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寄遥居士

康寄遥(1880—1968)佛教居士，法名法真。因常住西安市东关寂园，故亦自称“寂园居士”。陕西省临潼县人。是陕西近代史上一位虔诚的佛×，杰出的佛教活动家和著名的佛教学者。他所从事的佛教复兴活动，对近代陕西佛×生了很大影响。
康寄遥于1921年正式皈依佛教。这一重大转折是在人生志向屡遭破灭之后出现的。青年时代的康寄遥曾先后在关中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求学。1911年毕业后回陕参加辛亥革命，1921年后曾任陕西省军政府财政司次长、西北大学预科校长、国民党秦支部副部长等职。此后，他又热衷于发展实业。受挫后，在上海租界内主编《正报》，评击时政。不久，报纸被当局查封。在意志消沉迷惘无措之时，于1921年见到印光法师，经多次交谈，康对佛×生了浓厚兴趣，并于当年正式皈依印光法师，从此虔信佛教，积极致力于陕西佛教的复兴事业。
(一)建立组织与办刊印经
20年代初，陕西佛教衰败不堪。“宗风不振，义学久荒，戒德消沉，僧才缺乏。”(《陕西×志·佛教志》1962年油印稿)康寄遥的佛教复兴活动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他于1927年11月成立了西北地区第一个佛教居士组织——佛化随刊社。次年经政府备案批准后扩大组织，更名为陕西佛化社，研习佛学，振兴佛法，弃伪扬真，除我法执，弘扬菩萨善行，实践佛陀真理。
以佛化社为依托，1928年后又先后成立讲经会、念佛会、佛教青年会、妇女观音会等组织。其中讲经会成立于1928年，为讲经弘法之专门机构，许多知名法师及戴季陶等上层人士皆在此讲过佛学。讲经会成员还一度深入学校、监狱、戒烟所宣传佛学。念佛会全称“普及念佛会”，为全省各地的佛×组织，曾在各县设分会70余处，发展会员。3000余人。佛教青年会设于1934年，先后有会员1000余人，高僧大德及邵力子(省主席)等政府要员曾莅会讲学。妇女观音会是1934年上海祥瑞法师来陕弘法时在佛化社发展成立的，全称“西京妇女观音会”，为佛教女居士团体。
在康的具体主持下，佛化社曾刻印大量佛经，出版各种佛刊，开设佛学图书馆，举办佛学讲座和佛教艺术展览，组织佛学研究，设立佛化小学(大雄小学)，制作香蜡供品，定期举行念佛法会等。佛化社是西北地区成立最早、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居士团体，是联系各地佛×的纽带和弘法利生的佛教中心。
为了给陕西佛教的弘扬提供舆论阵地，1928年康在同仁的配合下，创办《佛化随刊》，主要栏目有经论新解、佛经释诠、读经体会、修习禅诵、佛教人物、名山介绍、佛教春秋、居士修持、佛教故事、佛教音乐、佛教绘画、佛教谜语等。康经常撰文，阐释佛教经典教义，开展地方佛教研究，并将佛教理论与现实社会相结合，宣传“人生佛教”思想。该刊面向全国发行，至1948年共出刊一百多期，在全国影响甚大。1948年，康又主编《大雄》月刊，亲自撰写《法门塔寺纪略》等多篇论文，为地方×史志研究做出了贡献。另外，康还主办《祈祷特刊》《太虚弘法专刊》等多种刊物，在全国有一定影响。
因弘法之需要，康还主持编印许多佛教经籍及吕澄、丘希明、王恩洋、太虚、周叔迦、虞愚等佛学大师们的论述和讲义数十种，并组织刻印了上海影印宋版《地藏经》、苏州灵岩寺的《净土五经》、南京内学院的《心经》七译本、北京三时学会的《称赞净土摄受经》及《西方三圣经》《药师经》《金刚经》《心经》《龙舒净土文》等共约20余种，刻印持续10年，所印经书分别寄往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对促进近代西北佛教的复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外，佛化社还设立了佛经流通处(1930年设立)、佛学图书馆(1932年设立)，收藏、流通各类佛教经典及佛学论著，促进了佛教在陕西的传播和佛学研究的发展。
(二)讲经弘法与培育僧才
康氏认为，讲经弘法是复兴陕西佛教的必然步骤。早在1928年，就在佛化社内设立讲经会，邀请著名法师、佛学专家及国民党上层人士来陕讲学。尤其是1931年康寄遥商同杨虎城主席邀请太虚大师至陕讲学。同年10月太虚至西安，居康宅寂园，由康陪伴食宿。太虚在西安两月余，除在佛化社讲《辩中边论》等经典外，又在民乐园宣讲《大雄大力大无畏之佛法》，听众数千人；在高级中学讲《佛教于中国文化之影响》；在卧龙寺宣讲《金刚经》；在第一中学讲《观音化迹因缘及学生自立自治之要义》；在大慈恩寺讲《弥勒上生经》等。1932年又先后邀请南京月溪法师讲《金刚经》《心经》等。邀请倓虚法师讲《弥勒要解》及《十善业道》等经典。1933年邀青海何祖桃喇嘛来社为四众传往生速成法，受法者30余人，后又来社传无量寿佛法，受法者约百人，成为陕中近代弘传密法的开始。1934年邀上海祥瑞法师讲经。1937年邀超一法师传长寿佛法、四臂观音法，受法者百余人。1938年后，喜饶大师两度路过西安，应邀为佛界讲演。1949年冬，喜饶大师又在佛化社讲经多次。此外，还有慈云、心道、朗照等法师和蒋竹庄、饶聘卿等大居士以及戴季陶(曾讲过《佛教与三民主义》)等军政上层亦曾应邀来社讲学。
在兴办僧伽学校方面，康也做了许多努力。1930年，在杨右卿等居士的大力支持下，他与华清法师合作在佛化社内设立佛学讲习所，是年2月15日正式开学，由华清法师主讲，康等居士分别任课，先后入学者30余人。这是陕西近代兴办僧伽教育的开始。1932年第一期学员毕业，讲习所闭学，改设为佛学图书馆。此后，康又配合朱子桥将军，同李组绅、崔献楼、路禾父、雷仲南、杨叔吉、高戒忍等居士一起协助倓虚法师、华清法师在兴善寺开办佛学养成所，推倓虚法师为所长兼教务主任，华清法师为教授，于是陕西佛教又展开新的一页。
与此同时，为了弘扬唯识法相学说，重振昔日玄奘、窥基之宏业，康还与朱子桥、李福山、唐慕汾等共同发起成立慈恩学院，为开展唯识学说的研究培养了一批学僧，“于是复兴慈恩宗逐渐成事实矣”(《中国佛教近代史》)。1939年冬，康与朱子桥、杨叔吉、郭佛心等居士共同赞助大兴善寺方丈心道法师成立兴善佛学院，招收学僧30余人，其中大多为有文化的青年×。1940年第一期学员毕业后停办。
“康寄遥居士等之宏愿，不仅以复兴西北佛教为满足，并欲积极推行世界佛化。先是民国三十年康氏与太虚大师商定拟办世界佛学苑巴利文学院于西安大兴善寺，及至民国三十四年，始于西安大兴善寺设立巴利三藏学院。”(《中国佛教近代史》)敦聘太虚大师任院长，妙阔法师任副院长，康与杨叔吉、高培支、郭佛心、路禾父、段一了等人为兼职教师。该校学制四年，第一期从1945年到1948年共招收学员40余人，毕业16人，其中有的后来还去缅甸等地深造。1949年，因财力和时局影响学校停办。
上述僧伽学校，虽大多为时不久，似它的确为陕西培养了一批近代学僧，推进了陕西佛教的义学研究和律仪行持，沟通了陕西佛教与全国佛教的联系。
(三)复兴丛林与慈善救济
康寄遥居士对复兴古刹丛林也很关切。]931年他与朱子桥等共同发起重修大慈恩寺。因得朱氏的大力资助，寺中殿寮和塔中盘梯得到整修。同时，还添建观音堂一座并整饬律仪，实行丛林制度。青龙寺为唐时古刹，日僧曾于1924年和1925年两次参拜(寺址误为石佛寺)。为复兴这一密宗根本道场，康协同朱子桥居士与当时的长安县长刘经泮共同策划，并吁请华北慈善团体帮助，重修寺内大殿，增建僧房，使湮没千年之古刹，再燃法灯。另外，康还曾受托于朱子桥、路禾父等监理兴教寺三塔及大殿、藏经楼、山亭、山门的修缮工程。
康寄遥居士在社会慈善事业方面也多有建树，曾担任华洋义赈会陕西分会长、华北慈善联合会主任监事等职，长期主持陕西赈济工作。他所主持的佛化社，既是一个佛教居士团体，也是一个佛教慈善机构。除了弘扬佛法外，还倡导善行，宣传佛教“六和”精神，主张兼爱互助，救贫济困。佛化社内附设有医药室及育幼园、贫儿园等，收容各地孤儿，组织他们生产(主要是织布、织毛巾)，学习技艺，并有专人领导每日早晚念佛经一次，实行素食。平时若遇灾情，佛化社即倡行募化，举办施舍救济。那时关中春荒频仍，佛化社经常派人到灾区施粥、施种。1929年，关中大旱，佛化社首先办起《陕西灾情报》，拍摄照片，报导灾情实况，举办街头展览，呼吁全国各界救灾扶困。同时，康还主编出版《祈祷特刊》，举办息灾法会，祈愿人民战胜灾荒。另外，佛化社还经常去监狱向罪犯讲经说法，使许多犯人接受了“五戒”，弃恶从善，获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1934年春，康与朱子桥等居士捐资在大慈恩寺内东院菩萨殿开办“慈恩孤儿院”，收容11—15岁孤儿百余名。康氏的这些慈善救济活动为社会与民众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佛教的影响。
(四)学术研究与主要观点
早期，康曾埋身于佛典，用心于佛理，静读谭思，撰文论道，以启迪世人，广求佛化。二三十年代，他偏重于“真常唯心论”，1922年曾在西安《建西日报》上发表文章，以佛教的“真常唯心论”作为评判是非之标准。1928年在《佛化随刊》上发表《破除迷信》一文，文中对佛教理论进行了分析评价，并将其与佛教以外的唯神、唯我和唯物主义观点进行对比，提出佛教不是迷信的观点，后来该文被上海佛学书局翻印作为《佛学小丛书》之一。
作为陕籍佛子，康氏后来特别热心于陕西佛教的研究，尤其对净土、慈恩、律宗、三论、华严、密宗等佛学体系更为重视，对与各宗有关的寺塔、胜地、经籍等也十分关注，曾在《现代佛学》《佛化随刊》《大雄》《祈祷特刊》等报刊发表大量地方佛教史研究的文章，对陕西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作用及陕西佛教在中国乃至世界佛教史上的地位，予以极高的评价。在陕西佛教各大宗派中，康格外推崇法相唯识之学。1931年康在主办陕西赈务时，每晚请丘希明居士为其讲授《二十唯识颂》及《摄大乘论》约三月余；1932年又请蒋竹庄居士来佛化社讲“八识大意”；1933年又请饶聘卿居士为佛化社讲述北京三时学会的唯识学研究情况；他还曾亲赴南京支那内学院听习法相要义。在主持佛化社工作期间。他还认真研读了所有的内学院及三时学会印行的各种唯识经论与欧阳竟无、韩清净两大德的著述以及欧阳学人吕澄、王恩洋等人关于该宗的著述，亦曾研习过太虚大师编印的《慈宗三要》及其学人印顺所著的《掇大乘论疏》绊。康氏对佛教律学也很有研究，尤其对南山律宗的产生、发展、演变、影响，以及近代以来律学复兴等均作过论述。他景仰道宣律师潜心路南之功力及律仪行持之精严，对近代以来陕西寺僧萎靡深感痛惜。在破戒与“破见”(即背叛佛教)及二者的关系上均有独到见解，特别是强调了“破见”的严重性。
康氏的研究并未限于地域和宗派的范围，他对整个佛教发展史特别是中国佛教发展史均有一定研究，并获得了一些成果。在谈到中国佛教的特点时，他认为，中国佛教在印度佛教与中国民族文化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自身的四大佛学特色，即第一，以中国老庄派自然哲学为基础，展开了普遍的深微玄妙，特别是三论、天台、华严宗的玄义理论，并养成一般佛×高逸淡泊的山林朴素风尚。第二，以中国孔孟派的人伦哲学为基础，开展了注重人类的伦理道德，先养成善良的人格，再渐由利人的菩萨行以进趋佛果的理论和事行，主要表现为调和大小乘的南山律宗及禅宗丛林清规与天台、华严的宗义。第三，以中国民族爱生怀死、畏神敬祖、趋福避祸的一般习尚为基础，传习成为至今流行中国的密宗、净土宗的佛教。第四，从中国第一流人士自尊独创的民族特性，以达摩西来启发而直证释迦佛的觉源心海的禅宗，体现了法界诸法实相，即身成佛的新意。这是中国佛学的骨髓，也是唐宋以后民族思想的根本精神。
康氏对太虚大师提出的“教理革命”“教制革命”“×革命”三大主张十分赞赏并极为拥护，认为太虚所说的“僧为寺累，僧为产累”正好切中时弊，因而×革命顺世应时，极为必要。他目睹近代陕西佛教寺纲不振，戒律散乱，行仪废弛之流弊，痛感佛界盗卖寺产之败象，因而对教制革命非常推崇，并在其编印的佛刊中大力宣传。在教理革命方面，康寄遥认为在中国，尤其是在陕西，存在着“死的佛教”与“鬼的佛教”，许多信徒总希望死时死得好，安然而有瑞相，死后灵魂不灭，作一个享福的鬼。这些并非佛教的真正教理，所以必须正本清源，除伪归真。他明确指出，“若要死得好，若要作好鬼，先要作好人。”他主张必须首先进行“教理革命”，用“人生佛教”的积极利世思想，对治各类流俗庸习。
(五)1949年后的主要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康寄遥的佛教活动有了新的变化。
1956—1958年，康氏完成了《陕西佛寺纪略》手稿。该书从位置、沿革、宗派、国际关系和现状五个方面对关中地区26所重要佛寺作了详细介绍，为人们提供了关中诸寺明晰的历史发展线索，填补了明清以后至“文化大革命”以前这段时期佛寺历史的空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1963年6月，康经过6年半的笔耕，完成了陕西省民族×志佛教部分的手稿，包括沿革、宗派、人物、经典、寺院五部分，为人们研究陕西佛教史特别是陕西近代佛教史打下了基础。
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宣传，康寄遥在与辩证唯物主义各种观点的对比中对佛教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和评价，认为佛教与社会主义在理论上虽有根本矛盾，但在社会实际生活中完全可以求同存异，协调相处；共产党与佛×的合作也没有任何问题。他一如既往地继续为复兴陕西佛教而奔走呼吁，曾于1962年在陕西省佛教协会(时称“西安佛教协会”)第一届代表大会上就寺庙保护、整肃戒律、佛事活动、学术研究及居士社团等问题提出十项提案，陕西省人民委员会×事务处将这些提案连同其他人员的有关提议一起以正式文件转发各地、市，以便酌情解决。在这次会议上，康寄遥被选为省佛协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