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莲法师

圣莲法师(1904—1976) 女，陕西现代尼僧。法号方林，俗名吴瑞云，陕西洛南县人。1922年，与王愚振县长结婚。1933年，因其夫娶妾而于西安西五台出家为尼。同年8月在安徽九华山祗园寺受戒。后又往山西、南京、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名山大寺云游参学。1935年，住安徽九华山大研庵。1936年冬，回陕任西安罔极寺住持直至去世。曾任中国佛教协会理事、西安市人大代表等职。
西安罔极寺是一座规模很小的尼庵，坐落于城东门和八仙宫之间，地名“炮房街”，曲折狭窄，因而比较幽静。自新中国成立至80年代初，比丘尼圣莲法师在此住持。该寺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72年以来，我在西安市文物管理处从事政策宣传和保护管理工作，因而和圣莲法师接触较多。今就往昔见闻，略述片断。
(一)政策观念
圣莲法师对40年代的黑暗社会深恶痛绝，迨至新中国成立，积极追求进步。50年代，我国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尊重信仰的政策法规，她被送入中国佛学院深造。“文化大革命”前，圣莲法师当选为西安市人民代表，她和前辈、徒侣共同度过×信仰者的黄金时期。即至“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界也受到冲击，罔极寺大殿和经堂、门廊配房都被占用，院子里出现了一个民办幼儿园和一个社办缝纫社。而该寺四位尼师，则被逼入院内东侧三间廊庑(厢房)。当时圣莲法师处境困难，但她坚信党的政策，持诵梵修，日益精进。同时，她积极参加劳动，自食其力，受到当地群众的普遍尊重。
一次，缝纫社的领导无理取闹，居然说：“你们出家人嚣张什么?想变天?”目的是觊觎那三间厢房。不料她莞尔一笑：“我爱党爱国，奉公守法，我不必嚣张。有些人现在想变天，变不了！”顶得那人哑口无育。当时，我在里间听到此言，连那句不凉不热的话和那杯不凉不热的茶一口吞下，才算抑住了笑声。
粉碎“四人帮”，圣莲法师并没有特殊的喜悦，她只对我说：“这是理所当然，佛曰因果。”
(二)文物意识
作为寺院住持，圣莲法师的文物意识相当强烈。我每去东郊勘察遗址和古墓，归途必绕道看望法师，总要谈及文物保护。一次，她拿出两件藏品让我过目。一件是“庚子之变”时慈禧太后瞻仰罔极寺时留下的“一笔虎”，即用草书写的一笔“虎”字，前辈师傅视为传世之宝，雕于梨木板上。板呈圆形，直径70公分，厚约八公分，阳文凸出。“文化大革命”时，她怕被当成“四旧”破坏；翻过来当了缸盖，我引用了西汉扬雄“覆瓿”的典故，她笑道：“古今一例。”
另一件藏品是一张布告，那是30年代孙蔚如先生担任西安警备司令时关于保护寺院的手谕。石印，字大而清晰。圣莲法师在介绍这件旧物时很感慨。确然，在战乱频仍，天灾人祸不绝如缕之际，孙先生这位有心人分神去保护寺庙，真是难能可贵。
1978年，有个居民在寺前独角兽(獬豸)上砸钢筋，砸掉了兽嘴，圣莲法师火速呈报市文物管理处，请求处理，经调查，该居民没有破坏文物的“犯罪故意”，只是愚昧无知，只会同公社严厉批评，责其写出书面检查，石兽由文管处派员修复。圣莲法师对此十分满意。
鉴于圣莲法师爱护文物，市文管处给她颁发了文物保护员证件和保护委托书。我每到该寺，总带去一些文物宣传材料，她或予张贴，或予散发，极为严肃认真。
(三)惠爱法侣
圣莲法师从不讳言自己是半途出家，但她持戒严谨，对长辈尊敬，对同辈和晚辈惠爱，是一位典型的善良佛子。
从交谈中，我得知她对卧龙寺朗照大法师、草堂寺圆照法师，慈恩寺大昌法师都非常敬佩，每每称颂他们的清德优行。香积寺常慧法师、法门寺澄观法师、三原某兰若的宏厚法师都是三秦高僧，他们帮助市文管处整理在“文化大革命”中抢救下来的经典，圣莲法师称颂他们功德无量。常慧法师和兴善寺宽宗法师都精于医道，免费施诊，有时还倒贴药费，她每对我说：佛曰济世，莫因善小而不为，一粒砂中可见世界。
西五台住持圣灿尼师是圣莲法师的师弟(佛门概用男性称谓)，腿部残疾，文化水平不高，所收徒弟又是先天眼疾兼弱智，抗战时期的难童，一字不识，长期以来寺院被瓜分，惨遭破坏，师徒二人被撵在一间小房内，生活十分困难。圣莲法师除向文管处和民族事务委员会(当时代管×)奔走呼吁外，经常用自己的劳动所得尽力接济，无怪圣灿常说：“我师兄是大大的好人。”
法门寺澄观法师(现为该寺方丈)与圣莲法师是佛学院同学，性格乐观，圣莲法师给他取绰号曰：“小罗汉”(因其身体矮小)，当面背后都如是称呼。
圣莲法师晚年，虑及法嗣无继，收了一位徒孙，她是长安细柳人，18岁，高中毕业，是一位端庄娴静的大姑娘，其生活平顺，品学兼优，只因家庭世代信佛，所以皈依佛门。圣莲法师对这位法嗣满意之极，不但授以梵经呗诵，生活上也百般关怀。每提及她的事业后继有人，总是对国家的×政策感激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