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对徽州文化的影响

徽州文化是中国文化系统中的一种地域文化。徽州文化涵盖很广，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并存，半个多世纪以来，日益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任何文化的形成发展都基于一定的环境，这种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本文探讨徽州文化形成发展的社会经济因素之一——徽商对徽州文化的影响。

徽商是中国明清时期十大商帮之一。徽州人的商业活动起始久远，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明嘉靖至清乾隆、嘉庆年间达到鼎盛。虽然各种徽州文化现象肇始早晚不一，但其极盛期却同徽商鼎盛期基本吻合：新安理学始于南宋，元代、明代中前期最盛[1];新安医学启自东晋，盛于明清[2];徽派朴学始于明末清初，清乾隆年间达到顶峰[3];新安画派始于元代，明末清初独具风格[4]明万历年间，徽派版画登峰造极[5];明清时期，徽派建筑最为兴盛；徽派盆景始自五代十国，明清时期达到高潮[6];徽菜始于南宋，明清时期自成体系；明万历年间，徽剧形成自己的风格[7]……笔者认为，这不仅仅是时间上的简单巧合，而恰恰说明徽州文化对徽商具有某种依存关系。

一、徽商雄厚的经济实力与徽州文化

经过长期的商业经营，到了明清时期，徽商“资本之充实者，以万千计，其次亦以数百计”[8]，“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藏镪有至数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9]。徽商富有程度可想而知。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为基础的”[10]，一定的经济往往孕育着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徽商充裕的资金为徽州文化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微州文化方方面面与徽商的关系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一）徽州传统民居建筑与徽商经济实力

徽州传统民居建筑以“粉墙黛瓦，封火山墙”为特色，平面布局规整中不乏灵活，空间结构设计合理，装饰协调和谐，村镇规划构思精巧，被誉为“传统建筑的瑰宝”。徽州现存很多明清时期的民居建筑，仅据原徽州府六县之一的黟县1985年古民普查资料，全县715个自然村尚存明代民居建筑26幢，清代民居建筑3593幢。

徽州传统民居建筑质量之高，遗存之多，直接得益于徽商雄厚的经济实力。徽州商人经商致富后，或为安度晚年，或为子孙留下一笔不动产，或为扬名乡里，不惜巨资回故里大兴土木，“辟基拓宅，栋宇鳞次”。如黟县南屏村，原有72条巷道36口水井，至今仍然巷弄纵横，粉墙峨嵯，犹如迷宫。黟县宏村三立堂、乐善堂联幢民居，原有100个出入门户，外部高墙耸立，气势森严，内部阔绰恢宏，气宇不凡，虽然后来改造了一部分，仍能感受到当年的铺排与气派。在徽商的资财、审美情趣和徽州自然环境的影响下，徽州传统民居建筑相因日久，习与性成，遂成徽派民居建筑风格。

（二）徽州三雕与徽商经济实力

徽州三雕砖（砖雕、石雕、木雕）艺术生存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徽州商人营宅造第[11]。在中国封建社会，商居四民之末。徽州商人没有显赫的政治地位，虽然富甲一方，建宅也不敢违背封建等级规定，只好“三间五架”。为了显示经济实力，徽商除了采用一屋多进、宽通面以外，在室内外装饰上尽量讲究，从而使得徽州三雕艺术在建筑装饰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与迅速发展。一宇之中 ，三雕骈美：砖雕清新淡雅，玲珑剔透；石雕凝重浑厚，金石风韵木雕华美丰姿，窈窕绰约。三雕构件与主体建筑有机结合，竞相生辉，形成一种优美典雅的建筑装饰风格，从而使得微州传统民居建筑更加别开生面。

（三）徽剧与徽商经济实力

“没有徽商就没有徽班”[12]。“徽商为徽班的形成准备了一切必要的条件”[13]。徽班是演出徽剧的剧团。徽剧是我国戏剧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剧种，是京剧两大渊源之一，并且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赣、浙、川、粤、桂、滇等地的地方剧种[14]。明清时期，徽班有民间职业班、业余班和徽商组建的“家班”之分，地位显赫、艺高一筹的是徽州富商出于应酬交结和家庭娱乐目的而组建的家班。如清乾隆年间进京献艺的“庆升班”是徽商曹文埴的家班，为恭迎圣驾在扬州演出徽剧技压群芳的“春台班”是侨居扬州的徽州大盐商江春的家班。无论家班，还是民间戏班，徽商都为其演出提供了大量经费[15]。不少徽州商人还聘请专家为家班讲解剧情、配器谱曲、设计动作等，“先以名士训其义”，“继而词士合其调”，“复以通士标其式”[16]。徽商蓄养家班，为徽剧艺人提供了一个衣食无虑、生活安定、有利于演技长进的环境，促进了徽剧艺术的发展、提高和完善。

徽商雄厚的经济基础促进了徽剧舞台美术的发展。徽班演出行头华丽，阵容整齐，排场夺人。“徐老班《琵琶行》'请郎花烛'则用'红全堂'，'风木余恨'则用'白全堂’，备极其盛。他如大张班《长生殿》用'黄全堂'，小程班《三国志》用'绿全堂'，小张班十二月花神衣。价至万金。百福班一出《北饯》，用十一条通天犀玉带。小洪班灯戏，点三层牌楼，二十四灯。”[17]徽班演出有如此整齐排场的行头，一方面受徽商侈糜和竞相攀比之风的影响，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只有得到徽商的大力资助，徽班才能如此风光。

（四）徽州刻书藏书与徽商经济实力

明清时期，徽州刻书铺比比皆是，藏书之风兴盛。徽州所刻之书，不论种类、数量、质量，还编辑、审定、校核、印刷、装帧等，都在我国图书事业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明清两代，徽州藏书家多达130个，超过杭州地区，其中八成以上与经商有关。徽州藏书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令人刮目相看。当乾隆开四库馆征集天下遗书时，全国献书五百种以上的只有四家，其中三家均系徽商[18]。

“贾而好儒”是徽商的特点这一，刻书卖书是徽商经营的行业之一，藏书则是徽商“贾而好儒”的表现之一。徽州刻书藏书之盛，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为卖书而刻书；其二，徽州文房四宝（汪伯立笔、徽墨、澄心堂纸、歙砚）久负盛名，林木繁茂，拥有丰富的雕版印刷原材料；其三，自汉唐以来，徽州文风渐开，学风渐炽，人们为了提高文化水平，陶冶性情，客观上要求有书可读，为了更好的读书必须藏书；其四，也是最重要的，是徽州商人的财力。这是因为：第一，经营图书投资大，从投资刻书到卖书赚钱周期长，非小本之人力所能及。明代徽商吴勉学“搜古今典籍，并为之付梓，刻资费及十万”[19]，“尝校刻经、史、子、集数百种，雠勘精审”[20]，至今传世的不下三十余种[21]。第二，无论为藏书而刻书，还是买书藏书，都必须是殷实人家，非温饱水平所为，徽州殷实阶层主要是商人。第三，有些刻书属于资助性质，如徽商黄履暹出资为清初名医叶天士刻医书《叶氏指南》，马曰涫出资本为朱彝尊刻《经义考》300卷等[22]。第四，徽商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大力投资教育，重视教育，把徽州自唐宋以来的崇文之风推向了新的高度，提高了徽州人的整体文化素质，扩大了读者队伍，提高了读书层次。

徽商刻书藏书，对进一步繁荣徽州文化教育，对新安理学、徽派朴学、新安医学、徽剧等徽州文化产品的传播和文化典籍的保存，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五）徽派版画与徽商经济实力

徽商雕版刻书为徽州版画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了吸引读者，增加读者兴趣，帮助读者理解图书内容，徽州刻书多带有插图。读者对图文并茂书籍的喜爱，进一步推动了雕版插画的发展。久而久之，雕版技艺不断提高，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徽派版画便在徽州雕版刻书插画的基础上应运而生，成为中国版画中的一派。

（六）新安画派与徽商经济实力

新安画派是中国山水画派之一，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新安画派自成风格，得益于徽州的峻山秀水，得益于徽商烘托起来的徽州发达的教育。绘画是一种创作，画品属于高层次的精神文化范畴，画家一般孕育于文化教育事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徽商致力于教育，为画家的成长提供了沃腴的“泥土”。徽商文化层次较高，会诗词歌赋、懂书画古玩的为数不少。徽商财富骤增之后，大力搜集、珍藏书画，为新安画派画家的作品提供了市场。徽州商人与新安画派画家多有交往，经济上直接或间接资助新安画派画家，艺术上推崇新安画派作品，徽商集中之地遂成为新安画派画家的主要活动地区。

（七）徽派盆景与徽商经济实力

徽派盆景是中国盆景重要流派之一。明清时期，徽商雄厚的财力为徽派盆景艺术的繁荣提供了经济条件。早在南宋迁都临安，内府盛行花纲之风时，徽州一些富商就到处搜集奇花异木，修园造景。明清时期，徽商更是不惜巨资，广建私家园林。扬州是徽商最重要的寄居地之一，徽商的私家园林也特别多，如“休园”、“筱园”、“官园”、“东园”、“移园”、“南园”、“趣园”、“容园”、“易园”、“别园”、“大洪园”等，都是徽商的私家园林。盆景是园林中重要的构景要素，徽商私家园林的发展对徽派盆景的促进作用自不待言。

二、徽商意识形态与徽州文化

徽州商人的意识形态十分复杂[23]，明显地影响着徽州文化，尤其是徽州商人入儒崇仕和实用主义意识对徽州文化若干方面的影响。

（一）徽州教育与徽商入儒崇仕意识

徽州商人虽然富有，但在社会上普遍抑商、贱商的环境下，他们一方面为商人社会地位低贱而忿忿不平，甚至借徽剧人物之口道出对统治者的不满心声[24]，另一方面却又积极攀援封建政治势力，殚思竭虑地改变自己的社会形象。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徽州商人入儒崇仕意识极强。他们或是鼓励子弟读书登第，弋取功名，进而成为达官显贵，荫及九族或是靠捐纳报效“获取虚职空衔，从而得到官宦的保护乃至某些商业垄断特权（如使徽商受益匪浅的晚明纲盐制度的确立和清前、中期纲盐制度的进一步发展，都与徽商“捐纳报效”有关[25]）;或是不择手段地结交权贵乃至天子，靠别人的威望或影响间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即使不能读书仕进、捐输买官，结交权贵，徽商也要“贾而好儒”、“业贾从儒”、“贾服儒行”，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刻意追求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情趣，想方设法以“儒贾”的面貌出现，改变自身商人形象。有些徽州商人还通过置族产、修祠堂、设义仓、建书院、兴水利、筑道路、助饷济赈、抚孤恤贫等“散财”措施，提高自己在族人乡邻中的地位和影响。

无论是徽商子弟登仕第，最终成为徽商的保护伞，还是徽商本人交官宦，以期得到官府的特别宠爱，并非塾庠蒙生都可以做到，都需要有一定的真才实学或较高的文化修养。所以，徽商十分重视教育，在家业隆起之后，大力资助文教事业，“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26]。在徽州方志、谱牒和其他历史文献中，微商捐资办学的义举俯拾皆是[27]。徽商重视教育，根本目的在于获得可靠的政治保护，社会舆论的认可，以及在官位庇护下更加丰厚的利润，最终达到“儒、仕、商”或“徽商重教—读书登弟—官僚护商—徽商赚钱”这样一种良性循环。

不可否认，徽商雄厚的经济实力是徽州明清的时期文教事业空前鼎盛的基础，但从全国看，经商致富的商帮并不少，而像徽商那样，重视教育，大力资助教育，有“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资财何益乎”[28]思想的商帮并不多。这其中，徽商入儒崇仕意识的影响不言而喻。徽州商人既是晋唐以来迁居徽州的中原名门望族继承先辈尚书遗风，变革徽州“勇悍尚武”为“崇文尚书”的受益者，又是明清时期徽州教育进一步发展的促进者，间接培养了众多的学者，其中不少学者还在徽州文化某些方面开先河或集大成，甚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

明清时期，徽州教育机构种类很多，有社学、家塾、县学、府学、书院等。县学、府学、社学、以官办为主，其余皆为民办或民办为主。民办资金主要来自徽商。靠徽州富商士绅大族捐建的书院，以藏书助读、邀请贤达讲学研修为核心，培养了大批学者。新安理学是在书院讲学之风中逐渐形成的。徽派朴学大师戴震也是在书院学术气氛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徽商入儒崇仕，重视功名仕进，进而热心教育，使徽州人的文化素质明显提高。徽州教育发达了，科举及第者甚众[29]，人才辈出，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派版画、徽州刻书等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自然情在理中。

（二）徽州传统民居建筑景观与徽商入儒崇仕意识

徽州商人入儒崇仕意识在徽州传统民居建筑景观上也有充分反映。徽州传统民居建筑外观很普通，单檐，硬山式，三开间，黛色瓦，无台基，符合封建社会一般民居在屋檐、层顶、开间、瓦色、台基等方面的规定，并无“越轨”之举。但在高墙之内，徽商却以大开间、宽通面、长进深等手法，努力营造一种恢宏的宫庭建筑气势，并且大量采用宫殿、官邸常用的雕刻、绘画等装饰艺术，雕梁画栋，使整座建筑物内部熠熠生辉，富丽堂皇，大有“民居其外，官邸其中”之势，不是官邸，胜似官邸。有些民居甚至还在山墙顶端砌有上大下小形似朝天放置的方形官印样装饰物（俗称“官斗印”），可见徽商对仕的向往与追求到了何等程度！

（三）经商与徽商实用主义意识

在中国封建社会，一个人的威望、社会地位的高低，取决于他的功名、官职和文化修养，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商居四民之末，被认为是“市井小人之事”。徽州商人不屑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社会心理趋向，不甘清寒，不安土重迁，对传统的“四民观”予以冲击，从实用主义出发，大胆经商，“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30]，以致长江中下游地区有“无徽不成镇”之说。一些徽商经商致富，腰缠万贯，生活到了糜烂的程度。“天下都会所在，连屋列肆，乘坚策肥，被绮彀，拥赵女，鸣琴趾履，多新安人也。”[31]

（四）徽州刻书与徽商实用主义意识

徽书主要是徽商所为。徽商刻书，在保存文化典籍、传播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方面功不可没，但其根本出发点还是为卖书而刻书，以赚钱为目的，商业性质十分明显。从徽商刻书书目看，不仅涉及经史子集、诗词歌赋，而且还有画谱医籍、通俗文学、商业指南、交通道里、地理物产等。这样，不同行业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和藏书家都能各得其所，从而扩大了书籍的读者层面或发行范围，有利于赢利。

三、徽商的经营活动与徽州文化

只要有利可图，徽商几平“无货不居”，经营门类繁多。微商有的经营行业还发展成为徽州文化的一部分，从而为徽州文化某些领域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直接贡献。

（一）新安医学与徽商经营活动

新安医学是我国传统医学的奇葩。自东晋至清末，有史料可查的新安名医就有668人，有225人撰写医著461部。新安名医汪机是我国明代四大医家之一，吴谦是我国清代四大名医之一。新安医著涉及经典医籍的整理，临床经验总结，类书、丛书编撰和医案、医话等，包括内、外、儿、妇、喉、眼、伤、疡、针炙、推拿等临床各科及脉学、诊断、治法等理论，其中有我国现存最早记载大量医学史料的著作《医说》（(宋)张杲著），第一部注释医方专著《医方考》（（明）吴昆著），第一部总结历代名医专著《名医类安》（（明）江灌著）等[32]。

新安医学的形成得益于徽州丰富的国药资源和发达的教育，徽州众多的刻坊为新安医籍行世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徽商的直接劳绩同样不容置疑。药材是徽商经营的门类之一，中药铺常常集采药、制药、治病于一体，药铺掌柜往往是国医高手。一些药铺为了招揽生意，吸引患者，往往重金聘请名医坐堂，为患者望闻问切。有的徽州商人甚至在商旅途中，巧遇名医，得其真传，遂弃商行医，潜心岐黄，成为名家[33]。一些行医乡里、出入徽境的医家，更是游学勤记，广询远鉴。徽商还资助医籍付梓[34]。徽商药铺、医家间的竞争，促使新安医学日渐兴盛。

（二）徽州文化的发展、完善、传播与徽商经营活动

文化的发展是一个不断传播、摄取与融合的过程。徽商修养较好，行贾四方，见多识广，对所到之处的各种文化现象具有一定的鉴赏能力，加之乡邦观念极重，能够取人之长，补已之短，兼收并蓄，给徽州文化以多种营养。徽州文化又以徽商的经营活动为媒介或载体，传至五湖四海，影响四面八方。

这方面的实例不胜枚举。新安医学秉承了国医国药的宝贵遗产，吸收了徽州境外诸多名医的医理医技。徽剧并非徽州艺人在吸收“弋阳腔”、“青阳腔”基础上形成的“徽州腔”，徽班也并非都是徽州籍艺人，徽商为徽剧引进昆腔、秦腔，聘请徽州境外名师授戏，征招徽州境外名伶入班，在不断吸取外地艺术营养的基础上，徽剧才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脱颖而出。得力于徽商财力的徽班，随徽商下扬州，进京城。受徽商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审美心理强烈影响的徽剧，也随徽商传遍四方，从而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江西赣剧、浙江婺剧、四川川剧、广东粤剧、广西桂剧和云南滇剧[35]。餐馆业是徽商经营的行业之一。以源于徽州绩溪的菜肴为代表的徽菜，随着经营于四方的徽商从徽州传至异乡他邦。从清末至解放初，仅原徽州府六县之一绩溪县籍的徽州商人在徽州境外开设的徽菜馆就达240家之多，不仅分布于浙江、江苏、江西、上海、湖北、湖南等邻近省市，而且远及广西、四川、云南等省区。

徽商多方位、多层面、多形式地影响着徽州文化，上述几方面的分析可以略见一斑。可以说，徽商雄厚的经济实力是徽州文化形成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徽商强烈的入儒崇仕意识促使徽州教育勃兴，文化昌盛，流派分呈；徽商在经商活动中发展、完善和传播着徽州文化。徽商是徽州文化的“酵母”，徽州文化是徽州这一特定地域，在徽商这一“酵母”和其他因素综合作用下，在徽州千百年文化积淀基础上“酿就”的“琼浆玉液”。

注释：

[1]周晓光：《试论新安理学向皖派经学的转变》，《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35-42页。

[2] [32] [33]李济仁主编：《新安名医考》，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1-2、41页。

[3][4][7]安徽省徽州地区地方志编辑委员会：《徽州地区简志》，黄山书社，1989，286、287、291页。

[5] 穆孝天：《试论明清徽派版画艺术》，《徽州学丛刊》创刊号，1985，107-111页。

[6] 吴孝镛：《简述徽派盆景的起源及其风格》，《徽州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28-31页。

[8] 李澄：《淮鹾备要》，卷7。

[9] 谢肇制：《五杂俎》，卷4。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506页。

[11]吴敏：《明清徽州砖石木雕艺术概论（上）》，《徽州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21页。

[12][15]严世善、赵熙祥：《徽商与徽班》，《徽州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40-41页。

[13]王效倚：《徽班与徽商》，《徽学》，1986年第1期，87页。

[14][35] 安徽省旅游局编：《安徽旅游》，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240页。

[16]朱世良等主编：《徽商史话》，黄山书社，1992，36页。

[17]李斗：《扬州画舫录》。

[18][21]刘尚恒：《明清徽商的藏书与刻书》，《徽学》，1990年第2期179、173页。

[19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11。

[20]乾隆《徽州府志》。

[22][34]桑良至：《康乾嘉时期徽州文人侨居扬州的文化活动》，《徽州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36页。

[23]刘和惠：〈论徽商的意识形态》，《徽州社会科学》，1991第2期，29-40页。

[24]唐力行：《论徽州商人文化的内涵、特征及其历史地位》，《安徽史学》，1992年第3期，3页。

[25]王振忠：《明清时期徽商社会形象的文化透视》，《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6期，84页。

[26]光绪《婺源县志》。

[27]朱学军：《徽商与徽州教育》，《徽州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34-38页。

[28]《歙新馆著存堂鲍氏祠谱》，卷2。

[29]宋元强：《徽商与清代状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3年第3期，50-56页。

[30]王世贞：《龠州山人四部稿》，卷61。

[31]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