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花儿”

　　一提起我国西北的优美民歌“花儿”，人们会因地域称之为“青海花儿”、“甘肃花儿”、“宁夏花儿”以及“河州花儿”、“洮岷花儿”；或因民族称之为“回族花儿”、“撒拉花儿”、“东乡花儿”、“土族花儿”、“保安花儿”等，无人称“黄河花儿”。

　　但是，当我无意间画了一张青、甘、宁三省区相连的草图，并画出黄河及其支流的流向，按照“花儿”流行的大夏河流域、洮河流域、青海甘肃段黄河流域、大通河流域、宁夏境内黄河流域标出各县、市具体地名以后，猛地吃了一惊：我看到“花儿”只集中流行在北起宁夏贺兰山南至甘肃宕昌，东起六盘山西至甘肃河西走廊青海日月山这约二十万平方公里范围内，不足三省区总面积的百分之六，都在黄河龙羊峡至吴忠市这一段黄河及其支流大夏河、洮河、大通河、湟水、清水河的沿岸地区，是这一段黄河流域独有的特殊民歌，若真的将其称为“黄河花儿”也毫不为过。这不能不让人想到它的文化地理学和环境文化学的意义，即黄河文化蕴含在“花儿”中的分量，或曰“花儿”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对黄河文化的具体阐释。

　　“花儿”与黄河文化的关系，绝不是只体现在用“花儿”的形式描绘生活在这段黄河流域的人和在这段黄河流域环境中发生的故事，以及因黄河地域环境所触发的人的感情波澜，如“一对骡子一对马／黄河的河沿上站哈”、“左边的黄河／右边的崖／雪白的鸽子／水面上来”、“黄河堰上的水鸭子／你是谁家的女娃子”、“黄河畔上日本来呀／日本来／我不打他呀／是奴才”、“东靠黄河西靠山／年种年收水浇田”、“口唱山歌肩扛上锨／黄河水／他引到了咱们家庄前”等等，更重要的是“花儿”所揭示的黄河文化内涵。

　　近代以来，我国各学科的专家都注意到了“花儿”的文化意蕴。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很早就注意了从“花儿”研究当地的历史。他在《浪口村随笔·明初西北移民》中说：“洮州有歌曰：‘你从哪里来？我从南京来。你带什么花儿来？我带茉莉花儿来’，其地无茉莉，知此歌必为初移之民所遗留，至少亦是根据初移之民之遗语而咏歌者。”从“花儿”研究历史，也从历史研究“花儿”。
由于“花儿”的魅力，吸引了许多跨学科的专家参与其中。清华留美学者，我国最早的地理、地质学家袁复礼就是其中之一。他当年在甘肃进行地质勘探时，为当地群众所唱的“花儿”深深打动，遂记下，在１９２５年北大８２号《歌谣周刊》上刊出了３０首“花儿”，立即引起著名文学家朱自清先生的重视，以至朱先生当年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歌谣》都引用袁先生记录的“花儿”来阐述“歌谣的起源和发展”。接着，著名新闻记者范长江到西北采访，在青海塔尔寺附近饶有兴趣地听了军人演唱的“花儿”。

　　“花儿”与黄河文化的关系，不是词句的、形式的、表面的，而是根本的、本质的、精神的、多层面和大范围的。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初，“花儿”即引起了许多音乐家的注意。著名音乐家王云阶到青海搜集“花儿”，将许多“花儿”曲谱如《山丹花令》（即现在有名的《河州三令》）、《白牡丹令》、《尕马儿令》等刊于《青海日报》，１９５７年又结集为《山丹花》一书出版，丰富了我国的音乐理论。更可靠的是，“花儿”民歌演唱者朱仲禄在５０年代走上了天津音乐学院讲坛，前后讲课达七个月之多，用“花儿”支撑了中国高等教育建设。时任天津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先生以流行于甘、青的“花儿”为素材，创作了２０多首“花儿合唱曲”。“花儿”在中国音乐文化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言而喻。

　　更令人惊异的是，年轻音乐家唐其竟以“花儿”中高亢入云的《撒拉大令》、深沉低回的《大眼睛令》为素材创作的小提琴独奏曲，在１９５７年夏莫斯科国际青年联欢节音乐作品比赛中，一举荣获金奖。“花儿”以弘扬黄河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音乐形式在国际舞台上发扬光大。直至今天，在美国密歇根音乐学院还在演奏这首以“青海花儿”《大眼睛令》为第一主题的“花儿”小提琴独奏曲。

　　“花儿”植根于黄河沃土，黄河以丰美的乳汁哺育着自己怀抱中的“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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