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的经济

抗战前夕四川的经济概况

抗战前夕，四川近代工业企业很少。1937年，四川符合全国工厂法规定标准的，即拥有动力和30名工人以上的工厂，仅有115家，占全国3935家工厂的2.93%；仅有工业资本214.5万元，占全国的0.58%，居第17位。全国大中型企业资本平均额为9.5万元，四川平均只有2万元，约为全国平均数的1/5；全省仅有工人1.3万人，占全国的2.58%。四川的农业也因军阀混战遭到严重破坏，一时难于复苏。

抗战时期四川的工业与交通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工业企业内迁。到1940年6　月，沿海沿江内迁的民营工矿企业共有245家，物资共9万余吨。内迁工业带动了原有工业的发展，使全省工业出现了初步繁荣的局面，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门类相对齐全的、当时全国最重要的工业区。据1940年经济部的报告，重庆工业区拥有机械厂159家、冶炼厂17家、电力厂23家、化学厂120家、纺织厂62家、其他行业46家，共达427家。到1942年，全省符合工厂法标准的厂矿已达1654家，占国民党统治区资本总额的52.3%；有工人10.8万人，占全国工人数44.7%。同1937年的工业相比，5年间厂矿和工人数都增加约15倍，资本增加526倍以上。

战时四川的交通有较大发展。1935年开始修筑的川陕、川湘、川黔、川滇公路，到抗战头>一二年已全部筑成通车。抗战中后期又修筑了川滇中路（由成都经新津、乐山、宜宾及云南昭通到昆明）、川滇西路（由乐山经西昌、会理到云南的祥云）、川康公路（由成都经雅安、泸定到康定）和汉渝公路（由重庆经邻水、万源到陕西汉中，陕西境内未修筑）。川江及其主要支流的轮船和木船航运也有较大发展。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以重庆为中心建立了航空交通网，先后开辟了重庆至昆明、兰州、哈密、汉中、香港、莫斯科、河内的各条航线。此外，还开辟了“飞越驼峰”航线，即从印度汀江飞越喜马拉雅山到昆明，再到四川的宜宾、泸州。这些航线，特别是飞越驼峰航线的开通，对支持全国的抗战起了重大作用。

抗战时期四川的农业

抗战时期，由于政府采取了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改良品种、推广先进技术、发放农贷等措施，为扩大农业再生产创造了一些条件，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据统计，1938年四川产棉90万担，约为上年产量的1倍。1939年全川粮食又获丰收。1944年春秋两季之收获，可供全省人民两年之食用。不过，尽管四川农业有所发展，粮食产量增多，但在地主、高利贷者和政府苛捐杂税的盘剥下，广大农民仍然过着穷困的生活。

抗战时期四川的财政、金融和商业

抗战初期，四川省级财政负担着支撑地方政府开支、协同中央开发四川经济、支援抗战等重担。主要财政收入以田赋、营业税及债款为大宗。岁入与岁出相较颇有盈余。抗战日久，军费开支愈大，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国民政府规定从1941年秋季起，将田赋收入划归国家财政，并实行田赋征收实物。四川地方财政失去这一主要税源后，遂增加不少苛捐杂税，极大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抗战期中，国民政府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滥发纸币，造成四川金融市场紊乱，物价暴涨。到1945年7月，重庆的物价比战前上涨532倍。在成都，19　42年12月至1943年1月，一月之内米价上涨3倍以上，使得许多工厂、商号倒闭。许多工人、农民、小职员挣扎在饥寒线上。

抗战的初期和中期，由于省外工矿企业和各种人员纷纷迁川，剌激消费市场需求增大，加之外国洋行势力萎缩，国民政府又对民营商业采取扶持政策，促进了四川商业迅速发展，重庆成为大后方商业中心。到1942年底，加入重庆商业同业公会的已达一百二十多个行业、一万五千余家商号，各公司商号拥有的资本总额已超过上海。重庆海关的进出口值，1940年洋货直接进口值从上年的100万元增加到480万元。直接出口值从37.3万元增加到51.9　万元。抗战后期，由于省外商贸渠道受阻，政府又于1943年洳肌都忧课锛？管制方案》，对商业实行统制政策，官僚资本和大批官员借“统制”之名搜刮民财，黑市泛滥，货币贬值，物价暴涨，众多商号倒闭，商业趋于冷落。

抗战时期四川的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

抗战时期的四川经济，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发展最快。到1943年底，官僚资本约占四川工业资本的63%，在基础工业中更占优势，在冶炼业中甚至占86%以上。当时四川较大的工业有390多家，资本共3.4亿多元，孔祥熙办的中国兴业公司就有资本1.2亿元，约占1/3。四大家族独占了丝、茶、桐油等主要出口物资的贸易。为了垄断市场，官僚资本还把银行放款大量投资于商业，在商业上投机，发国难财。

四川的民族资本以卢作孚办的民生轮船公司为代表。他于1925年创办民生公司，经营长江航运。民生公司在与外国资本的激烈竞争中取得节节胜利，业务不断发展。在抗战初期工业迁川和以后发展川江航运的事业中，民生公司的员工以充沛的爱国热情，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公司1938年有资本700　万元、职工4500人。至于全川民族资本企业，则至少在1000家以上，资本总额无统计资料。抗战后期，由于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和官僚资本的压迫、排挤，民生轮船公司每况愈下，几至于倒闭，其他较小的民族资本企业倒闭破产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