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鼓戏

盛行于商县、丹凤、商南、山阳、镇安、柞水、洛南，流行于安康、汉中和关中东部地区。

据花鼓艺人刘全兴、赵老二等人口述，清光绪三年(1877)湖北郧阳遭水灾，大批灾民从丹凤竹林关和山阳漫川关进入商洛地区，遂将郧阳地区流行的花鼓戏带入商洛。最初由×演唱，后来当地人也学唱起来，并采用了当地的方言和语音，吸收了许多商洛的民歌小调，形成了商洛花鼓戏。其班社演出活动，最早可追溯到丹凤竹林关冯善亮的职业花鼓班，先后传了六辈艺人，祖传师傅为刘三女。演出剧目多为小生、小旦、小丑为主的三小戏，主要剧目有《送香茶》、《回河南》、《接干妹》、《劝姑》、《白扇记》、《回妹》、《王小拜年》、《媳妇娃看家》、《山里娃》、《挑女婿》、《老两口赶庙会》等。清代末年至中华民国二十年左右，花鼓戏出现了昌盛局面，班社四处涌现，艺人成批增加，其班社有：丹凤县的竹林关班，商县的东乡班、西乡班、板桥班、三十里铺班，镇安的太白庙三圣班、云盖寺安乐班、云镇峰岩艾老四班，柞水县的沙沟班、大石沟班，山阳县的杨老四班等。艺人有：冯善亮、刘兴全、毕占成、雷玉琴、杨三来、冀三娃、能喜娃、王飞厚、朱朝安、谭云铎、胡京武、李吉庆等。剧目亦不断丰富，创造出了“吃面”等表演绝技。因其流行地域和语音不同，还逐渐形成了商丹(商县、丹凤)路和镇柞(镇安、柞水)路的差别。商丹路花鼓，以关中语系为主，杂以当地土语，曲调流畅、优美、柔和、婉转，又被称为北路花鼓；镇柞路花鼓，以鄂西北语系(称下河语)为主，掺用本地土语，曲调高亢、宏亮、欢快，被称为南路花鼓。

商洛花鼓由三种曲调，三种剧目构成：(一)花鼓子，用民歌小调演出，也叫“小调戏”，多反映当地人民的劳动与爱情生活。代表剧目有《打铁》、《打草鞋》、《哥接妹》、《瞎子摸妻》、《贾金莲回河南》等，(二)八岔子，用八岔调演出，也叫“八岔戏”，多反映公子、小姐的艳情故事。其曲调分阳八岔和阴八岔两种，阳八岔又称硬八岔或大八岔；阴八岔又叫软八岔或小八岔。代表剧目有《坐西楼》、《送香茶》、《小东楼》、《小牙楼》等；(三)大筒子，以筒子胡琴伴奏，也叫“筒子戏”，属于花鼓中的大、中型戏，多反映历史故事、民间故事和神话故事内容。代表剧目有《蓝桥担水》、《刘海戏金蝉》、《血刀记》、《万寿图》、《山伯访友》、《四姐下凡》、《正德王访贤》等。

商洛花鼓有“小花鼓”与“大花鼓”之分。小花鼓，多为一男一女对唱对跳，或以说“干嘴”为主，由男角逗引、提问，女角用唱、白答对；或二人边跳边唱，相互问答，表演一段小故事下场，称之为“一堂”。大花鼓，脚色较多，跳法复杂，唱调多为“筒子调”，以筒子胡琴伴奏，配以马锣、铙钹和鼓板。所唱曲调，因脚色而异，主要有[老生调]、[小生调]、[板半]、[半板]、[阴调]等。

商洛花鼓演出极为方便、简易，院落、堂屋铺上一张苇席，即可开演，场头、地头亦可以随地跳唱。无布景、无桌椅，全靠演员虚拟动作表演。有的化妆演出，也有不化妆演出的，即使化妆也都十分简单，一般男角头戴草圈帽，腰系围带，脸上涂块白豆腐干，手拿长杆烟锅或折扇；女角头上包一花色帕子，插一朵绸或纸花，穿上时兴服装，围上印花裙子，手拿一把花折扇、一条花手帕或一顶小伞，即可登场演出。表演身段以跳扭为主，其名目有蹦跳、闪跳、弹跳、扭跳、踏跳、麻雀跳、双蹬跳、倒身跳、单腿跳、三角跳、十字跳、之字跳、拐线跳、双八字(“88”)跳等。跳法虽然很多，但跳扭表演起来却没有固定程式，由演员随剧情和人物情绪自由发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专业文艺工作者与艺人合作，在挖掘抢救遗产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方面的艺术革新，使商洛花鼓跃入陕西大剧种行列，改变了以往“淫词俗调”、“不登大雅之堂”的局面。1953年，商洛专区剧团首次改革排演出传统剧目《夫妻观灯》，并于1956年参加了陕西省第一届戏剧观摩大会演出，获剧本改编和演出一等奖。后又相继整理演出了花鼓传统戏《回河南》、《西楼会》、《桑园会》等。1958年商洛专区剧团创作演出了《种核桃》、《龙风山》等现代剧。1964年以来，镇安县剧团亦先后创作排演出新戏《换猪》、《凤凰飞进光棍堂》、《牧童与小姐》等。商洛地区剧团改编演出了大型剧目《屠夫状元》，创作演出了现代戏《六斤县长》，引起了全国戏剧界的关注。同时，培养出了一批艺术骨干，演员有王贞、陈清林、费庆民、冀福记、田井制、王帮印、陈叔敏、胡小琴、陶文霞、卢军丹、张肖等；导演有刘福堂、徐小强、傅天民等；音乐设计有辛庆善、刘浩智、刘文华、冯宁等；舞美设计有李志贤、李小兵、全俊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