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代的成都

北洋政府在五四学生请愿时，虽暂时慑于群众力量，接受了拒签巴黎和约和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的要求，但对群众恨之入骨，采取严厉镇压的手段，在6月3日逮捕了讲演学生数千人，这一下激忿了全国人心，首先是上海全市学生于6月3日全体罢课。同时上海的铜器业机器工人首先罢工响应。上海的印刷、纺织、乃至电车、火车工人也全体罢工。到了6月5日，上海商人也罢了市。这一浪潮很迅速地波及到全国各大城市都罢课、罢工、罢市。接着展开了全国性的抵制劣货运动——本来的口号是抵制日货、抵制仇货。政府在群情忿激的情况下，不敢公然制止这一群众运动，但又怕因“日”字“仇”字而引起外交麻烦，于是向群众劝说，把“日”字“仇”字改为“劣”字。成都正是在这一运动中行动起来的。

抵制劣货初期情况　　五四以后，成都大中学校学生响应这一运动，组成了学生联合会，会址在高等师范学校，即今成都市人民委员会(旧皇城)内。但学生群众对当时四川地方政府，并无对立情绪。当时四川军政首长为督军熊克武、省长杨庶堪，四川政权属于南方护法政府体系。在五四后十天南方护法政府与北方政府在上海开始和谈，即所谓“南北和会”(会议从5月13日开始，距五四仅10天)南方护法政府提出的八条条件：第一条“对于欧洲和会所拟山东问题，表示不承认”，第二条“中日一切密约宣布无效，并严惩当日订约之人，以谢国人”，这与学生群众反帝爱国的要求是一致的。而当时南方和议代表的组成，凡属护法省份，都有人参加，四川省籍的代表是刘光烈。广东护法政府对代表的安排分配，似是有意这样做的。关于和会的一切情况，成都报纸都有较详记载，人们都很清楚，护法政府对中日关系及山东问题的主张，既与爱国群众的要求一致。政府对群众抵制劣货的爱国运动，也未采取高压手段加以干涉。

抵制劣货运动，是“六三”以后开始的。最初由学生联合会派代表与商会交涉，经过协议，决定一些办法：买卖日货的商人，以后不再进日货；已进日货的门市销售商家，按照成本尽速脱售，使成都市场经过一定时间以后，日货绝迹；“来货商”(从上海、天津等口岸贩运日货到成都批发的)也经营门市业务的，还可延长脱售时期。这是照顾到从上海、天津等口岸贩进货物的交通运输条件，使已在途中的货物到达成都后还能按本脱售，不致亏本；文化用品包括书籍纸张及教育用具如科学仪器等，以及医药用品包括药品及医疗器材等，不在抵制之列。这些办法，原是很和平很合情理，而且是学联与商会经过协商决定的。如果商会方面真心实意执行这些办法，抵制劣货本可顺利而彻底地进行，不致酿出其他事故。代表着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商人的商会，想法却不是这样，他们以为学生们青年纯洁，可以欺骗，于是从中捣鬼，庇护日货商人。首先把许多门市销售商家的注册，都改成兼营“来货商”，藉以延长脱售时间。其次是放任商人私改商标，企图鱼目混珠。最初学生们并不觉得商会会弄狡猾，但事情久了，市上的日货永远脱售不完，商会所搞的把戏，渐渐败露出来，激忿了学生们，于是学联自己组织了纠察队，向市上商店进行检查劝说。这是在是年7月以后的事。

打商会的起因　　市上的日货越买越多，当时有这样一种传说：由于“来货商”可以延期脱售货物，竟至有人钻空子，在6月以后还赶去上海，以贱价进入日货，运到成都，托名“来货”出售，这真是只知图利，全无心肝。初期，学生们是信任商会。这时，警觉了，组织纠察队上街认真检查，但也只是着重在宣传劝说，并无过分行动。学生们从事检查工作，既久，也渐渐能够鉴别日货真伪。一次在商业场内一家洋货商店，发现摆在货架上出售的座钟，是改了商标的日货，纠察队向店主交涉，要他收进去。店中学徒，与学生发生口角，出言不逊，开口谩骂，激怒了学生们。商业场距商会不远(商会会址，仍在今工商联)，学生们把这一骂人的学徒拉到商会去，哪知那些“会董老爷”们一味袒庇学徒，倒是对学生们很不客气，甚至说学生们在街上随便拉人，是“私擅逮捕”是犯法。趾高气扬，一派官腔，给学生们一场过不去，因而争吵起来。这时，同去商会的一部分学生，跑回学联报信，讹传商会以学生们“私擅逮捕”把去商会的学生们扣留了。碰巧，那时学联正召各校学生在开会，得到这个消息，把很久以来对商会玩弄手段全无心肝的忿怒情绪触发了，听到同学们被扣留，更是遏抑不住情感，一声怒吼，各校学生代表，纷纷各回本校，动员了全体学生，四面八方向商会飞奔而去，打！打！打！一片打声，把商会打得落花流水。银样蜡枪头的“会董老爷”们，其初还以为绅士派头把学生们压制住了，不料晴天霹雳，发生了突变。这时，会董老爷们，吓坏了！有的翻墙，有的躲床底，结果还被捉去了七个人。学生们高喊着口号，把这些人捉到学联去，连夜开会，决定押着这些“卖国商人”来一次示威大游行。

示威大游行　　商会被打之次日，学联决议举行示威游行。政府得知这一情况，是日一早省长杨庶堪、省会警察厅厅长张群等都赶到高等师范学校，杨庶堪在至公堂广场集合学生讲话，意在劝阻游行。当群众怒火燃烧到最炽热的时候想泼冷水熄灭火焰，是不可能的。全城各校学生是日拂晓都整队到学联集合，杨庶堪话未讲完，学生队伍便已开动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就这样开始了。队伍的排头是女生，经过路线：由东华门经提督街、总府街、湖广馆、打金街、东大街、东御街回到学联。

被捉去的七个商人，被绑着，反戴着瓜皮帽，有的背上挂着“卖国贼”“亡国奴”这类纸牌，左右有人扶着，这些人是吓得面无人色，像绑赴刑场的囚犯似的。沿途学生们高呼口号，散发传单，气势非常激昂。是日大街上的商店，都关了门。全城景象森严，街道两旁看热闹的人很多。

游行队伍经过商会到商业场口第一楼茶馆门前，曾有小小波动，这里看热闹的人特别多，有谣言说商会组织了一批打手，要抢回被捉去的商人，学生队伍特加戒备，显得有些紧张。其实，商人们那时已是惊弓之鸟，谁敢出头。立时也就证明，这是谣言，队伍是秩序井然的过去了。

当学生们从高等师范学校整队出发开始游行，杨庶堪见势已不能阻止，也就只好见风转舵，并未强行禁阻，倒反命令张群率领少数警察，跟在游行队伍之后，沿途维持秩序。张群带着警察，隔队伍稍远的后面，随同游行队伍，走了一道。

游行队伍全体是学生，但有些新闻记者，是始终同游行队伍一道走着。我记得当时川报记者卢作孚，便是其中之一人，并且也参加了呼口号、散传单这一类动作。

一个很久以来死气沉沉静如止水的成都，经过这次示威大游行，人们像从睡梦中突然被惊醒了一样，各方面人士，尤其是文化教育界人士，都活跃起来，社会风气，为之一变。那次示威大游行，给予成都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

调停经过　　商会总理周葆臣、协理白米舟(正副会长)和全体会董们，在商会被打后，都躲在家里，不敢出头问事，商会会务无人负责，已陷入瘫痪状态。那时，成都商会是由78个商帮组成，与日货有关的只有八帮，其中销售日货较多的，又只有疋头、干菜、洋广杂货、颜料、五金等几个商帮。其他商帮的人士，有爱国热情的人也不少。在商会被打，示威游行之后，许多商界人士对商会负责人袒庇日货商人因而引起风波的行为，表示不满。由一些人发起，约集了各帮负责人，在安乐寺集会，一致谴责当时的商会负责人，要他们行咎辞职，改组商会。虽然被商会中另一些保守分子，托词未到法定改选时期，改组不合法，拒绝了这一要求，但在这次风潮之后，商界人士中涌现出一些进步分子，从安乐寺的集会，得到证明。因此，一些具有热情的社会人士，意图打破商学两界的僵局，使抵制日货运动，能够继续进行。首先由吴玉章出面，约集了近十位社会人士，包括商界、文教界、进步绅士、新闻记者这些人商定办法，向学联和商会两方面建议：抵制日货的工作继续进行。鉴于经过一场风波以后，学联与商会，自然不免隔阂，抵制日货的工作，另组机构——商学联合会，负责执行。商学联合会的组织机构是：由学联与商会各选正副干事二人共四人，负总责。各选文牍一人，庶务一人，办理常务，并得酌设司书雇员杂役等给薪的人员，会费由商学两界平均分担。此外，有调查、鉴定多股，机构大体如此。并有这样一种谅解，商界选出的人员，可以不限定是商人，这是由于爱国运动全民有责，社会人士也可以参加。这些建议向商学两方提出后，得到同意。另外被捉到学联的七个商人，学生们曾给这些人拍了照片，称之为“卖国商人”，准备寄到上海去登报。建议学联把他们放回，并把所拍照片连同底片一并烧毁，原因是这些人并不都是与日货有关的商人，其中如商会庶务员黄研芝，根本不是商人而是雇用职员。学联也接受了这一建议。一场风暴以后，经过调停，算是平静下来了。随着是组织商学联合会，继续展开抵制日货的工作。当时我是以社会人士的身份，被邀参加了调停工作。

商学联合会的工作展开了　　商学两方接受调停办法后，很快就推定人选，组成了商学联合会。商会方面选出的正副干事是闵问聃、汪澄波，文牍范朴斋，庶务鼓璧岑。这四个几乎都不是商人：闵问聃是外国语专门学校的教师。汪澄波还是前清时候任过彩票帮帮董，这时并未经营商号。范朴斋是记者。鼓璧岑是昌福印刷公司的职员，并非商会会员。学联方面选出的正副干事是张秀熟(高师学生，今四川省副省长)、袁诗荛(高师学生，过后加入共产党，被反动政府杀害了的烈士)，文牍是一位姓张的高师学生。最初商学联合会会址是在旧臬署监狱学校内；即今春熙路南段一带地址，那是还没有春熙路。(商学联合会差不多经过一年才结束，中间曾迁人商会，最后是在骆公祠。至于人选，商会所推选的人员，自始至终没有变更过。学联方面是由各学校轮番推任。继张袁两干事之后，四川法政学校的袁宗汉，外国语专门学校的彭世锡沈若仙等都作过干事。此外各股职员，也轮换较多)。

为了进行工作，健全组织机构，最关重要。在商学联合会组成后，学联和商会都不直接管抵制日货的事情，完全由商学联合会负责进行工作。

商学联合会初成立的三个多月，工作相当紧张，以后渐渐松缓了，这是由于规定各商号自行脱售日货的时限已满。各商号未售完的货物，由商学联合会集中起来举办一次大拍卖以后，一时市上的日货，确是绝迹了，抵制日货的经常工作，已是无事可办。但是，商学联合会并未解散，而是转了方向，做了一些与文化，社会福利有关的事。比如商学联合会成立不久，自己创办一个日出一大张的报纸——商学联合会会报——一直维持了将近一年，才停刊。在1920年春，成都青年宫花会经四川省长杨庶堪决定改为劝业会，由省长公署委托商学联合会参加筹备。并由范朴斋主持创办“劝业会报”发行期70天。商学联合会且在劝业会会场分设了办事处。更在会场中心地方搭了一个讲台，组织学术文化界有名人士向群众讲演，宣传有关新文化运动的许多问题，在当时，这是一件新人耳目的创举，是同五四运动有关，但已不是抵制日货范畴内的事了。关于大拍卖，是在是年冬季举办的。各日货商号送来的货，相当多，临时组织了拍卖股，分保管、售货、会计几个组。人员是由会临时聘约。拍卖时间大约经过十来天，一时商学联合会成了闹市。学联派有学生——童子军——到场，政府也派有警察到场，维持秩序，卖的货款为数不少，都在事后连同账目，送还原主，有一部分卖不掉的货品如假象牙假水晶图章，和损坏了的儿童玩具之类，也一并归还原主，担任拍卖工作的人，都是商界人士。一件值得提到的事，当拍卖开始时，学联贴出通告，希望同学不到拍卖场买日货，商学联合会也作出决定，会中人员一律不买日货，这事是确实做到了的。

一段插曲——商会被迫改组　　由商会选出参加商学联合会工作的商人，时间一久，事过境迁，以前商会中那些官僚架子绅士派头的“会董老爷”们，又故态复萌，以为天下太平，又可以玩手段了。商学联合会对商会有所商洽的事，渐渐露出不合作的表示，尤其对转达日货商要他们册报存货这件事，又从中玩弄玄虚，少报、诳报的事，经调查股查出来的为数不少，并且都得到商会暗中支持这样做的。最初是向商会交涉，要他即时纠正这种错误，他们是表面对付，暗中捣鬼，甚至放出流言，说由商会选出的人们都是“不顾娘家”的坏人，商会有权另选。但这些人既不甘于伙同商会那些“绅士老爷”们去欺骗学生群众，而那些“绅士老爷”们的恶劣作风，又不肯改正，积怒难平，终于爆发。从商会选出的全体人员，开了一次大会，公开揭露商会舞弊的许多事实，引起全体人员的愤慨，当场决定向商会提出严厉的书面质问，要他们就列举出的事实，一一作明确的答复。同时，这些人集体向商会辞职，要商会另行推选接替的人，学生们也极不满意商会的行为，对商学联合会中商界人士的这种举动，表示同情和支持。恰好这时监狱学校要扩建校舍，商学联合会须另觅会址，会议决定通知商会，商学联合会暂时迁人商会办事。这一来，商会中的那些“绅士老爷”们以为将会再来一次狂风暴雨，吓昏了。商学联合会进入商会，那些“会董老爷”们一哄而散，从此没有进过商会的大门。本来那时商会总理周葆臣、协理白米舟，在商会被打之后，已经闭门在家，没有过问会务，再经这样一来，商会已形同解体，自行垮台，其势不得不改组了。这次改组，不是法定期满的改选，酝酿了很久，还经过总协理和全体会董向各帮提出辞职，又以商会名义呈由省长公署批准改选等手续，才正式由各帮按照法定选举，选出总协理会董。新选出来的人，比较是与文教界接近的。总理陈子立，是昌福印刷公司的总经理，协理是中华书局成都经理胡浚泉。此外在商学联合会工作的商界人士李献廷，王斐然(调查商界股长)和汪澄波，都被选作会董。范朴斋也被推选为商事公断处评议员兼文牍，选举虽已完成，但新当选的人们，仍迟迟不就职，经各帮一再催促，又向商学联合会及其他方面做了许多疏解工作，然后才正式就职，恢复了商会工作，这已是1920年夏季的事了。

以上是五四以后，成都抵制日货运动和与这一运动有关联的一些历史事件。我是参预这一些事的一人，但事隔几十年，有些事已记忆不清，脱漏与错误，是难免的，谨此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