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剃头逸史

第一家新式理发店旧时，成都人称理发为“剃头”，称理发师为“待诏”，称理发店为“待诏厂子”。在许多街道上，除了固定的“待诏厂子”外，还有可流动的剃头担子。民国初年，剃头担子最集中的地方在东西南北四城门侧边及东较场、城隍庙内，还有一些剃头担子不时流动在偏街僻巷。剃头担子一头做了一个小口白铁的蓄水池，面上恰恰可以放一只洗脸盆，靠边竖立一根木柱，插在木头之中。另一头则是前来剃头的人坐的矮独凳和一把高条小桌、一个可装剃头用具的箱子。

晚清时期，剃头技艺已发展到16种，即梳（发）、编（辫）、剃（头）、刮（脸）、捏、捶、掰、按（此4种俗称按摩）、掏（耳）、剪（鼻毛）、染（发）、接（骨）、活（血）、舒（筋）等，可见当时剃头师傅之多才多艺。

大约在光绪年间，清廷的御用剃头部门叫“按摩处”，剃头者称为“请发太监”，按摩者称为“按摩太监”，可见按摩与剃头已分开了。

当时，剃头业有一句术语叫“十三刀半”。即面前三刀，头部七刀，后颈和耳根共为三刀半。这种工作，大半多在部队里进行，据说剃头师傅平均一小时能剃完6个至10个光头。

清末民初，“理发”二字颇为时髦，与刚兴起的“改良”“革新”“革命”等流行词语联系在一起。说它时髦，是因为新式理发只剪洋头，不剃光头。这种剪头的新潮方式，除了当时租界林立的上海外，其它地方是很少见的。

成都薛子芳老先生早年漂泊海外，从新加坡回乡后，毅然弃医，从事理发。

1911年，薛子芳在成都陕西街开了理发店，铺面是清一色花格门窗，内堂有一把沙发式铁制转椅（从南洋带回来的）和几把能升降的木制躺椅……光这一堂别具一格的设备，就使许多成都人赞不绝口。

开业后，每天前来剪头的人络绎不绝。一般以学生、知识分子和见过大世面的人为主。看稀奇的人把街都榨断了。

当年三月初七罗祖会那天，一伙喝得醉醺醺的暴徒，冲进该店大打出手，幸有街坊邻居和隔壁学校学生及时赶来声援，才保住刚刚开张4个月的店铺。

1940年，薛子芳理发店突然被国民党政府查封。薛老先生的儿子薛特思当场被特务逮捕。解放后，才知道薛子芳理发店早已成为地下党的联络站。薛特思是革命烈士车耀先的学生和得力的助手，系《大声周刊》的发行人，编辑，后被活埋于凤凰山。薛老先生遭此横祸，不久后便与世长辞了。日本理发师

民国初年，成都最风行的发式莫过于“拿破仑”和“东洋头”两种。这两种发式一说是开始于民国六年（1917），一说开始于民国八年（1919）。当时，各国一度在成都设领事馆，日本领事馆设在将军衙门侧边的金河街，日本领事的随从中有一个叫“崛口”的理发师。他除为主子理发外，另在祠堂街一小桥对面租得铺面两间，开设理发馆。

其时，一般人理发均称为“剃头”，理发店则称为“待诏厂子”。突然间由一外国人开了一家叫“理发馆”的，不但名词新颖，并且还剃“拿破仑”“东洋头”等时髦样式，这就让人另眼相看，该理发馆同时还“烫发”，采用的是老式“烫发夹”，使用酒精等化学燃料烧红火烫。但烫发的服务对象不是女性，而是男性。该理发馆能烫出“珍珠毛”“皱纹”等样式。崛口的理发馆是新生事物，在当时的成都很有名，铺内整日拥挤，顾客盈室。

崛口似乎也觉得他的理发馆是有影响的，便请了个名叫黎金廷的成都理发师来做他的管事，并大开授徒传艺之门。不久，艺徒、管事便在顾客头上“下剪”了。这下每天有几个艺徒替崛口忠实地工作着，除了“烫发”尚需亲自出马外，整日里他便高踞坐上，悠闲恬静地指挥监理管事。未及一年，结账计算，纯利已达数千金。这位外国理发师还讨了一位成都老婆，住进一院大房，鸦片也抽上了。据说他还一封一封地把白生生的硬洋寄回日本老家去。

惜乎天不佑人，日本人崛口未度几个寒暑，竟得病死在成都。不过他虽死了，剪头的技艺却已传开。继承他门面的当然是黎管事。他和崛口接触的时间一长，技艺方面便很在行，崛口死后，全部器具由他接了过来。他迁移到祠堂街52号，换上了“肇新理发店”的招牌，聘了以前在理发馆习艺的技师，同时，也仿照过去的办法，招收学徒，但是有条件的，学满之后，须得在店内服务两年，工资随给。“稀者为贵”，那时，成都玩“剪子”的究竟属少数，剪样式的理发店更为罕见。为了迎头赶上这种时风，许多已是技师身份的理发师，都甘愿在“肇新理发店”来参师，专习剪艺。这一生财之道被黎管事看准了，其收入居然不亚于他的主人，一年年只见他买房置业，一年年只见一批艺满出师的学徒走向了另一家理发店。刘湘的剃头副官

1928年，驻防重庆的川康善后督办刘湘，习惯剃光头，不留胡子，他遍寻手艺好、人可靠的“剃头匠”，并就此事与神仙军师刘从云商谈。刘从云将剃头高手赵金山介绍给刘湘。刘湘派副官叫来赵金山一试，深感满意，赏了他5个大洋。赵金山千恩万谢回家后，一夜未曾入睡，在心里琢磨如何进一步在刘湘身上起坎。

过了一段时间，刘湘再次传他去剃头时，他把儿子赵来贵带了去，对刘湘说：“报告督办，这娃子手艺比小的强，小的带点年纪眼钝手笨，让他试一下看。”刘湘说：“可以嘛。”于是由小赵给刘湘剃头。

谁知这娃子剃到一半时候，停下手来，捂着双眼说：“哎呀！报告督办，督办头上有光，射得小的眼睛睁不开，让我停一下再做活路。”如此停了两次，才把头剃完。接着是舒筋捶背，刘湘感到很舒服，闭着眼睛，心里在想，头上有光，莫非是灵光，我夫人都未发现，护卫们也未发现，被这剃头的赵来贵发现，莫非与他有缘。不能小看了他，倒要重赏一下。

一旁的老赵见此情形，趁势向刘湘恭敬地作了三个揖，说：“报告督办，如果这娃娃还满您老人家的意，就请督办恩准留这娃子在身边服侍效力吧！”

刘湘把头一点说：“就让他当个少尉副官好了。”后来刘湘改任川康绥靖主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移居成都，这位少尉副官赵来贵也跟着来到成都，继续为刘湘剃头。出现电机理发

到1930年，成都流行的头式已有十余种之多———中山、中分、凤头、拿破仑、一匹瓦、蓄长花尖、边分、斜分、学生头、满梳等等。不少理发店的老板将各种头式的相片，装在玻璃匣内，悬挂于门前，以吸引顾客。第一个用此招数出风头的是华兴街警察总局对面的“高记”、暑袜街的“恒记”、后来，城中心乃至城边、城外的理发店也都纷纷仿效。

当时的理发业中，以后子门对着羊市街的吕记理发生意最为兴隆，在蓉城首屈一指。

这一年，春熙路太平洋浴室外令人惊奇地出现了“电机理发”4个粉字木牌，这真令未出夔门的川人感到十分诧异。平静的理发业，一时又激动起来。习惯于人工理发的仕女们有了一个换口味的地方。该理发店的老板黄某，据说新由上海学得一套娴熟的洋技艺归来。该理发店的4把座椅能够左右前后旋转，洗脸处装有自动开关的水管。此外先进的设备有电力吹风、磨口电熨器、夏天用的“x”字形电扇、方头片的剃刀等用具，此外还可电熨全身治疗风寒感冒。该处每天电力吹风的声响，已压过了过去一般人所爱听的洋剪声，令时人感到稀奇。

在黄老板处理发一次，需银4角，若要电熨，则需另收银2角，每月收入相当可观。不到一年，规模竟扩大到楼上去经营，后来，由于黄老板对技师们作威作福，受气的技师不甘屈服，遂发生了向他联名辞职的事。王陵基理发戒备森严1936年，春熙路北段“三益公理发厅”开业了，它成为成都档次最高的理发店。在此前后，重庆的长生堂、美丽、一乐也、唯尔美等理发厅在成都的祠堂街、春熙路、东大街、南大街、东御街、盐市口等商业区开设分店。其中最驰名的是昌福馆、锦华馆、“明星”“雅宫”等理发厅。这几家理发厅海派味十足，门口有十字形自动门，左右两边各站一个唇红齿白、身穿雪白镀金扣子西仔服、头戴法式帽的招待，见顾客来便恭敬地微弯着腰，右手一摆说：“请进！”这几家的顾客几乎全是“三军”（国民党24、28、29军）的中高级军官和各种达官贵人，每天门庭若市，生意兴隆。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春熙北段开设了一家“大光明美发厅”，设备新式齐全，布置富丽堂皇，清洁卫生，舒适美观。顾客进门，他们就施展出娴熟细致的技术和热情周到的服务，从取样、剪修、洗涤到吹梳，每一过程都做得一丝不苟。理发完毕，要打照背镜，征求顾客意见，达到满意为止。完了，再送上一张热腾腾、香喷喷、厚绒绒的高级毛巾，让经过坐躺折腾已感倦意的顾客顿觉心脾清爽。

当时成都的许多达官贵人喜欢光顾大光明美发厅，各有各的派头。张群、王缵绪喜欢边理发边摆龙门阵。刘文辉照例要技师用锋快的土剃头刀给他剃光头，不许用刮起来“哗”“哗”作响的东洋刀。王陵基去理发就麻烦了，他照例身带卫兵，在春熙路北口一边站一个，重庆银行、锦华馆口各站一个，店门口左右各站一个，此外，卫兵还在为他理发的理发师身旁左右各站一个，戒备森严，不但弄得理发师精神紧张，全店上下也为之毛骨悚然。顾主看见店堂内外都安上岗哨，如临大敌，以为出了什么事情，都不敢靠近。

王陵基为什么如此这般？原因是他在1948年4月9日刚刚走马上任省主席时，声势浩大的几千名大学生游行请愿，要求王陵基拨给平价米，被王断然拒绝，并指挥军警逮捕伤害了许多学生，王心有余悸，生怕报复，故对所到之处，特别小心戒备。理发业的帮会我国古代，男人尊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古训，不准剪短头发。男孩在15岁“成童”时不束发为髻，称之为“拢发包巾”。

到了清代，统治者强迫汉人依从满族剃发习俗，于顺治二年（1645）颁布“剃发令”，限男子剃去前半部头发，后半部削发垂辫，实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政策，并派剃头兵在街头执行，还置一根仿庙宇前之方斗旗杆，悬一上书剃发令之布帛，不从者当场斩首，并将首级系于旗杆上示众。

在清代，剃发这一行当主要是为男子剃发梳辫。剃头行当也分“文”“武”两帮。文帮有剪剃、修面、掏耳一类工序。武帮则增加推拿、按摩、捶打、揉捏，还治脱臼、落枕、崴脚等疾病，也会针灸。这类武帮从业者，需得经过专业培训，才能挂牌。

理发业帮会有两个祖师，一个叫罗和尚。相传明熹宗天启四年（1624），太子头上生疮，诏御医诊治，须剃去溃脓处头发才好敷药治疗。于是便诏隆福寺维那和尚来宫里为太子剃发。维那和尚俗家姓罗，京城的人叫他为罗和尚。剃头的人将罗和尚尊为祖师爷，供他的塑像，并以7月13日罗和尚的生日为会期。另一个是罗道士。清雍正年间（1723～1735），一次，雍正帝患了头疮，梳辫或剃发很感疼痛，因而移恨于剃头者，疑为不轨，怒杀剃头匠和剃头太监若干人，于是剃头匠纷纷逃窜，惶惶不可终日。时有湖南罗道士居百云观中，怜恤剃头匠无辜受极刑，乃创造剃头刀和刮脸、挖耳、洗眼等器具以及梳辫之刷、通、篦、掏、解、顺等妙艺，传授于剃头匠，使其入宫为世宗剃头、刮脸、梳辫。从此雍正剃头、梳辫，不仅不感到痛苦，而且头疮日渐痊愈，于是大喜，钦赐剃头新器具为“半朝銮驾小执事”。罗道士死后，剃头匠们纷纷把他视为“罗祖”，奉为剃头、整容的祖师。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成都理发业帮会组织规定，各街的理发店分为甲、乙、丙、丁、戊五等缴纳会费。前任主席是华兴街高记理发店老板高登祥。继任主席为陈国华。全市会员约2000余人。行会有专门的活动中心，内设有茶馆、浴室、阅报室、俱乐部等。会员死后，由公会发给烧埋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