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彩没建“水牢”，江姐也没绣过红旗

是润烟池，不是水牢

当年曾铺天盖地地宣传过刘文彩剥削和迫害农民的罪行，比较突出的是泥塑《收租院》和“水牢”。记得当年渲染刘文彩地主庄园的“水牢”时，还特地找了一位尝过“水牢 ”之苦的老太婆到处讲她如何在“水牢”受到残酷折磨等等，讲得有声有色，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次趁去四川旅游，专程到大邑县刘文彩庄园，看看《收租院》群塑，看看“水牢”。

刘文彩庄园是当年曾统管宜宾地区盐务和税务的刘文彩巧取豪夺积累的巨额财富之一。与山西的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常家大院相比，刘文彩庄园无论是建筑面积(加上刘文彩为其弟刘文辉所建的连片庄园共三处)，还是奢华程度(刘文彩的睡床胜过清朝皇帝的龙床)，都创下了地主庄园之最。在庄园的廊房里，布展着闻名全国的大型泥塑群《收租院》。《收租院》艺术再现了残酷剥削当地农民的血淋淋的事实。我向讲解员问起“水牢”的事，讲解员带我们走到一处像仓库的地方。她说，这儿就是当年被宣传为“水牢”的地方。实际上不是“水牢”，是个润烟池。刘文彩当年除了当盐官和税官捞取大钱并在本地收取地租外，还大肆贩卖烟土(鸦片)。大烟怕干燥，每当大批烟货运进后，需要放在水池上滋润着，以确保质量和分量。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了这座庄园，也没有听说这儿有“水牢”。只是后来，一部分人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硬是把润烟池毁掉，又加深加宽挖了一下，建成一处“水牢”。改革开放后，为了还原真实的历史，又把“水牢”毁掉，恢复原来润烟池的模样，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它。我看了一下，这处润烟池，很像农村一家一户用的菜窖，只不过是用水泥建成，以便下面盛水。

狱中绣红旗者是罗广斌不是江姐

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一部反映解放前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者同国民党警察特务进行斗争的纪实小说《红岩》的出版，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轰动。接着，戏剧、电影接踵而来。江姐(江竹筠)、许云峰、小萝卜头、双枪老太婆等一大批铁骨铮铮的革命者的形象，在人民群众心目中高大地树立起来。特别是江姐，她不是个艺术虚构的形象，完全是真有其人。在反映江姐的作品中，尤以她狱中绣红旗的一个情节最为生动细致，也最感人。不久前我去重庆旅游，重访渣滓洞和红岩魂纪念馆，却从布展的史料中意外地发现，狱中绣红旗者不是江姐，而是《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及其难友。讲解员指着那件绣得不怎么规整的红旗原件解释说，重庆临近解放时，都听到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了，罗广斌向难友们倡议，绣一面五星红旗迎接解放。于是，他把自己的红被面撕开，几个人偷偷地绣成了这面旗子。那时，他们还不知旗子上的五星怎么摆，所以才绣成这个样子。虽然在狱中绣红旗者不是江姐，但江姐在入狱前和入狱后的表现，都充分说明她无愧是女中英豪，是一朵雪中红梅。

既然狱中绣红旗者不是江姐，那么，这件事又怎么扯到她身上去了呢?这还要从《红岩》产生的那个年代说起。那时，一些文艺工作者搞文艺创作有一种误区，即树立的英雄形象必须是“高、大、全”。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说一个人好就什么都好，好得完美无缺；说一个人坏就什么都坏，坏事做绝。他们违背了艺术创作规律，也混同了真人真史同小说创作的根本区别，就连《红岩》作者罗广斌本人也未能逃脱这种误区。正因为如此，才有了把罗广斌的事迹生拉硬扯到江竹筠身上，以致谬史流传。事实上，只要是以真人真事写作的任何作品，在史实上是不能杜撰，不能张冠李戴，不能胡编乱造的。还是讲解员说得好：“我们要对历史负责。我们必须告诉参观者真实的历史。当年，渣滓洞、白公馆的斗争那么惨烈，任何一点的胡编乱造都会造成后世人对整个这段历史的信任危机，而这是我们绝对不愿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