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幕”如何成“劣幕”——左宗棠从事“秘书工作”的一段经历

左宗棠是清末湘军的著名将领。他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府工作期间，曾以幕友身份实际掌理全省军政近六年，在清朝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曾经功勋卓著、风光无限的左师爷，到头来不仅被湖广总督官文劾为“劣幕”，还遭到身边官员们的群起攻击，就连此前极为看重他的咸丰皇帝也在上谕中要求严办。

“良幕”怎么突然变成了“劣幕”？要弄清其中的原委，还得从左宗棠在骆秉章幕府工作的那段经历说起。据《清稗类钞?知遇类》记载，骆秉章年长左宗棠近二十岁，是个涵养很深的人。闲暇时他常到幕友办公的地方坐坐，碰到左宗棠向同事布置工作、交代任务，他就站在旁边静听，很少插嘴说话。有一天，左宗棠和另外几位幕友“慷慨论事，援古证今，风发泉涌”，对自己领导的到来视而不见，骆秉章也不计较，在旁边很有兴趣地听了许久，临走都未发一言。

《庸庵笔记》卷二也有一段记载。一次，巡抚衙门外传出炮声，骆秉章听到后不知何故，赶忙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旁边的人告诉他：“左师爷发军奏折也！”按例，发军奏折是很隆重的事，一般都由巡抚亲自主持。骆秉章都不知道发生了何事，说明他可能连折稿都没看过。左宗棠未经请示就将奏折发出，如此大事巡抚也都听之任之，可见左宗棠的权力之大。

更值得玩味的是《清朝逸史》卷三写到的“左文襄面诤骆文忠”一事。当时，骆秉章爱妾的弟弟花钱买了个“佐杂候补”的名分，却因“僧多粥少”，一直在湘中赋闲，很想通过关系谋取一份差使。小妾软硬兼施求了多次，骆秉章都说：“此等事概由左师爷主持，我不便向左师爷启齿。”后来实在摆脱不了纠缠，才勉强答应一试：“等哪天左师爷高兴时，我再趁机说说。”

有一天，骆秉章到左宗棠办公处商量事情，气氛十分融洽。于是骆秉章就试探性地开了口：“有佐杂班中某人，到省已久，至今赋闲，能否酌情安排一个差使？”左宗棠听后，没有任何反应。骆秉章又说：“实不相瞒，此人是小妾之弟。小妾向我恳求过多次了，我都一直不好意思向你开口。这人其实并不差，不仅小有才华，而且品行端正。佐杂班中像他这样的人，听说多有安排，既然如此，就不能因为他是我的亲戚而避嫌得不到任用。”听罢此言，左宗棠莞尔一笑说：“我今天很高兴，能不能请我喝杯小酒？”骆秉章一听有戏，欣然让人备了酒菜，亲自给左宗棠斟了满满一杯酒。左宗棠也不客气，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骆秉章再斟，左宗棠再饮。三杯酒下肚后，左宗棠收起杯子，向骆秉章深深鞠了一躬，说：“喝过三杯离别酒，左某从此告别矣。”不等骆秉章答话，就催促随从收拾行装，准备离去。

骆秉章惊讶地看着左宗棠，检讨说：“我不过随便说说嘛，你何必这么认真呢！”左宗棠说：“明人不烦细说。意见偶然不合，便当割席。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何必多言。”骆秉章立刻改容致谢说：“刚才说的全当废话，你不听就是了。骆某倾心相任，从善如流，此心可质天日。万勿因一时误会，就产生离去的想法。以后一切倚重，骆某再不干涉矣。”说完急忙招呼仆人给左宗棠安顿行李，然后换过杯子，与左宗棠畅饮起来。左宗棠于是慷慨陈词：“现在是什么时候？大乱初兴，军事倥偬，若想维系人心，急宜整顿吏治。倘若用人略一徇私，便足以贻误大局。左某诚知佐杂班中某人小有才华而亦谨慎，未尝不可安排个差使。然而您毕竟要三思而行，让他离省委派别的差使就是，留在这里就得受点委屈。否则，官场中人就会怀疑他是得到了您的照顾，我左某顶不住您的压力，才给他安排了差使的。这个话一旦传出去，来走后门的人就会踏破门槛，正派能干的人就会灰心丧气，这样一来，我们还能办成什么事情？这就是我想告辞，不愿意看到您名声败坏、公事无成的原因。”骆秉章竭诚拜服说：“公真益我哉！骆某受教矣！”两人于是畅饮而散。

以上记述，无不说明左宗棠虽深居骆秉章幕府，实际上却是操持湖南全省政柄之人。从撰写奏折到批答来文，左宗棠都一手包办，身为巡抚的骆秉章反倒一身轻松，乐得当甩手掌柜，只是按例在文件上签字画押而已。所以后来人在为左宗棠编纂文集时，就直接将骆秉章担任湖南巡抚期间所上奏章作为附篇编入《左文襄公全集》之中了。

在左宗棠的操持下，湖南对内整顿社会秩序，对外给予邻省经济和军事援助，确实显示出了强省风范，也使他自己在政界声名鹊起。然而以左宗棠的身份和职责而言，其所作所为说轻些是越俎代庖，说重些就是越权干政，确实犯了大忌。根据清朝律例，幕友没有任何官场身份，也不能抛头露面，只能在幕主身后出谋划策，处理文档。左宗棠却不管这些清规戒律，将所有条条框框全部打破，该说就说、该干就干，颐指气使、舍我其谁，完全进入了“二巡抚”的角色，毫无顾忌地从“幕后”走到“台前”。骆秉章也失去了分寸，把军政事务一律托付给左宗棠，听凭其处置。这种严重超越工作权限的行为，确实为法纪所不容。官文参劾左宗棠为“劣幕”，的确没有冤枉他。

更要命的是左宗棠的脾气非常不好，责任心又太强，稍不顺心就训人，难得给人好脸色。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他确实把自己当成了湖南的“二巡抚”，很想代骆秉章把全部事务办理妥当。可他就是没去想，中国是个很讲究中庸和名分的国家。真正的巡抚，因出于皇帝的任命，有了与职权相统一的名分，凡一省巡抚以下的文武官吏，都必须绝对服从他的领导。但如果并无巡抚之名而操巡抚之权，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尤其是巡抚以下的各位大员，差巡抚不过一阶，较左宗棠在籍举人和幕府师爷的身份，地位高出许多。只因骆秉章的过分倚信，左宗棠凡事即敢自作主张，把这些大员全都当成了摆设。久而久之，难免与众人产生不睦，甚至积下仇怨。在这些官员眼中，左宗棠已成为一个招摇太甚，树敌过多，让人很难理解和接受的异类了。

左宗棠在湖南巡抚衙门的所作所为，既然严重超越了幕友的工作权限，为何近六年中无人公开提出质疑或批评，上面也不追究，非要等到官文参劾之后，才一起墙倒众人推？原来那时官员普遍无能，又忙于各种官场应酬，既无心思和能力处理好公务，又不屑于具体事务，于是幕友从“佐官而治”变成“代官而治”，从“后台”跳到“前台”，成为官府日常运作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可以说，师爷作用过分膨胀和官幕严重错位，作为晚清官场独有的一种普遍现象，朝廷虽然洞悉其弊，却又无力解决，最后只能在权力冲突中寻求妥协。

还有一个特殊情况不能不考虑，那就是左宗棠进入湖南巡抚衙门之时，正是太平军压境两湖的非常时期。无论是湖广总督官文，还是咸丰皇帝，都不得不借助骆、左等汉族官僚抵抗太平军。作为坐镇武汉的钦差大臣，官文更是需要有能力之人为他“左抵右挡”，维持两湖局面。在这种情况之下，左宗棠的表现再怎么出格，官文耳边有再多的流言蜚语，眼里有再多的看不惯，心里有再多的怨气，也只能暂时忍耐。到了官文弹劾左宗棠的时候，形势已完全改观，太平军基本被逐出两湖地区，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出手了。咸丰皇帝本人对左宗棠在湖南的地位和作用尽管有所了解，对左宗棠本人也不无好感，并希望他能够为朝廷所用，然而一旦遇到官员纷争，还是更容易相信满族权贵的话，因而迅即将左宗棠交官文处理。究其根源，湘军三个核心人物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当中，唯独左宗棠官卑职小，自身不掌握武装，地位最为脆弱，自己又树大招风，给人以口实，遭到弹劾也就势所必然。

左宗棠突然之间由“良幕”变为“劣幕”，究其原因，除了当时的政治制度外，与他本人的行事风格不无关系。单从办事方面看，左宗棠确实是个难得的“良幕”。但如果从幕友的工作职分上看，左宗棠被参为“劣幕”，却也“名副其实”。

作者单位：江西省粮食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