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历史—湖湘正义录初编之序(二)

　　正如“火葬”，在某一段历史时间里，它被认为是“非文明”，属中央政治与文明禁止的对象，而在今天看来，它又被认为是“文明”的，反而“土葬”被当作“非文明”的，进入“文明”的“边缘”。在民俗学田野考察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巫师可能是当地的“精神领袖”与“文化”权威或者“精英人物”，但在“中央”看来，它是被排斥的“非文明”现象，无法进入“历史”。在“边缘”地区，活跃着许多类似“文明”地区的士绅阶层的各种“精英人物”，他们在湖湘文化的传承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相信在湖南地域文化“历史”之中，活跃于“边缘”地区的许多“精英人物”被无情“埋没”而没有进入由“中央”写就的“历史”，以致无法从记载中找到他们的资料进行研究。

　　假如湖南人才欲走入“历史”，必须“出得湖”，接受“中央”“正义”，主动进入“中央”政治与文明等级秩序之中。而相反，湖南倒是禅宗发展的重要阵地。譬如唐代诗僧齐已“未曾将一字，容易谒诸侯”，这种独立不迁、不愿曲学阿世、拒绝“归化”“正义”的人，是不可能进入“中央”的。

　　宋室南渡以后，湖南的“开发”步伐加剧。湘中理学兴起，书院教育风行，湖南逐渐凸显入“中央”政治与文明的视野。王安石主政改革，加强“中央”政治与文明权威，朝野即出现一股“反动”思潮，甚至于王以后的整个宋代都笼罩在这种思想运动之中。南宋民间书院以反科举相标榜，对抗“中央”。胡安国父子、张栻、朱熹在湖南传播“道学”，扩张“中央”政治与文明，湖湘学派虽盛极一时，然衡麓学子登陴抗元几乎全部殉难之后，湖湘学派即寝息不闻。这表明当时的湖南人仍然处于反抗和消解“中央”的“边缘”。

　　明代禁毁民间讲学，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实行科举八股取士，湖南仍然“边缘”的“黑暗”地区。在王船山那里，诸如《宋论》、《读通鉴论》、《黄书》、《噩梦》、《俟解》等，其振豪杰的精神，我们看到他试图消解“中央”一元专制扼杀真生命的努力。即使在晚清时代，湖南人才辈出，士人主动“归化”“中央”口口声声信奉“程朱理学”，“大儒”如唐鉴、曾国藩、罗泽南、刘蓉之流，其成就仍不过是末流的理学“爱好者”，跪在偶像身下，徒拾唾液而已。清季湖南人才多靠军功累进，视科举功名为路边苦李，譬如左宗棠虽主动信仰程朱，也不过是一举人。乃至胡林翼、皮锡瑞等人大肆抨击科举制度扼杀真人才。这种对“中央”政治与文明的对抗，表明湖南“归化”“中央”，进入“历史”的一种尴尬处境。

　　罗泽南家贫而屡遭不幸，仍坚持“正学”不渝，至战死沙场。胡林翼幼承庭训，其家学以“奋志气”求豪杰为首，不信邪，不信命，少年放荡恣睢，中年始“归化”读书，开府贵州，不畏贫瘠，剿“匪”于深林，锐健果敢。及至晚年罹病，犹勇猛精进。曾国藩继承了他祖父的慓悍，“打脱牙齿和血吞”，坚忍不拔，顽强凶猛。左宗棠入赘妻家，耐艰苦，晚年始“出山”，平定×，嗜杀好战，累功入“中央”军机处，因其禀赋“野蛮”习气不可革，不久即被赶出正“中央”。而曾国藩之弟曾国荃，似乎给世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凶狠的屠夫。正是如此，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湖南人的与生俱来的秉性。

　　咸同之世，湖南“精英人物”以军功进入国家政治与文明等级秩序的“中央”，获得各种实际利益（左宗棠云：“天下皆贫，湖南独富；天下皆贱，湖南独贵。”），获得相当的话语权，并通过“实力”的博弈逐步影响和制定“中央”游戏规则（正义）。当时的湖南人步入了“历史”之后，加上乡邦友朋的党援，以致湖湘士人潮水般走入了“中央”等级秩序中。他们大肆强调“历史”“正义”，表彰先贤与忠烈，修祠兴学，“规训”后人。而如李元度因练军不接受曾国藩的成规、“虚报战功”和“战败脱逃”，最终被赶出“历史”，成为被“惩罚”“边缘”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