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川产生的影响

传入中国的×，并不单纯是一种×或×的门派，实际上×也是一支文化队伍，甚至还是一股政治势力。

×在华产生的影响，并非仅仅局限在信徒的圈子内，而且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至于×影响力的表现形态，也不仅仅在于传教的当时感官所能触及到的某些变化，而更为重要的是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逐渐释放出来的潜在的影响能量。

1.四川僻处西南，交通闭塞，与外界的联系受到制约。古代巴蜀的经济文化，虽曾有过辉煌的篇章，但自明末清初以来，屡遭兵焚摧残，造成经济残破，文化式微，思想界在高压政策下万马齐暗。鸦片战争的炮声，震惊了首当其冲的沿海一带的知识分子，然而在四川，并未掀起多大波澜。

随着列强侵华势力的深入，×也进入了四川盆地。×信奉的唯一的真神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宣称上帝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天上人间的主宰者；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神的化身，是拯救受苦受难的世人的救世主。×认为，人人生来就是有罪之身，只有通向耶稣忏悔自己的罪孽，才可以使灵魂得到超生。

上帝和上帝的独生子耶稣逐渐成为四川部分民众崇拜的新的偶像，这在近代四川社会，尤其是在思想界所产生的深层次的影响，绝非当时入教时的人数所能衡量出来的。客观地说，×冲破了封建思想堡垒的一个缺口，在一潭死水中投进了一块石头，在四川社会里嵌入了一段楔子，引起了久远的多方面的连锁反应。

2.近代四川，多灾多难。尽管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历次侵华战争的炮火并未燃及巴蜀大地，但四川并未摆脱灾难，如：

清政府在四川征兵（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有六千多川军出川抗英）、摊饷（1851年清政府定四川为“协济省”，至1854年调拔饷银330余万两），还有诸多搜括（川省独有的田赋附加“津贴”每年54万多两；额外的“捐输”每年达190多万两；强行勒索的“厘金”仅1856年至1873年间的盐厘和货厘就达2100多万两白银），使四川民众苦不堪言。

土地兼并现象日益加剧，生活无着的游民与日俱增。

近代四川的战乱尤其频繁，较为突出的就有：1859年至1865年间李永和、蓝朝鼎领导的遍及川省大部分地区的反清武装斗争；1862年至1863年间的石达开转战四川；稍后又有多起教案和打着义和团旗号的反洋教、反清朝的武装斗争；再后就是保路同志军的起义和护国、护法之役。更为严重的是自1917年开始的四川军阀混战，连绵不绝，愈演愈烈，闹得蜀无宁日。正如天津《大公报》在1932年的一则时评所言：“论其民生困苦之情状，则此天府之国，早陷入地狱底层。”诚哉斯言。

处于兵荒马乱中的四川人民朝不保夕，很自然地希求冥冥之中的神灵的庇佑。无论是虚无飘缈的上苍，还是泥塑木雕的偶像，也不管是本乡本土的，还是从外面跑来的，似乎并不很重要，关键是要使精神有所寄托，对未来有所希冀。因此，被钉在十字架上受苦受难的耶稣的形象，是很能博得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的民众的好感和认同。四川最激烈动荡的年代，就正是×在四川发展最迅速的时期。

3.知识分子历来是民众中先知先觉的部分。中国近代先进的思想家魏源曾提出过“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论点，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空前威胁，学习西方的客观要求已是形势使然，已经成为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救国真理的重点目标。

正当此时，教士乘着后人舰到中国来了。耶稣给一些中国人的第一个印象，并不是青面獠牙的征服者，而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仁人，是代替世人受罪的牺牲者，是让民众摆脱罪恶的苦海，让灵魂升入美妙的天堂的救世主。

×本身蕴含有深刻的哲理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宣扬平等、博爱，标榜民主、自由——这些，同儒家文化的“仁者爱人”和传统的民间道德规范，有着一些共同点。

×会在四川办的各种学校，介绍了西方的人文科学。中华圣公会等在成都办的“辅仁学社”还举办了多起哲学、心理学、×学、伦理学、社会学等专题讲座，使渴求新知的青年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4.近代四川是闭塞的以小农业为主的内陆大省。民族工业的出现和发展，比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城市约20年。在1895年的《马关条约》打开了重庆大门后，到20世纪初年，重庆才开始有棉纺织、造纸等近现代工业，且资金微薄，规模很小。

随着外国侵略势力深入四川，传教士入川的人数和在川建立的教堂以及教会文化事业的数目，都有迅速的增长。

1881年到1890年×会进入四川城镇数为9，所设教堂数为21；到1891年至1900年间，则分别增加为16至25。至1920年，各差会在四川的51个城镇开辟了76个总堂（下有369个礼拜堂和无数的布道所），仅次于沿海首先开放的广东和江苏两省，居全国第三位。当时，有外国传教士543人，已发展教陡12954人。×会创办的大学1所，中学15所，高小59所，初小408所。在校学生18386人，教职工884人。教会办的医院26所，有病床1041张，药房28个（不包括医院的药房），有医生63人（其中外国医生44人），护士103人（其中外国护士11人）。此外，还开办了5所护士学校（包括助产士学校等）。

以上的数据说明，随着×在川势力的增长，教会办的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也相应增多了。×在传播“福音”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教育手段和新鲜实用的教材，还有些有利于增强国人体质的卫生知识和前未有的医药器材。这些显然有益于拓宽视野、天启民智，在川人中引起了现代意识。

×在开启民智的同量，还直接带进了西方的先进生产设备和技术。前已所述，早在1897年，赫斐秋教士将西方的印字机带到了乐山，开创了四川用机器印刷的新时代。1926年，英内地会传教士裴光华带来了两台玉米脱粒机到古蔺。另外一引起传教士还带来了地球仪、望远镜、电影放映机和幻灯片等，×青年会和教会学校还举办了一些科学、卫生常识的演讲会和专题展览；教会办的刊物有时也登载一些科学普及文章。

5、×提倡逆来顺受，听天安命，要“谦虚、温柔、忍耐”，认为忍饥挨饿，吃苦受罪，以至遭屈辱，甚至被杀害，都是人生“必走的路”。所以，统治者很可以利用×来作为驯服被统治者的工具。

四川在辛亥革命后，尤其是在护国战争后，由于滇、黔军入川和四川军阀之间的争斗，在1918年至1919年间逐渐形成了诸侯割据式的“防区制”。

在“防区制”时代，尽管军阀之间激烈厮杀，但对教堂，基本上都是加以保护的，教会也要依靠军阀的庇护。

“防区制”时代，×在四川有了较大的发展。×愈多，顺民也就愈多，对当时的统治有利。

6.频繁的教案使四川动乱不止。

×的传入是伴随外国对华的军事侵略而来，这同历史上的佛教、伊斯兰教的传入是体现世界范围的文化交流显然是有区别的。

×不承认中国两千年来崇拜的“天地君亲师”，这不仅使封建士大夫和当权者认为是大逆不道，而且使长期受儒家思想束缚的普通民众也产生一种反感心理。加上一些世俗的利害矛盾，以及某些教会、教士和教民的不良行为，就诱发了多起教案。

四川是×深入中国的重点地区，因此四川也是近代反洋教斗争的“教案”的高发区之一。

因×传入四川较早，故早在1862年重庆、酉阳等地就发生了教案。而四川针对×的最早的教案，则是1886年发生于重庆。导火线是美、英传教士在形胜扼要之地浮图关鹅项置地建房，招致绅民反对。六月初一武童会试时，聚合3000多人捣毁了戴家巷福音堂，焚烧了教会楼房3座、教民住房250家。重庆地方官府虽尽力保护外国教会，但众怒难犯，重庆反洋教斗争的浪潮，很快波及到江北、巴县、綦江、南川、铜梁、大足等地。

四川规模最大的教案是1895年5月的成都教案。

成都教案震动了全川，省内十多个府、州、县都发生了打洋教事件，共有30处×教堂被捣毁（还有不少×教堂）。外国政府向清王朝施加压力，外国公使指定清政府必须严惩四川总督和各级有关官员。清政府屈从了，将封疆大吏刘秉章“着即革职，永不叙用，以示惩儆”。又处分了十余名府、州、县官，并赔款一百余万两白银（其中英、美×教堂十余万两）。

此后，四川连绵不绝地发生多起反×的斗争，如1898年1月重庆江北教案，1899年9月射洪县玉龙镇教案，1902年4月资阳县天鼓教案，1908年于1909年美姑县教案等，尤其是1926年至1927年间爆发了几乎遍及四川全省的反洋教风潮，有二十多处×教堂被砸烂、抢掠或为驻军霸占。

教案的频繁发生，深刻反映了×与四川人民的对立情绪，反映了中西方两种文化思想的冲撞。人们把×同不平等条约直接联系在一起，出于爱国义愤而反教仇教，因此，反洋教斗争是近代中国反侵略斗争的组成部分。

历史的发展，常常是人们始料不及的。四川近代的诸般变化，也超出了传教士们的意愿和控制力范围，正象传教士们在宣讲“福音”时强调的那样：“神的旨意，同人的想法看法，常常是有距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