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历史—湖湘正义录初编之序(三)

　　湘人平定太平军，侥幸进入“中央”与“历史”，因以他人耳目为耳目、他人喜好为喜好的尚同众趋人格的影响（“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犹当年唐明皇宠爱杨贵妃以致天下父母重生女不重生男一样，湖南即出现人人乐于从军的景观，“城中一下招兵令，乡间共道从军乐。万幕连屯数日齐，一村传唤千夫诺。农夫释耒只操戈，独子辞亲去流血。父死无尸儿更往，弟魂未返兄逾烈。”因而形成“只今海内水陆军，无营无队无湘人。独从中国四民外，结此军人社会群。”而胡林翼编著的《读史兵略》，也成为一大畅销书，风行一时。后来还由蔡锷编成《曾胡治兵语录》，可谓余音绕梁。

　　我们还可从游走于“中央”与“边缘”的王闿运身上看到，他也有坚忍不拔、独立不羁、求异脱俗的湖南人性格。他研究处于“边缘”的墨学、庄学，援庄学入《公羊春秋》，标榜“民主”和“革新”，又宣讲“帝王学”，而这正是“中央”与“边缘”之间张力的表现。而那个颇具个性的汤鹏，愤世嫉俗，抨击弊政，却学杂王霸，因不信“邪”死于非命，极为类似王闿运。

　　这种尚同众趋人格十分强调湖南人对“历史”与“中央”的责任与使命。“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似乎“湖南”即“中国”之“中央”，湖南之“历史”即中国之“历史”。这种观念的强调，以致当时的湖南人以甲午战争失败深感耻辱。湖南新政运动，正是这种进入“历史”与“中央”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的强调下的产物。杨毓麟在《新湖南》中说：“欲新中国，必新湖南。”唐才常在《辨惑》中说：“救中国从救湖南始。”皮锡瑞在日记中写道：“近日湖南风气，又为各省之最，是由地气变得益盛，亦由乡贤之善变也。”（《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梁启超在《南学会序》中说：“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莫湘人若也。”而谭嗣同的从容就义，使得湖南人的精神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事实上，即使“保守派”如王先谦、叶德辉之流，其成就感与使命感也并不亚于维新派。

　　在辛亥革命时期，黄兴从事革命，屡屡失败而并不气馁，“可怜此豪杰，岂肯困樊笼”，他那“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豪情，可谓一慓悍的湖南人。蔡锷在《致湖南士绅书》中说：“我湖南一变，则中国随之矣。”其为“四万万人争人格”，正是勇于承担“历史”责任的湖南人性格的写照。宋教仁“谋自由独立于湖湘之一隅兮”，最终为宪政流血。他们要革掉“中央”的命，另立“中央”与“历史”以修改游戏规则（“正义”）。

　　而在民国初年，湖南反对军阀割据，“湘人为人格而战”而趋走张敬尧，推动联省自治促成全国的统一，其他省分皆无成就可言，唯独湖南制定中国第一部《省宪法》和选举出中国第一位民选省长。这仍然是湖南人试图再次进入“历史”与“中央”以及对其责任与使命的强调不无关系。

　　早年的“革命者”获得成功之后，其又成为下一代“革命者”“革命”的对象。少年毛泽东即是积极推动联省自治的“精英人物”之一，他更是继承了湖湘精神传统，“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曾、左吾之先民，黄、蔡邦之模范。”他“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而在湘西的贺龙看来，“历史”“正义”在“两把菜刀”那里，他要革掉万恶的旧制度的命。经过几十年的浴血奋斗，湖南人在毛泽东时代终于第一次走进了“历史”的正“中央”，而湖南人的精神则他身上再一次得到完满的解释。

　　而在今天这个“后现代”社会，“边缘”在“中央”的不断“制约”下“势力”获得相当的发展，全球逐步进入“边缘”即“中央”的多元时代。从“多元”与“一元”之间消涨的形势看来，我们可以洞见新时代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