好话才留下。这是知制诰中刚正不阿，据理力争的典型。

宋祁任知制诰时，深受皇帝宠爱的张美人进封贵妃，想行册封礼，这时，宋祁正在上班，还没得到圣旨，便自作主张起草告书，又不送中书省，自己到官告院取印盖上，这种不讲程序的做法，可能是想讨好贵妃，结果贵妃不高兴，又违反了办事规则，被“落职知许州”。这是知制诰中阿谀奉承、不守规则的典型。

李叙明典故，但为人阴险。宋祁草诏，自以为可能不妥，向同事的他请教，他明知不可，却说“可以，只管进去”，结果使宋祁获罪。李叙用坏心眼害同僚，人品太差，最终被包拯等以“性奸邪”弹劾，受到士人唾弃。胡旦做知制诰时，先联络小人写告状信告宰相，太宗皇帝虽疏远大臣赵普等，但没有把矛盾公开化。胡旦进《河平颂》，诋毁重臣，受到太宗斥责，被贬到地方，因为有才后来又回朝。太宗死后，太子本当立，胡旦却与太监王继恩、参知政事李昌龄合谋，想另立忠有精神病的楚王元佑。仁宗上台后，让他草庆制词，而他“语复讪上”，新皇当然视其为邪人，第一个被贬，先为安远节度行军司马，后被削籍流放到浔州。在北宋知制诰中，胡旦的结局大概是最惨的。李叙、胡旦的为人和结局说明：秘书人员不讲政治、玩弄权术，最终害的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