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城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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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忆,缘分不寻常。
四载侨居弥可念,几番重访并难忘,
第二我家乡。
成都忆,家近浣花溪。
晴眺西岭千秋雪,心摹当日杜公栖,
入蜀足欣怡。
成都忆,常涉少城园。
川路碑怀新史始,海棠花发彩云般,
茶座客声喧。
上为叶圣陶先生1980年7月怀念成都时,在上海填的《望江南》词中之三阕(见叶圣陶《我与四川》一书)。叶先生在抗战期间的1938年初入川教学,在重庆、乐山度过四年,在成都亦度过四年,胜利后出川,对杜甫草堂、望江楼及少城公园,时萦怀想。
上了年纪的人,对少城公园的历史,知者虽多,但时间久了,也难免不会有些模糊,对年轻人来说,那就不免陌生了。这里不妨旧事重谈。
少城公园,新中国成立之后定名为“成都市人民公园”,开始建园是在清代末年,园址位于少城之西南隅,面积逾百亩。
“少城”从清代康熙五十七年驻八旗子弟兵之后,即不让人随便进出。
清代末年,成都有些八旗子弟,生活上发生了困难。当时驻成都将军玉昆,便着手把居住少城内一些富裕旗民所居之庭院合并起来,增添些亭榭,辟为“少城公园”,在园内栽花种树,并以现在园内之盆景园那片地方,豢养飞禽走兽虎、豹、熊、猴、孔雀等,作为“动物园”。笔者于1945年去该园工作时,尚有一头黑熊活着。玉昆当年除辟动物园外,又设茶园及商品陈列所等,以门票收入救济贫困旗民。还在城西同仁路开办同仁工厂,让他们就业。
入民国后的1924年,杨森任“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驻成都,邓锡侯任省长驻重庆,杨森便以督理职务,兼管民政,委王瓒绪为成都市政督办(相当于市长)开辟马路修春熙路等,在现在的“人民公园”内开办“通俗教育馆”,并在园内修建“体育场”,现址就是如今的露天舞场林木蓊郁那一带,以卢作孚为首任馆长。
北洋政府时代,各省、市、县的社会教育机构,一律称“通俗教育馆”,到1932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中规定,原“通俗教育馆”,一律更名为“民众教育馆”,民众教育馆并管辖其所在地之公园。
担任过馆长职务的,除卢作孚首任外,继为曾孝彀、林恕(君默)、熊跃寰、程鸣岐、范英士、吴巽生、王运明、周树人(广安人)、余镇南、谢鸿炎,笔者为最末一任,1945年1月到职,1949年12月离职。
这个公园就全国来说,都是最早开办的之一,其中还有座重要历史建筑,便是那凌云高耸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孙中山先生曾说:“若莫有四川的保路运动,辛亥革命还会迟一年半载。”对那座碑的记载己不少,但,对于题那座丰碑四面之字的人是谁?说法有些异同。这里,经过仔细考证,想写一笔:向东为名山吴之英(伯羯)题,向南为华阳颜楷(雍耆)题,向西为灌县张学潮(夔阶)题,向北为荣县赵熙(尧生)题。
1924年开办通俗教育馆时,为了充实馆内文物设备,便把成都市区内寺庙或衙署内之古物搜集在馆内陈列。如现今尚存置于外南四川省博物馆内一角之明代所铸,当年在文庙西街江渎庙(今卫干院)内之江渎太子及其二妃三座大铜像,与一幢大钟,那时均陈列在民教馆内现尚存之儿童书室阶下。还有宋代乾道年石碑,及传说存于旧成都县衙门内之张献忠“七杀碑”,当年均陈列于民教馆内。
但,对这座所谓“七杀碑”,这里不得不特别说几句:据前华西大学教授刘藜仙先生,复华西大学博物馆林名均先生函中曾说:“蜀中开无‘七杀碑’,盖由张献忠‘圣谕碑’误传尔……少城公园教育馆所陈列之‘七杀碑’乃杨森将军做督军(应为督理)时,索‘七杀碑’,成都县知事(即县长)林宝慈,乃将一破毁之‘德政碑’冒牌送去。”(见1937年7月出版之《逸经》第33期中林名均《四川张献忠碑记》)。这座所谓张献忠“七杀碑”连同宋代乾道年间石碑等,1950年均移交当时的“川西博物馆”(现四川省博物馆)保存,当时“川西博物馆”派职员刘廷璧、何域藩去市民众教育馆接收。
该馆还有件珍贵文物:太平天国石达开的“翼王之印”,据任过该馆馆长的范英士说,石达开当年兵败大渡河,被押解到成都,遗物“翼王之印”为一方乌金印,入民国后,曾陈列于该馆内,30年代一位在成都横行霸道、肆无忌惮之一跋扈军阀,职位仅为旅长的石肇武,硬说石达开是他祖宗,把这方“翼王之印”强索去了。
通俗教育馆成立之初,设博物、图书、体育、音乐、讲演、出版、游艺、事务八部。后来逐年有所变动,40年代即仅有总务、教导、设计、美术四个部及“体育场”、“儿童教育馆”、“边疆风物馆”。1946年黄季陆先生任四川大学校长时,以川大学生考查边区归来,还与该馆在馆内合办过一次“川康边区风物展览会”。
当年那幢一楼一底的大楼,专陈列历史文物,如清代末年四川总督赵尔丰,在辛亥革命那年,被在旧皇城内处决身首异处之照片,即陈列于底楼。馆内动物园的老虎死后制成标本,即陈列在二楼上。那时那幢大楼的历史陈列品相当丰富。但,在抗战期间的1941年7月27日,日军飞机108架,分四轮轰炸成都时,陈列馆大楼被炸毁,附近的武器馆、金石馆亦被炸。现在所见这座大楼,是解放后50年代在原址上新建的。
当年常有省、市各项大的集会,都在馆内体育场举行。1937年9月欢送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刘当时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率领川军出川抗战的欢送会,就在该馆体育场侧大光明电影院举行。那天,由张澜先生代表各界致欢送辞,刘湘和了激昂慷慨的讲话:“为了抗战,决心率部出川,并贡献四川的人力物力……”川军将领邓锡侯亦当场豪言壮语:“出川抗战,成败利钝,非所计也,
要做到哪里黑,哪里歇……”
冯玉祥将军在抗战未胜利前之1944年初春1月的一天,在该馆体育场发动过一次“慰劳前线将士献金大会”,参加者万余人。他在纪念碑侧临时搭的献金台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当时群众听后,更激发爱国赤忱,纷纷踊跃献金,乃至把金戒指、金圈子、手表衣物等等,凡能值钱的东西,都不断往台上献,几个衣衫褴褛的穷苦老百姓,也拥上台去献金,那场面太感动人了。过后冯玉祥将军特别接见了几位献金者,还画幅《大白菜》赠送给一位少女叫陈雪君的,并在画上题诗云:“大白菜,味正香,同胞常常吃,一定打过鸭绿江。”因她把母亲去世时留给她唯一遗物——金圈子也献了。(1983年7月《新观察》杂志,曾有文《一棵大白菜,无限爱国情》记载此事。)
1945年春天,冯玉祥将军又到该园游览,身边只有一名卫士,他还是那身灰布军服,态度安闲,我还邀请他在园内永聚茶社旁楠木林空坝上喝了茶,他对成都风物及该园景色,甚为称赏。
还有件值得记载的事:1946年11月,四川教育厅长刘明扬,特别邀请那时在重庆即将迁返北京的故宫博物院,来蓉在该馆当年的荷花池畔(现游泳池)的一幢陈列室内,开过一次“故宫书画在蓉展览会”,当时出有一本线装《故宫书画在蓉展览》特辑,由谢无量题签。展品总目共计100件,自第1号晋代王羲之《七月都下帖》长卷起,迄第100号清代弘旿《翠 高秋》立轴止,展品因陈列室一次无法展出完,乃每旬更换一次,到今天为止,它是成都几十年来唯一的一次“北京故宫书画展览会”,当时故宫博物院派一位姓庄的科长驻该馆专责照料。
那时,展品中若干珍品如唐代颜真卿《祭侄稿》、宋代苏东坡《亦壁赋》等真迹,现均被藏于海峡对岸的台北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里。
那次在蓉故宫博物院书画展,有唐代《褚遂良倪宽赞》长卷,五代之《雪渔图》立轴,宋代赵昌《牡丹》立轴、夏圭《长江万里图》长卷,元代赵孟頫《巢木山石》立轴、黄公望《富春山居图》长卷、高克恭《林峦烟雨图》立轴,明代唐寅《江南农事图》立轴、仇英《桐荫画静图》立轴、文徵明《溪桥策杖图》立轴、董其昌《进春衣表》立轴,清代兰瑛《溪阁清言》立轴,及四王并称之王时敏《仿黄公望山水》立轴、王晕《万壑松风》立轴、王鉴《仿王蒙松阴丘壑图》立轴、王原祁《画中有诗图》立轴等。
那次展览,是我国历代名家精品——国家瑰宝的一次展览,参观过的人,至今犹怀念难忘。当年所出那本《故宫博物院在蓉展览专辑》,精致典雅,内分《展品总目》、《书画总说》、《作者小传》三部分,并详载展品之时代、作者品名、画幅种类,单说那本古色古香线装特辑,到今天来说,也不能不算是珍贵文物了。
当年,少城公园里的动物园,今天来说,倒不值一提,但,有一只老虎的故事,仍不失为一樁话题:
那个动物园,当初豢养着一头凶猛的东北虎,虎圈设备很差,极不安全。饲养那头东北虎的叫温兴发,成都人。一般人叫他“温老虎”。他原先是个做小摊贩生意的,生意做不起走时,他胆大妄为自称会喂老虎,恰巧该园饲养那头东北虎很难找到一位合适的饲养员,该园便雇了这位“温老虎”,担任这一不寻常的工作。“温老虎”天天与那只东北虎打交道,虽然小心谨慎,缩手缩脚,毕恭毕敬去对待那头猛虎,可是,那头东北虎却毫不客气,常常咆哮如雷,对他张牙舞爪,这个“温老虎”吃这项艰巨的差事,经常弄得胆颤心惊,魂不附
体。但,人究竟比老虎高明:
“温老虎”是烟霞客,每天吞云吐雾,鸦片烟瘾很大。他经过冥思苦想,遂心生妙计,下定决心,要使那只凶猛的老虎“皈依佛法”,要驯服那只猛虎。那些年代自然也没有驯狮驯虎的妙技。他既不是“降龙伏虎”的罗汉,又不是打虎的英雄武松,更不能靠向“山大王”磕头告哀,他又有什么妙法呢?
老虎,也好像某些人“英雄难逃美人关”一样。“温老虎”的妙计是:当他去喂它时,口中先就饱含鸦片烟的烟子,审时度势,轻轻地,缓缓地,向那头猛虎迎面一口一口地喷去,久而久之,那头猛虎,便常常很想闻那扑鼻的异香,当“温老虎”再去打交道时,不但不向他张牙舞爪,反而摇头乞怜,要过烟瘾,任凭“温老虎”的摆布。一时“老虎吃烟”,成了当年成都一樁趣闻。
再说:“温老虎”驯虎有功,他一家人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园内便把他的大儿子弄来管金钱豹,二儿子管黑熊,幺儿子管小动物和飞禽等,他的妻子也很荣幸,当上了勤杂工。
后来,这头东北虎,终于以“阿芙蓉”癖太深而呜乎哀哉了,该园舍不得它,还留下这头死老虎,让他在陈列馆的大楼上一角之地呆着。
过后,“温老虎”又与第二只东北虎打交道,是否采用前法?或更有妙方?即未之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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