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成都

两宋时期，成都是中国数一数二的繁华都市。尽管北宋初年在北宋政权镇压王小波、李顺义军的过程中成都曾遭到严重破坏，但这座西南大都会很快又恢复了当初的荣光。它的繁华，让人想起卢求在《成都记》中所说的：“（成都）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让，其地腴以善。熟较其要妙，扬不足以侔其半。”这个卢求口气也真大，他把成都的繁华富丽作了一番铺陈后，竟然声称：“扬州算什么？它连成都的一半都比不上！”

繁荣

北宋初年，成都的一条大街上响起了嘈杂的市声，从江边通往市中心的石桥上，热闹的人流如过江之鲫开始涌动。人群中有推车的、骑马的、挑担的、赶骆驼的，他们行走在成都的街道上，就像行走在那幅纸页泛黄徐徐展开的《清明上河图》中。古街两侧漆成红色的木板门一扇一扇打开了，堆积如山的药材、香料散发出呛鼻的气味，绸缎庄陈列的蜀锦从幽暗的窗子里放射出余烬般的霞光。仔细听，可以听见管弦丝竹声从锦江河的游船和柳树下隐隐约约传过来。

街角上一家专营蜀锦的店铺刚刚送走一批来自云南的客商，伙计们正忙着把沉重的铁钱运往后面的仓库。老板是个40多岁的中年汉子，他头戴瓜皮小帽，身穿藏青色绸缎长衫，把柜台上残留的一匹“八答晕”（宋代蜀锦一种）裹起来，然后就坐在店铺中一把高脚太师椅上：神色安闲地望着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出神。这时候，一个来自中亚的布匹商正从门前走过，他手里拿着一把香檀木的纸扇，后面跟着四五个伙计。这些伙计都是汉人，身上背着七八个装钱的口袋。由于北宋通行铁钱，沉重的钱袋把几个人压得腰弯背驼、气喘吁吁。

坐在柜台后面的成都蜀锦商人正在琢磨这些铁钱的重量，就听街上的伙计在相互抱怨：“买一匹布，就需要小钱120斤、大钱24斤，要是买上一百匹、一千匹，还不把我们这些下人累死啊！”其他伙计也附合说：“就是嘛，背着铁钱走那么远的路，真是受罪。要是铁钱是纸做的就好了，我们也犯不着当牛做马。”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坐在绸缎庄中看风景的成都商人忽然产生一种灵感。他想，要是钱庄制作一种可以兑换的纸币，让外地客商把铁钱存进去，手执钱庄的纸币入市交易，那该省去多少麻烦！钱庄因为替客商保存了铁钱，也可以收取一定的手续费……想到这儿，这个成都的蜀锦商人简直高兴得快疯了。他连忙穿上褂子，叫伙计看好店门，就一阵风跑到街东面的几个钱庄里去，约了几个老板到茶馆喝茶。

在袅袅的茶香中，这个绸缎庄的老板把自己的想法都跟钱庄老板们说了。其中有胆小怕事的人说：这怎么行，官府允许吗？况且外地客商用铁钱来兑换我们自己发行的纸钞，他能放心吗？万一我们把他们的铁钱拿起跑了，他们不是鸡飞蛋打。可是在座的大多数钱庄老板觉得这个主意不坏，他们说：没关系，只要我们把纸钞做得很精致，旁人不能仿造；在兑换的过程中，我们又保持高度的诚信，相信这项业务一定能开展起来。你我又不是没吃过背着铁钱满街转的苦头。就这样办，兴许这还是个发财的良机呢。

于是，成都最有名的几家钱庄开始设计发行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又称“钱引”）。

宋代成都的造纸业在全国是相当先进的，几家大型的造纸厂就集中在城西浣花溪一带。早在唐代，成都生产的麻纸就已经被确定为皇家用纸，每年都要大批送入宫中。《唐六典》卷九记载说：“唐代宫廷藏书有四部，一日甲为经，二日乙为史，三日丙为子，四日丁为集，故修为四库……共25961卷，皆以益州麻纸写。”连最好的宫廷藏书都使用成都生产的麻纸，可见这种纸的质量在全国是最好的。

唐代成都著名女诗人薛涛所制“薛涛笺”，其实也是从浣花溪一带的造纸厂买来，再通过剪裁加工，用以录制她那些字迹娟秀的诗作。

生产“交子”除了要有好的纸张，同时还要求要有高超的雕版印刷技术。这一点，成都的条件也具备。中国现存最早的印刷品《陀罗尼经咒》，即是由唐代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刻印的。唐僖宗避黄巢之乱来成都，闲来无事曾跑到城东南的官家藏书楼去看书，结果发现那里“其书多阴阳杂说，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刷，浸染不可尽晓”，技术手段相当高明。到了北宋年间，宋太祖甚至命令大臣高品、张从信专程到成都刻印《大藏经》。这部宏大的经典共1076部，5048卷，共用刻版13万版，历时12年乃成。

因此，北宋时期成都的几个钱庄老板要想制作生产“交子”，那简直是小菜一碟。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设计、推敲和制作，第一批交子终于诞生。这些纸币全部采用同一色的纸张，分朱、墨双色套印，纸张绝佳，刻印一流。而且，交子上面的图案也很精美，常常绘上房屋、树木、人物等。总之，从技术指标来看，它们跟今天的纸币已经没有多大区别。为了防止伪制，各钱庄还在纸币上做暗记并加盖押字。

交子在成都市面上一亮相，果然吸引了大批客商前来兑换。人们不再雇用劳力背着累累钱袋四处贸易，而是把铁钱存放在钱庄里，手持轻便而易于保存的纸币做生意。当然纸币能够成功发行并兑换，这在民间是一件来之不易的事。关键在于发行纸币的钱庄必须要有高度的信誉和强大的经济做后盾。通过信誉这座桥梁，本地商家在收到钱庄发行的纸币再去兑换时，方能如数兑现。至今，成都府河之畔的东风大桥旁，还有一条曾经被命名为“椒子街”的街道，据说“椒子”乃“交子”之讹，是宋代成都交子钱庄最密集的地区，每天有许多印制精美的交子从这里出发，加入到频繁而热闹的商贸活动中去。“交子”在成都诞生，说明了成都的商贸繁荣。

风尚

在我们的记忆和睡梦中，唐代成都城的上空常常出现诗人飘逸的身影和华美的诗句，而宋代成都则出现拥塞的物质和嘈杂温暖的人声。宋代成都的集市是其他城市难以比拟的，《成都古今记》云：“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这些热闹拥挤的集市把宋代成都的每一天都烘托得十分鲜亮。

正月里来闹新春，成都城的男女老幼在华灯初上的时节，穿过熙熙攘攘的街道赶往大慈寺门前的夜市，观赏于华屋杂树间阵列的琳琅满目的灯具，购买各种商品，听一听大慈寺钟鼓楼上深沉而悠远的钟声。

二月里来百花开，成都城的男女老幼又拥向青羊宫看花市。这时候后蜀主孟昶在成都城墙上栽种的“四十里如锦绣”的芙蓉花已经凋零了，海棠和梅花又成了成都的市花。

三月里来桑叶绿，成都的养蚕人家则迎来盛大的蚕市。蚕市上不仅出售跟养蚕有关的蚕种、桑条、饲蚕用具，而且还交易各种农具物资、药材，整个市场上人声鼎沸，间杂着音乐、杂技、酒食摊点等，热闹非凡。成都的蚕市历来十分有名，凡是到成都来的官吏文人都把它作为一个景点来参观。比如宋代张仲舒的《蚕市词》就说：我来成都的蚕市“邀游”，发觉这里的蚕市真是热闹极了，“夜放笙歌喧紫陌，春游灯火上红楼——车马溢瀛州。”人散后，“柳叶正绕烟黛细，桑条何似玉纤柔——立马看风流。”而且宋代成都蚕市依然延续着他们老祖宗蚕丛氏“集市迁徒”的遗风，正月五日在成都的五门同时举行，十五日移至南门，二十二日在寿寺前，二月八日和三月九日在大慈寺，三月三日在北门凤凰山，二十七日又移至西门浚圣夫人庙前。真是花团锦簇连绵不断。

四月里来织机忙，用开春第一批蚕丝纺织的蜀锦开始上市了。成都的织锦业历来是官营，因此这些擅长织锦的人家被称作“织锦户”，他们被集中在固定的地区和街道，“屋连比室，运箴弄杼”，上千上万台机锦机器在宋代成都城的深处发出巨大的轰鸣声。成都丝织产品中最好的种类锦、绮、罗、纨按规定每年要向皇室进贡14000匹，其余则用作贸易用锦。就当时蜀锦的花样和颜色而论，又有八答晕、六答晕、天下乐、盘球、簇四金雕、翠池狮子、云雁等。有的像春天的荷池，有的像傍晚的晚霞，有的像雨后的彩虹，把宋代成都城的富丽繁华衬托得光焰夺目。

五月里来天气热，用蜀地的纸张和木材生产的蜀扇又开始上市了。扇骨上使用的天然木材，在夏天能散发出好闻的香味。扇面上有民间艺术家亲手绘制的水墨或仕女图画。扇坠上的杏黄色流苏系着一块湿润的椭圆形碧玉。

十月里来菊花黄，成都产的女儿红、婪尾春、荷粉露、丰亭白、郫筒酒也开始上市了。醉人的酒香透过插有小红旗的瓷坛和泥盖散发出来，像一股熏风在成都城的大街小巷穿梭飘荡。外地的酒贩推着吱吱呀呀的独轮车来贩酒，那巨大的酒缸放置在狭小的独轮车上，在依稀的晨光中，像一头皮毛光亮的大肚子水牛。

十二月里来到年关，家家户户贴春联。成都人穿着新衣来赶“桃符市”，集市上除了有用桃木雕刻的各种驱邪物件，还有用朱砂和墨汁绘制的门神，秦琼和尉迟恭被民间艺人赋予了神的形象，手拿钢鞭和利剑，斩杀人世间一切妖魔邪恶。

民国《华阳县志·古迹》云：“成都宋时月月有市。”乃是宋代成都的真实写照。

廓桥

成都历来是一座与水关系十分密切的城市，自从秦代蜀守李冰按星象建起七座跨江大桥以来，成都的桥就是这座城市不可多得的风景。

宋代成都最有名的两座桥是廊桥，一座是清远桥（今之驷马桥），另一座是万里桥。成都江河上的桥最初多为木桥，至汉代大都改为石桥。而至南宋时期，大多则以廊桥的形式出现了。从轰动世界影坛的电影《廊桥遗梦》中，我们可以得到关于廊桥的大致印象：它是桥梁和建筑的综合体，也即在桥梁上加盖房舍建筑，外观看起来另有一番情调。其实，位于美国麦迪逊郡那座普通的公路石桥根本不怎么样，它只是在桥上建筑了一间长长的、火车车厢似的传统建筑而已，比起南宋时期成都的廊桥来实在差远了。而且那座被情人们记住的廊桥，其功能可能仅仅是为了保护桥体不受风雨侵袭，至多再提高其观赏价值。但成都的廊桥却有丰富的商业价值、文化价值、实用价值。

在水光潋滟的城市河流之上，那些古色古香的河上廊桥一直被成都人和外地游子所珍爱。文人们在此举杯告别，泪湿青衫。普通百姓歇下肩上的担子，在此吃上一餐风味独特的小餐，且让和煦的江风慢慢把身上的衣服吹干，把全身的倦意带走。宋人京镗曾经描述清远廊桥说：此桥以石为基，桥上建有15间楼观以障风雨，桥宽2丈，长17丈，东西两翼建有华美的亭阁，便以观览。宋代宦游成都的陆游也专门写过一首纪念万里桥的诗，说桥上的廊房十分壮观迷人。

其实，成都宋代廊桥的修建作为一种政府行为，还隐藏着更为深刻的商业动机，比如政府可以把收税的关卡设在廊桥上，还可以用桥梁控制市场的延伸和类别。这一点，元代曾到成都游览的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曾有记载，他在他那本美妙的《马可·波罗游记》中写道：“市内有一座大桥横跨其中一条河上。从桥的一端到另一端，两边各有一排大理石桥柱，支撑着桥顶。桥顶上排列着工整的房间和铺子，经营各种生意。其中有一幢较大的建筑物，是收税官吏的住房。凡经过这座桥的人都要缴纳一定的通行税。”

元代成都的繁华程度远不及宋代，因此马可·波罗所看到的成都廊桥景象无疑是从宋代遗留下来的。宋代成都城长达10多丈的廊桥上，两旁分列着珍玩、蜀锦、吃食等店铺，而在这些民间和商业气息都很浓郁的店铺中，“一幢较大的建筑物”作为政府职能凸现出来，几个面色严肃身着官服的官吏端坐其中，按照进出货物的数量和批次收取法定的“通行税”，管理着那个时代成都鼎盛的商业和贸易往返。

群星

在宋代成都商业繁华的大背景下，人文蔚起，那个时代所涌现的杰出人物是其他朝代难以比拟的，这似乎说明商业和文化之间有一种互动的关系。

公元1057年春天的汴京城热闹非凡，这一日，北宋朝廷举行殿试，招纳天下英才贤士。大街上挤满了全国各地前来应试的士子，他们头戴方巾，文质彬彬，有些人身后还背着书箱跟着书童。在这群人中，有两个英俊青年十分引入注目，他们是从属于成都府路眉山地区（宋代建置）来的兄弟俩，哥哥叫苏轼，弟弟叫苏辙。

大文豪欧阳修是这次殿试的主考官，他和考评官梅尧臣在阅卷的时候，都对一篇名为《刑赏忠厚之至论》的策论十分赞赏。开卷以后，发现考生即是苏轼。考试结果，苏轼和弟弟苏辙兄弟二人同时高中进士。一时间，汴京城内的读书人都知道了有两个来自蜀中的读书人连同他们的父亲苏洵都十分了得，“苏门三学士”的名号像一阵风传开了。当时的许多文人政客都视父子三人为“天下奇才”，许多高官名士还以能结识苏洵为荣幸。

苏东坡的文名在中国人的眼中，如雷贯耳，虽然在政治和仕途上屡遭变故，但也担任过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朝廷要职。我想说的是，苏东坡在北宋政坛、文坛上留下的只是他个人的影响，而与他同时的北宋政坛、文坛还活跃着一大批成都人。在北宋神宗至徽宗年间，成都府路的人才在中国政坛上来了一次集体亮相——

成都华阳人范祖禹，礼部侍郎，翰林学士兼侍读，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的编撰者之一。

成都人吕大临：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

成都华阳人王　：中书门下平章事，尚书左仆射。

成都新津人张商英：尚书右丞，尚书左丞，中书侍郎。

成都人范镇：户部侍郎，翰林学士兼侍读。

成都双流人邓绾：监察御史。

四川绵竹人杨绘：翰林学士，御史中丞。

蜀人范百禄：中书舍人。

苏辙：苏东坡弟弟，曾任右司谏言，负责为皇帝谏言。

宋代的成都及四川卓越的人才、丰富的物资、繁华的商业、美丽的廊桥和世界上第一张纸币，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