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古国文化遗址三星堆的发现

1929年(民国18年)广汉中兴乡真武宫（在今真武村）附近农民燕道诚在其宅旁淘沟，于沟底发现玉器、石器等物，随即掩盖，深夜才搬回家中，总共有三四百件，其中有玉圭、玉璋、玉斧、玉琮、石璧等。其后，这些玉、石器有的被古董商收购转卖，有的被地主、官僚霸占，有的流散国外。

民国22年冬，前华西大学博物馆葛维汉（加拿大人）、林明钧曾在月亮湾发掘，采集部分石壁、绿松石、料珠、陶器残片等，保存在该校博物馆（后转交川大博物馆）。次年春，葛维汉、林明钧将月亮湾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情况写信告诉当时侨居日本的郭沫若，得到郭的高度评价并给予指导。1963年秋，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组来月亮湾再次试掘。1964年春，当地农民在距原出土玉石器地点约50米处挖粪池，又发现玉石器一坑，其中有成品、半成品和石坯。1974年2月，又在月亮湾附近一梭子形田内发现磨石一坑。

专家们根据几十年来积累的材料分析，认为三星堆一带文化层的堆积厚、范围广，这里可能是原来古代蜀国一个重要政治经济中心，而出土的玉石器属窖藏性质，专家们设想，三星堆古蜀国玉石器“作坊”的突然废弃，与蜀王开明氏取代蜀王杜宇氏（望帝）有关，极有可能是由于开明氏发动了对杜宇氏的突然政变，人们只能仓促将所有的物品埋藏起来，以后也就没有机会再来挖掘，所以保存至今。

到了1980年春，南兴镇二砖厂工人在三星堆坡地取土制坯，在耕作层下二、三十厘米的深处，发现大量陶片和少量石器。为此，广汉县文化馆会同四川省文管会考古队在三星堆开始试掘。至5月，先后发掘5×5米的探方49个，总面积达1200多平方米。出土各种陶片、石器10万余件，清理出房屋基地18座、灰坑3个、墓葬4处。房屋遗址均为地面木结构建筑，柱洞和沟槽遗迹可以看出，一些房屋的布局和大体结构。甚为可惜的是，由于当时缺乏资金进行及时保护，这些房屋遗址竟于制坯烧砖时被毁，只留下当时在直升机下俯拍的现场照片。

1986年3月至5月，四川省文管会考古队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联合在三星堆进行了1325平方米的发掘，再次发掘出房屋遗迹9座、灰坑101个、出土文物多达10万片、件，有研究价值的亦有2000件左右。据测定，出土之物距今3700年至4500年。这些文物有的与中原文化相似，有的具有地方特色。特别是这次掘得的10多件制作精致的鸟头（凤头）陶勺柄和鸟头小型陶器，很可能是蜀国先民的崇拜图腾，使人联想到第一个蜀王望帝杜宇（杜鹃）以鸟名为自己的姓名。

1986年7月18日，南兴镇二砖厂在三星堆遗址取土造砖坯时，再次发现一批玉石礼器。省、县文物考古工作人员星夜赶到进行科学发掘，清理出长4.4米，宽3.4米，深2.2米的大型祭祀坑(一号坑)。1986年8月中旬，在第一个祭祀坑附近约20米远，又发现第二个祭祀坑(二号坑)，出土了1000多件珍贵的青铜雕像群。

这次三星堆出土的珍贵文物，使“巴蜀文化”更为辉煌，引起各方学者关注。1986年11月2—7日，全国性的“巴蜀的历史与文化学术讨论会”在广汉召开。与会学者认为这次发掘是四川考古取得的突破性进展，是全国商周考古的重大成果；更有认为这次出土，比湖南马王堆的文物时间早、数量多，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更高，可以和西安的半坡遗址媲美。三星堆古遗址的发掘及大量古文物的出土，把巴蜀早期历史推进了1000多年。同时，完全印证了传说中的古蜀王鱼凫氏和杜宇氏的历史是真实可信的，并确凿地找到了鱼凫氏和杜宇氏故都之所在。此外；这两个蜀王祭祀坑所出土的青铜器，雄辩地证明商周时期的古蜀国已有高度发展的青铜文化，从而否定了以为古代蜀国文化比中原文化发展缓慢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