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台

因一男一女出场演出而得名。早先盛行于陕北府谷、神木等县。清末逐渐向南流行，遍及整个榆林地区。

二人台形成的具体年代，无文字记载可考。据二人台艺人丁喜才(府谷麻镇人)口述，其祖辈，在清代乾隆年间(1736—1795)就演出二人台，一连五辈，延续到中华民国初年。早期的形式很简单，农闲和春节期间，人们聚集在院落、堂屋，借助一两件乐器伴奏，清唱一些陕北的小曲、小调。一般除主唱者一人外，伴奏者一至三人，边伴奏边插话。演唱者不化妆，不表演，也不需搭台子。当地群众把这种形式叫做“打坐腔”、“打店”、“打闹”、“打玩意儿”。演唱的曲目有《放羊》、《打樱桃》、《打秋千》、《挂红灯》、《对花》、《放风筝》、《十里墩》、《种洋烟》、《十样景》、《八仙庆寿》等。光绪至辛亥革命时期，打坐腔艺人吸收了“大场子”秧歌中的“踢场子”舞蹈动作，由一人坐唱发展到工人化妆表演，由堂屋、院落进入大场子，逢年过节汇合到秧歌社火中演出。出场仍为一男一女，男角为丑扮，头扎白毛巾，腰系围带，服饰不甚讲究。女角亦由男角扮演，涂脂抹粉，头打发髻，插花或用红绸结花，身着五彩花衣。演出剧目多为儿女亲事，如《偷红鞋》、《送四门》、《挑莱》、《绣绒花》、《十对花》等。清末至民国二十年，陕北灾荒不断，战争连年，大批农民为寻求生计，逃到长城以西的内蒙河套地区开荒种地。二人台被带到那里，吸收了当地不少蒙族民歌和曲牌，如《蒙汉调》、《八音合格》、《阿拉崩花》等，使表演形式和音乐唱腔丰富起来。伴奏乐器增加了板胡、四弦和四页瓦。演出剧目增加了《走西口》、《探病》、《五哥放羊》等。脚色化妆也进一步戏曲化，扮旦者一般头戴冠饰，身着红袄绿裙，手拿花扇或彩绸；扮丑者头戴毡帽，贴八字胡，鼻梁画一蛤蟆，或石榴或蝎子图案，身着大襟白边黑袄，红裤束白腰围，手执霸王鞭。表演时，二人边舞边唱，互对互答。基本动作为秧歌步式，并依据剧情，采用了一些戏曲程式及亮相造型等。旦、丑之外，所有人物均由扮丑者代演，俗称“摸帽戏”。

民国年间，二人台基本定型，形成三种形态：一种属于歌舞表演，为载歌载舞的“带鞭戏”，俗称“火炮曲子”；一种属于小戏表演，为表演说唱见长的“硬码戏”，俗称“文戏”；第三种属于纯器乐曲牌演奏，为正戏开演前或演出中穿插的器乐曲演奏。

二人台的剧目，约一百五十多个。多系传统剧目，如《刮大风》、《打连成》、《打金枝》、《打秋千》、《十样景》、《方四姐》、《扇子计》、《水刮西包头》、《抽大烟》、《偷南瓜》、《筛灰》等，也有些剧目，是从其他地方戏曲中移植改编的，如《张生戏莺莺》、《尼姑下凡》、《下山》、《牧牛》、《洛阳桥》、《钉缸》、《烟花女十叹》、《借冠子》等。二人台剧目生活气息浓厚，语言多采用赋、比、兴手法，形象生动；唱词讲究二、四句押韵，根据内容和剧情变化，个别处也有换韵的；句式有五字、七字不等；结构一般为四句一段，问答式对唱较多。

二人台音乐，分唱曲、牌子曲两种，在运用上，有一剧一曲到底的，谓之“单曲体”；也有一剧多曲的，谓之“联曲体”。据初步统计，二人台唱曲共二百七十九首，曲牌一百零三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专业文艺工作者和二人台艺人合作，在继承传统艺术的基础上，从内容到形式，都进行了较大的革新和提高。榆林地区、府谷县、神木县等剧团，先后把二人台作为地方小戏，搬上舞台，经常排练演出。五十年代，演出了《刘家庄》、《打枣》等剧目；六十年代，整理演出了《十对花》、《探亲》等剧目。此后，还创作演出了现代戏《卖猪》、《养猪乐》等。脚色增多，突破了二人演唱形式，改变了以往仅有丑角彩扮的陈规。使之真正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朵戏曲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