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医药学

道教以长生不老、修炼成仙为最终目标，为此特别重视医药学及保命延生之术。在道教创立以后的较长历史过程中，不少有识之士在继承和汲取中国传统医学基本理论和优良技术的基础上，通过自身的不断实践，自成一家，创建了与传统医学同步发展、既有联系又独具特色的道教医药学。

一

东汉中后期道教创立之际，社会动乱，战火连绵，灾害频仍，疫病流行。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人民缺医少药，横死者载道。道教乃从其教义和信仰出发，利用符、咒以及跪拜首过等法，企图解救民众的危难，并以此为传教的手段，扩大影响。符、咒治病源于古代巫、医不分，流行于民间已有一定的基础，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现象。 从现代医学心理的角度来看，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能起缓解患者潜在的心理困扰，满足其某种心理需要，达到暂时宁其心志的作用，但无实际上的医疗意义。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道士文化素质的提高，他们对人的生理现象和各种疾病的认识也在逐步加深。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有关医论部分指出：“人生百二十上寿，八十中寿，六十下寿，过此皆夭折。此盖神游于外，病攻其内也。”①阐明了人生死的必然性和对寿限的认识。又云：“天道三合而成，故子三年而行。三三为九，而知道究竟。……天数五，地数五，人数五，三五十五，而内脏气动。四五二十，与四时气合而欲施，四时者主生，故欲施生。五五二十五，而五行气足而任施，五六三十而强。故天使常念施，以通天地之统，以传类，会三十年而免。老当衰，小止闭房内……。”②即认为人三岁会走路，九岁明事理，十五岁生理发育完善，二十岁具有生育能力，至三十岁而极盛，此后渐次转衰，应当节欲保精以养生。这样的年龄划分虽不免牵强，但与一般生理现象也大体相似。该经还继承《黄帝内经》“天人一体”和“脏腑学说”等方面的理论，认为人体疾病的形成，与外界因素（自然界和社会条件）、内在因素（脏腑机能、精神状态等）是密切相关的。东晋著名道教学者葛洪在他的医著中对致病的内因、外因及其互相作用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南朝齐梁间杰出道士陶弘景则将先秦道家关于精气一元论的思想用以阐发人的生理和病理，并提出了按病分类的主张。他认为：病虽千种，不外三条，一则腑脏经络因邪生疾，二则四肢九窍内外交媾，三则假为他物横来伤害。总之，从葛、陶有关医著涉及致病因素的分析，大体可分为自然、生物、物理、化学和精神等方面，而致病后又多涉及人体的呼吸、消化、神经、循环等系统的病变，以及诸如皮肤科、五官科、妇儿科等等。唐代著名道士孙思邈更在全面分析致病的主客观因素后，又提出“形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③的积极医学思想。 在病因的认识上，陶弘景早就指出“尸瘵“（肺结核病）具有传染性。北宋成书的道书《无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断除尸瘵品》进一步总结了实践经验，肯定该病有“屋传”、“衣传”、“食传”三条传染途径：“屋传”是病室幽暗郁结，邪气不散，患毒常存；“衣传”是人与患者同卧，或患者已死，吝惜之家将其衣、帷、卧具、器皿留为己用；“食传”乃误食病人饮食，汤菜余残之物。强调只有“斩断死根，庶可复还生气”。据了解，18世纪时，欧洲才由法律规定，以烧毁病人用具的方法，作为对该病的消毒措施；直到19世纪中，始由法国人确定其具有传染性。可见中国道士对肺结核病的认识所得的结论，比欧洲学者要早六七百年。 此外，早期道教有些道书中还有关于“三尸”（或称三虫）、“九虫”的记载。三尸称上尸、中尸和下尸，分别寄生在人的头、腹、足部，九虫即蛔肠、白虫、肺虫、胃肠、膈虫、赤虫、蜣虫等，认为这些“尸”、“虫”为万病之源。由于当时道士尚不了解菌类、菌源体的具体情况，除了作一些×性的解释外，还根据实践经验，列举了若干医治因“尸”、“虫”致病的方剂或单味药。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二

道教医药学家在继承中国传统医学，探索与研究人体生理结构和致病原因的同时，结合自己的实践，在医药学方面卓有成就，并形成了有别于“儒医”和历史上官办医疗机构的“道医”形象和特点。 东晋葛洪是“道医”的第一位代表人物。他认为：“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④又说：“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⑤继起的齐梁道士陶弘景，博学多才，承先启后，在道教医药学发展史上起了纽带作用。唐代道士孙思邈，一生不慕荣利，始终隐居学道，以行医为事。他们都在医药学上为后世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影响至深。 道教医学家重视实践经验和医学理论，为后世留下了可贵的医药学文献。葛洪不仅熟读仲景、元化等人医著近千卷，还深入实际，广泛收集民间医疗成果，辑集《玉函方》百卷。 但又感内容繁杂、卷数过多，难以尽写，遂再搜集、钻研历代诸家备急方书，采其要约，编撰《肘后备急方》三卷，计八十六篇（现存六十八篇）为道教医药学在急症临床方面的先河。 陶弘景曾撰《效验方》五卷（已佚）。他一方面赞赏《肘后备急方》对病家深为有益，一方面又感到葛洪旧方“至今已二百许年”，“阙漏未尽”，于是“采集补阙凡一百一首，三卷，以朱书甄别于葛文之后”⑥，是为《补阙肘后百一方》。该书无论在医学理论上或实践经验的总结上，均较前书有所提高，成为上承东晋，下启隋唐道教医药学发展的纽带。 孙思邈现存医学专著《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各三十卷。 他在论及前者书名时称：“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以为名也。”⑦《千金要方》总结了唐代以前，特别是东汉以来的许多医论、医方、用药、针灸兼及服饵、食治、导引、按摩等养生内容，共二百三十二门，合方论五千三百首。《千金翼方》取“羽翼交飞”之意，对前书作了全面的补充，并新增“辟谷”、“飞练”、禁经等专卷，但实用价值稍次于前书。以上两书在传统医学史上均有重要地位，北宋治平三年（1066）曾刻印发行，还多次传入日本、朝鲜，对亚洲医学界也深有影响。 唐末五代以后，道教内丹渐次兴起，道教医药学虽不如前此时期名家辈出，但在民间，继承先代“济世救人”优良传统者，也代不乏人，且有不少著名医著验方问世。 从道教学者的医著和实践来看，他们继承《黄帝内经》关于“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思想，十分重视疾病的预防。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地真》中指出：“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之于既逝之后。”⑧孙思邈更将预防思想贯彻在整个医疗活动过程中。称“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⑨他告诫世人，平素居家“凡有少苦，似不如平常，即须早道，若隐忍不治，冀望自善，须臾之间以成固疾，小儿女子益以滋甚”。ab他还特别向老人指出：“自觉十日已上康健，即须灸三数穴，以泄风气，每日必须调气补泻、按摩导引为佳，勿以康健为常然，常须安不忘危，预防诸病也。”ac道教医学家在强调预防的同时，十分重视摄生养性。葛洪曰：“善摄生者，卧起有四时之早晚，兴居有至和之常制； 调利筋骨，有偃仰之方；杜疾闲邪，有吞吐之术，流行荣卫，有补泻之法；节宣劳逸，有兴夺之要。忍怒以全阴气，抑喜以养阳气。”ad孙思邈认为：“人之寿夭在于樽节，若消息得所，则长生不死，恣其情欲，则命同朝露。”ae他又本着“易则易和，简则易从”af的原则，将静功与运动，起居与卫生，名利与无为，房中与节欲相结合，就人们的日常生活、饮食、劳逸、情志等方面作了诸多精辟的论述。同时他还细致地观察了人的衰老过程以及老年人的生理、病理特征，进一步将养性学说与老年疾病的防治结合起来。一方面强调老年人应注意活动，以舒导关节，畅通气血，一方面又告诫进行这种活动时，应与自身生理状况相适应：“常欲小劳，但莫大疲及强所不能堪耳。”ag道教医药学家与一般医家不同还在于他们博医通药。这既避免了“医不识药”、“药不通医”的弊病，而且从理论和实践上推动了本草学的发展。 在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中，即有关于药物和方剂的记载。可见当时已广泛应用植物、动物两类药物，且十分重视单味药或配伍使用的疗效高低。配伍后和合而立愈者，“名为立愈方；一日而愈者，名为一日愈方；二日而治愈者，名为二日方；三日而治愈者，名为三日方”。ah东晋葛洪除在《肘后备急方》中总结了当时一些特效药的应用外，特别强调要重视若干同名异物的药草，以免误用或中毒。认为“唯精博者能分别之，不可不详也”。ai齐梁道士陶弘景在本草学上的贡献更为突出。他将汉魏以来名医在《神农本草经》中的增益部分，整理为《名医别录》，这是继《神农本草经》后又一部本草学重要文献。更为重要的是，他针对《神农本草经》“三品混糅……草石不分，虫兽无辨”aj的情况，以《神农本草经》三品的三百六十五种药物为主，加上《名医别录》副品三百六十五种，辑成《本草集注》七卷。 当《本草经》失传后，《集注》就成为保存古代《本草经》的重要传世文献，而为明、清学者重辑《神农本草经》创造了条件。 唐代孙思邈的本草学造诣更深。他在《千金要方》中明确指出：“方药本草，不可不学。”ak他以“古之善为医者，皆自采药”自勉，一生坚持自种、自采、自己炮制的原则，从而获得十分可贵的实践经验：药物采集过早，则药势未成，采集过晚则药性已过，故十分重视适时采药。《千金翼方》为首三卷，专论本草，涉及九百多种药物的入药部分、采集时节、同物异名以及阴干、曝干诸方面。他还从考察药性出发，根据《神农本草经》中药物的七情和合原则，总结了近二百种常用药物的相使相畏、相须相恶、相反相杀的药性关系，供后世处方参考。他的用药范围，比《神农本草经》多一百四十余种，与唐代颁布的国家药典《唐本草》正经（二十卷）相比，还多二十多种。故为后世尊为“药王”。 此外，历代道教医药家还注意金石药的应用。无论是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还是陶弘景的《肘后百一方》、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中，都有不少的记载。 重视医德是道教医学的优良传统。《太平经》曾强调治病用药为“救死命之术，不可易，事不可不详审也”，必须“慎之慎之”。lb葛洪身体力行，认为“人能救之者，必不为之吝劳辱而惮卑辞也。必获生生之功也”。lc他精心选用民间验方、秘方和偏方，以求“必可以救人于死者”。在他所处的时代，巫风盛行。他一再批判那些妄说祸祟、专以祭祷问卜为业的巫、祝小人，讥刺一些不修疗病之术的平庸道士。陶弘景也广泛收集民间良方，并将其分为“累世传良”、“博闻有验”和“自用得力”三大类，分别陈述其来历、用法和疗效。这既体现了他在医疗活动中的高度责任心，也是他的崇高医德的表现。 孙思邈是重视医德的一代典范。他在《千金要方》中一开始就以“大医习业”、“大医精诚”为题，系统论述了医家必须具有的医德规范。告诫为医者必须“博及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道医道已了”。ld他强调医家必须“志在救济”，对病人要有高度责任心：“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光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le对前来求医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lf临床诊断时，强调精神专一，周密思考，不得轻率从事。此外，他还提出若干医家必须注意的事项，诸如不得多语调笑，道说是非；不得议论人物，訾毁他人；不得恃己所长，掠人财物；不得见人富贵，处以贵药，等等。他的医德为道教医学的精华，至今为人所景仰。

三

道教医药学家虽然受到当时自然科学发展水平的制约和自身世界观的局限，但经过刻苦努力和不断的实践，对传统医药学的贡献还是很大的。他们在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以及传染病、急症诸多方面，颇有建树，并留下许多至今仍有实用价值和可供进一步研究提高的资料。 葛洪曾有以青蒿治愈疟疾的经验。按青蒿为常见的菊科植物，现经研究，含有抗疟有效成分“青蒿素”。20世纪80年代中，我国以其制取一种新型的具有高效、速效、低毒的植物类抗疟新药。无独有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记载了他在蜀中炼制“太一神精丹”lg的经过。“太一神精丹”是由丹砂、曾青、雄黄、雌黄、磁石、金牙组成的丹方；已知雄黄、雌黄为硫化砷化合物，磁石（四氧化三铁）为氧化剂，这是一个利用磁石等氧化剂从雄黄、雌黄中制取砒霜（三氧化二砷）的方子。也是世界医药史上最早利用砒霜制剂治疗疟疾的良方。由于砒霜含剧毒，为了减轻毒性，孙思邈还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针对疟疾的不同症状，对剂量作了细致的分析研究。已知欧洲在18世纪末，才有人利用砒霜制剂治疗疟疾，孙思邈足足领先了一千多年。孙氏还突破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思想束缚，十分重视妇婴疾病的治疗。无论在妊娠、产程、分娩以及乳母须知、婴儿护理等方面，都有不少合理的创见，并为其后妇、儿专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陶弘景对虏黄病（急性黄疸性肝炎）、恶脉病（急性淋巴管炎）、恶核病（急性淋巴结炎）、瘰疬病（颈淋巴结核）的病因、症状、治疗方法，都有详细的论述。在距今一千多年前，陶弘景和孙思邈便分别应用竹管和葱管作导尿手术。如此等等，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