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言论—剔除文化垃圾：荆楚文化现代价值实现的前提

讨论荆楚文化与现代化，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传统文化的二重性，即精华与糟粕同在，科学与愚昧并存。几千年来，荆楚文化之所以有生命力，就在于它自身不断地剔除糟粕，不断地战胜愚昧，不断地推陈出新，这也就是它所具备的特质——创新。

今天弘扬荆楚文化，理当继承发扬创新精神，除旧标新。令人遗憾的是，我们间或见到相反的现象——名为弘扬传统文化，实则与创新背道而驰，一些人为的文化垃圾严重阻碍了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实现。这个问题在历史人文景观的建设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本文拟列举若干现象，略加评论。

一 背离前贤剔除文化垃圾的传统，听任沉渣泛起。众所周知，传统文化离不开载体，我们的祖先正是一代又一代地清除文化载体的污垢，一代又一代地抛弃陈旧的东西，才保持了文化推陈出新的特质。譬如，我国古籍文献普遍存在真假相参、良莠并存、无中生有，讹误谬传等缺陷，历代先贤从不听之任之，他们对于垃圾糟粕之类，一经揭露，断然弃之不用。唐代颜师古为《汉书·地理志》作注，揭露六朝一些方志“妄有穿凿，安处互会，颇失其真。后之学者因而祖述，曾不考其谬论，莫能寻其根本。”他强调，对这些穿凿附会的东西“今并不录”。杜佑也曾批评“盛弘之《荆州记》之类，皆自述乡国灵怪”，“则多纰缪”，“如诞而不经”，“不暇取之”。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持同样严肃的科学态度，他明确指出“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对于这样的东西“皆略而不书”。他们都坚持去伪存真。正是诸如此类举措，唐代文化才得以推陈出新。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今天竟有不及唐人者，他们对于方志之类的古代文献全然不加分析，不辨真伪，痴迷谬误。武汉市某国家级风景区管理部门，依据所谓“《大明一统志》、《嘉庆重修一统志》的记载”，在磨山东峰“重修”了所谓“刘备郊天台”。我们不需多加论证就能断定这是轻率荒唐之举。明、清的方志记载所谓“郊天台”“在县东十五里磨耳山”，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胡编乱记，古代制度：“郊天”只能在都城南郊，以“就阳之义”；祭地于北郊，“则阴之象也”。（北京天坛、地坛的方位是再清楚不过的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何曾有过“郊天”在“东方”一说呢？显而易见，“郊天台”在“县东”纯属纰谬，如果连这样的常识都不顾，哪里还有一点文化品位呢？再说，明清以前的宋朝人早已把汉末三国的“古迹”问题厘定了。宋人黄裳指出，方志中关于地方“古迹”的许多记述，“杂采民间传闻，多有不实”，“其言多伪”。有感于此，他作了大量考证辨析工作，去其讹误，辑成《新定九域志》，其中厘定“鄂州（今武汉地区）古迹”十六处，包括有鲁肃、孙权等东吴名人古迹，唯独没有所谓“刘备郊天坛”，唐代文献更不见这类荒诞的记载。可见明清方志所记“俗传”是“诞而不经”。今人对其唐宋以后的俗传附会未能严加审辨和甄别而冒然大兴土木，犯了历史文化景观建设的大忌，背离了这类景观建设之去伪存真的基本原则，不仅不能提升该地文化内涵，反而造成历史认知的误区，坠入谬误的陷阱。私见以为，前人早已剔除了的文化垃圾，当今却又让它沉渣泛起，这不仅与传统文化推陈出新的方向背道而驰，同时也涉及我们对史学认识的方法论问题。对于历史人物的活动，无视原始的史料而将后出的、明显是附会的有悖常识的假材料当作真材料处理，违背了史学规范，还要以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展示这种基本学术错误，是公然向社会显示武汉学术界缺乏史学方法论的基本常识，令人惊诧，这与武汉文化大都市的地位极不相称。

二 警惕有人借“加深文化内涵”宣传“君权神授”的陈腐封建文化 我们弘扬荆楚传统文化，最根本的是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然而，以加深人文内涵为目的而建造的“刘备郊天台”（所谓讹传的“汉昭烈帝郊天台），从它的文化内涵看，也完全背离了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方向。中国传统礼制的所谓“郊天”，特指天子（秦以后即皇帝）设坛祭天，“郊者，所以祭天也。”古代“天”是很神圣的，并非人人可祭，只有天子享此特权，即《大戴礼》所说“郊止乎天子”。在我国传统的礼制文化中，“郊天”是天子最重要的专用礼仪，“天子所祭，莫重于郊”，“郊天极尊，惟一而已，故非天子不祀”。所以又称为“大祭”。天子大祭，在都城南郊设坛祭告上天，宣示其始祖是天之子，以取得“天子”的合法身份和地位，古人称之为“郊祭天”。这就是说，帝王“郊天”的祭祀文化，蕴涵有“君权神授”、“君临天下”的陈腐封建思想。有些人热衷于宣传皇帝，沉溺于“帝王效应”，用各种形式包括不惜工本建筑皇帝“郊天台”旅游景点，宣传“皇上圣明”或“天佑明君”，这是极不健康的，与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极不协调。特别要强调的是，武汉市武昌历史上从未作过帝王的都城，但却是终结几千年封建帝制的首义之地，显现了荆楚志士仁人敢为天下先的历史首创精神，这是它最具历史文化价值之处。在全国唯一有此殊荣的城市，现在政府部门竟然无中生有，把刘备原在成都称帝郊天之事挪移到武昌，修建了一个武昌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的皇帝郊天坛，奉若神明，还冠名“天坛晨曦”，列入“十景”，这种陈腐封建文化与武昌首义文化推翻帝制创建共和的近代革命精神极相抵牾，是对政府公信资源的严重破坏，其消极影响、负面效应不可低估。事关存在陈腐封建文化的危害性，绝不是回应一句“游玩的景点而已”搪塞得了的。

还须指出的是，武昌建所谓“郊天台”，本身又是对荆楚优秀传统文化的反动。众所周知，楚人有一个非常宝贵的文化传统，那就是大胆的怀疑精神，深刻的理性精神。这正是推陈出新的前提。所以才有屈原理直气壮的问天，他的《天问》表现了超越当时一般思想家的强大的独立的人格力量，表明了他敢于鄙视社会的压力，敢于超越已被社会所肯定的思想习惯和思维模式。这种怀疑开创精神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代有些人在荆楚大地上竟然抛弃如此可贵“问天”的精神，热衷于宣扬陈腐愚昧的“郊天”文化，难道不值得反思吗？

三 违背荆楚文化的独特个性，热衷于一窝蜂错位开发 这也是当前武汉文化景观建设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荆楚文化的魅力在于它具有不同于中原和其它地区的独特个性，而我们现在却常常表现为自弃个性而追求千篇一律，一窝蜂，一哄而起。最典型的例子是，一说要丰富旅游景点的人文内涵，于是到处都用“三国文化”打造“人文景观”，形成了泛三国文化现象，似乎几千年来湖北只有一个三国文化，人文活动只剩下“刘、关、张”。事实上湖北省三国遗迹总量有限，到处以三国名义布局撒点反倒分散了这一有限的旅游资源，降低其利用价值，特别是附会的假景点，更损害了省内三国旅游线的品味。应该说，湖北襄樊、荆州、当阳、赤壁、鄂州等地三国遗迹名胜，于史有据，内涵丰富，是公认的经典。而三国文化主要遗迹并不在武汉，武昌的东湖并无确证的三国逸事，连《三国演义》中也没有，现在有关政府管理部门硬要与“刘、关、张”拉上关系，以所谓“系列三国文化景观建设”打造“人文东湖”。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错位开发。如果以所谓附会的“传说”大造东湖三国文化景观，结果将是以假乱真，以虚蔽实，既影响省内主流三国旅游的发展，而东湖风景区也达不到增加文化内涵的目的。这是因为，同省内“三顾茅庐”、“隆中对”、“周郎赤壁”、“借荆州”、“武昌鱼”等内容厚实的名胜出典相比，东湖靠“传说”规划的“三国文化系列”景观，皆为附会，内容相当单薄，文化价值不高，没有一项能超过前者。如此浅薄的子虚乌有的“三国传说”怎能超越经典的“三国文化”？哪里能“深藏”什么“三国文化”的灵魂？这样的东西怎么能打造“人文东湖”？希望有关领导认真反思当前的作法，不要削足适履，不要把流芳数千载而又面向未来的大东湖塞进并不相干的、历史短暂的“三国演义”之中。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现在人们的旅游休闲越来越崇尚自然，亲近自然风光，追求人心与自然的和谐；越来越超前，寻求现代化高科技带来的享乐。那种造假的历史人文景观越来越不受青睐，有些与名人挂钩的景点早已是门可罗雀，汉阳龟山的三国城日见萧条，如同鸡肋，湖北经典的三国旅游景点也遭遇冷落……，究其原因，当可列举若干条，但我以为根本原因是这些景点与当代游人缺乏心灵的沟通，它难以表达古今相通的人性，它还不是令人如醉如痴梦境般的人性世界。遗憾的是作为荆楚文化中心的武汉，有的部门仍在邯郸学步，热衷于人家早已打过且已陷于困境的“三国牌”，明显缺乏创新，明显落后于时代。

武汉地区人文景观建设的败笔启迪我们，继承传统文化，不是要回头依赖古人，不是要重复古籍的谬误和民间的讹传，而是要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立足于创新。唯有推陈出新才是古今文化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