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民间丧葬习俗（三）

第一，指路经对彝族群众崇拜祖先与族群认同观念的形成，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据有关资料记载和调查，各地指路经中所说的彝族祖先居住地与彝族史书上记载的彝族祖界的地名基本相同，例如云南、四川、贵州、地区的大多数彝族指路经都把死者的亡灵从他的居住地沿着本家支的迁徙路线，一站一站地送到云南大理的一个彝族地名叫“莫木普古（即云南大理的祥云至苍山一带）”[2]的地方。笔者在参加九龙、泸定地区的一些彝族举办的丧葬仪式中也发现，无论是毕摩经书中记载的指路经，还是民间口头流传的指路经都把死者的亡灵送到“莫木普古”这一地方。此外笔者于1999年到凉山州考察时，在凉山州语言文字委员会收集到的美姑县彝族毕摩经书中的指路经也明确记载将“莫木普古”作为彝族的祖界。上述这种情况，除了记载于毕摩经书和民间口头流传的指路经中以外，在公开出版的书籍中也有明确的记载，例如1990年8月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凉山彝族传统民歌》（彝文版，凉山州编译局主编）中记载的指路经、1999年12月由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的《石棉县志》中记载的石棉彝族指路经也把死者的亡灵送到“莫木普古”这一地方。
　　
　　以上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彝族历史发展的真实画面的再现。《西南彝志》是一部保存完好而又博大精深的彝文史书。“《西南彝志》记述彝族从希幕遮到笃慕三十一代，世居于蜀，其下限相当于西周末年蜀洪水时期。笃慕部族是在洪水发生后由蜀入滇的，落点在云南东川（会泽）洛尼白。书中记载笃慕娶三妻，生六子，由此分居各地，向四方发展，长房慕雅切、慕雅考，往“楚吐以南”，分为武、乍两支，发展到滇中、滇西、滇南一带，是当地彝族及其他一些彝语支的民族之祖。次房慕雅热、慕雅卧，往“洛博以北”，分为糯、恒两支，发展到川西、川南一带，为今四川凉山及盐源、古蔺等地彝族之祖。幺房慕克克、慕齐齐，分为布、默两支，在“实液中部”，为今滇东北和贵州的毕节、兴义、安顺、六盘水等地区以及广西隆林等地彝族之祖。”[3]这段史料清楚地告诉我们，由蜀迁入滇，在云南娶三妻，生六子的“笃慕”，是当今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地区彝族人民公认和崇敬的始祖。除了《西南彝志》上有记载以外，在毕摩文献和民众文献上也有详实的记载。同时广大彝族人民又都承认自己是“笃慕”的子孙后代，从而以自豪的心情自称为“笃慕”的子孙。这种民族自豪感，不但在云南、贵州、凉山等彝族大聚居区普遍存在，而且在甘孜州和雅安地区的彝族人口少，居住又分散的地区也表现得特别突出，在这些地区的大多数彝民都能熟练地背出自己祖先的迁徙路线和家支谱系。归根结底，是祖先崇拜的习俗和民族认同感在起作用。因此，各地的彝族都把云南作为自己的祖界，各地的彝人死后都把亡灵沿着本家支迁徙的路线送回云南去的×活动，一方面反映了一个民族的×信仰；另一方面对于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频繁迁徙，实行火葬，居住分散，又没有形成过统一的政权的彝族来说，祖界是他们炫宗耀祖，族群认同，维系族群内聚力的共同标识。因此，指路经对彝族族群认同感的形成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使广大彝族人民形成了生不离族体，死也不离族体的族群认同感。
　　
　　第二，指路经是记载彝族迁徙史的史书。据有关资料记载和调查，指路经的送魂路线与彝族民间传说中的迁徙路线基本相同，指路经中记载的地名人名都是真实的，并且每一条送魂路线上点到的地名都可以从现行地图中找得出来。所不同的是指路经中用的全部是古代彝族的地名。现行地图中有些基本沿用了彝族地名，例如四川地区的甘洛、美姑（彝族地名为夹古甘洛、勒莫美姑），云南地区的马龙、昭通（彝族地名为马龙依曲、昭通尔库）等基本上沿用了彝族的古地名。有的已改用汉族地名的在彝族民间仍然沿用古代彝族地名，例如九龙湾坝的彝族地名是“木粗啦达”意为肥沃之地。越西县的彝族地名是“新则啦达”等。还有少数地方古今地名同时使用，例如石棉县安顺场的彝族地名叫“仅莫木”，如今仍然同时用彝汉两种文字标示彝汉两种地名，即“仅莫木”、“安顺场”。无论使用哪一种地名，由于有彝族毕摩经书中记载的指路经和民间口头流传的指路经代代相传下去，所以彝族的子孙后代会通过指路经了解到自己祖先的繁衍地和本家支迁徙的路线。而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也可以通过研究指路经的方式来探索彝族历史发展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