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历史—皖史风云—黄源“皖南事变”突围记(一)

    黄源(1906—2003)，浙江海盐人，鲁迅先生晚年的学生和战友，20世纪20年代后期投身于中国新文化运动，1933年开始在茅盾先生领导下编辑全国影响最大的文学刊物——《文学》，1934年下半年起又在鲁迅直接领导下编辑《译文》月刊，而誉满文坛。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1938年黄源毅然投笔从戎，到皖南参加新四军，与朱镜我、李一氓、彭康等同志一起从事新四军文化工作，任军部文委委员，《抗敌》杂志编委，《新四军一日》主编。1941年初在“皖南事变”中却突然失踪。
　　叶挺将军在狱中给党中央的信中这样说：“闻黄源亦死于此次‘皖南惨变’，在阵中头部受弹伤，立即殒命。黄源到皖南军中后，参加军中工作，工作努力，成绩亦甚好。在此次惨变中，忍受奔波饥饿之苦，形容憔悴，又不免一死，痛哉!”1941年4月1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石西民同志《悼黄源》一文，文中说：“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说鲁迅先生的高足，《译文》杂志的主编黄源先生在‘皖南事变’突围中牺牲了……”看来黄源必死无疑。重庆《新华日报》报导黄源的阵亡消息后，在重庆当高级护士的黄源的妹妹黄启凤，哭得死去活来，抱着一线希望，曾到重庆新华日报社去查询黄源的生死，结果被告知：据可靠消息黄源已经不幸牺牲了，劝她节哀自重。然而黄源并没有死，1941年5月，黄源神奇般的回到新四军苏北军部，陈毅军长热情地欢迎他，并幽默地说：“我们以为你尽忠报国了。”并给他一盒雪茄烟，算是对他起死回生的祝贺。
　　我与黄源年龄相差近40岁，因我的堂姐许粤华在嘉兴秀久中学求学时与黄源相爱，后结为夫妻，由于战乱的原因，于1941年与黄源分手，后与黎烈文结为夫妻，因而对黄源早就知情，但疏于往来。1996年，黄源应邀参加张乐平纪念馆落成仪式到海盐，先后两次到我家，黄源要将藏书近万册赠于海盐，并委托我办理此事，因而过往甚密，谈话也就多了起来。从上海从事文化反围剿到抗日战争投笔从戎，从个人爱好到故人情谊什么都谈，每次去西湖葛岭或浙江医院，每次总有一个话题。其中1996年7月，黄老正在改写他的回忆录，我听他讲“皖南事变”中九死一生，侥幸突出重围，一段尘封在老人56年前的历险，一个传奇色彩的新四军文化战士，呈现在我们眼前，黄源不是一个指挥作战的军人，不可能了解整个“皖南事变”的全过程，但他真实讲述自己在这场事变中突围时的经过，和一个参加革命不久的文化战士突围时的心态，使人感到真实可信，于是我把这段事记了下来。

事 变 前 夜
　　
　　1941年初，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日寇因战线太长又不能尽快解决战斗，在中国面临两个战场：一个是蒋介石指挥的国民党军队，一个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八路军。日寇采用两面手法，对消极抗战的国民党军队采取诱降，而对我八路军、新四军实行围剿，而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消灭抗日力量，也把枪口对准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精心策划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事变前，新四军军部为了适应抗日形势发展需要，在小河口建立了印刷厂，叶挺将军十分重视印刷厂的工作，称印刷厂是“文化战斗堡垒”，为了加强印刷所的政治思想工作和保证印刷技术质量，军部领导委派在军部担任文委委员，兼驻会秘书的黄源去印刷所任副所长。事变前夕所长陈昌吉又奉命调往军部工作。印刷所的重担落到黄源肩上。1939年年底根据军部的命令，黄源将身体弱的同志和部分印刷机和物资随先遣队运往苏北，将留下的同志按战斗部队形式重新编队。由于文人的本能，黄源请示政治部以后，给政治部所属单位每人印发一本《进军日记》，要求大家记录行军途中所见所闻，准备到苏北根据地后在《抗敌》杂志上连载，编辑一本新四军北上抗日的《行军日记》。随着形势的日益紧张，黄源领导所里的同志将不能带走的笨重器物掩埋在离印刷所不远的李村等地，可以带走的铅字、文稿、油印设备分成近百副担子，由各队挑着行军。黄源又巧妙地将多余的纸张，利用原来搞统战时与宣城国民党专员公署的关系，廉价卖给了他们，减少行军负担，减少了印刷所的经济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