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福寺

荐福寺是盛唐时期创建的著名佛教寺院之一，距今已有1300多年。唐睿宗文明元年(684)，高宗李治死后百日，皇朝为给他亡灵超度、祈福，择唐长安城朱雀大街东侧开化坊内英王府第李显旧宅为祭地，改为宗庙，谓祭祀为“献福”，故初名大献福寺。初始，请僧二百，成为大献福寺首住僧侣。此后每逢高宗周年，清明、鬼节祭日，皇族国戚都要专供祭奠，诵经礼佛，成为高宗本人的专庙。公元690年，武则天登基改制“武周” “凡都宗庙多为改号”，她改献福寺为“荐福寺”，并亲书飞白体“敕赐荐福寺”额匾赐与寺院悬于二进门，此一字之改，使原高宗之专庙渐为广用。则天在朝时，不择祭时，常亲临荐福寺降香、放生、赏花。使荐福寺成为长安城中仅次于慈恩寺的皇家寺院。时“占地三百亩，度僧三百余”。周边良田千亩尽为寺院专陇，当时唐长安盛行“说戏”“俗讲”。荐福寺也成为城中主要戏场、俗讲之所，逢日便有千百人入寺观之，热闹异常。形成了寺庙与游乐相结合的名胜场所，表现出唐代独特的开明社会风尚。
唐中宗神龙二年(706)，从印度求佛归国的高僧义净大师入主荐福寺翻经院主持梵经翻译，把荐福寺的佛教佛学活动推向了一个鼎盛时期。
义净(635—713)，俗姓张，字子明，齐州(今山东历城)人。又一说河北范阳(今涿州)人。幼年时“仰法显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发愿效法其德行，做一名佛门虔徒。七岁时他便辞亲落发，到山东济南城郊40里的土窟寺出家为僧，初拜善遇法师为亲教师(传授佛法经论)，拜慧智禅师为执范师(施教戒律礼遇行为)，开始了他漫长的僧侣生涯。
贞观十九年(645)时玄奘从印度取经回长安，住慈恩寺，创法相慈恩宗，讲译佛经，著《大唐西域记》，太宗皇帝亲为其作“圣教序”。公元652年由他亲自设计营建了慈恩寺塔(即大雁塔)。“浮图高耸，万法归一”。当时义净年17岁，倍受震动和激励，暗暗发誓，定要步玄奘后尘，赴“西天”(印度)求法学习。
义净在土窟寺28年，苦心修炼，娴习群书，博通古今，潜心效法先师之德，20岁始受佛教具戒法规。又以数年时间精习律典，35岁便成为一名造诣精深，意志坚贞的律藏法师了。唐高宗咸亨元年(670)为最后决定赴印度，他几赴长安探访出游途径，拟定远行计划，得到众多同德支持。由于义净之举的成功，时已不比当年玄奘“潜出长安”，义净的举措得到当朝的支持。行前他“重归故里，亲请大师，师乃教诲曰：尔为大缘，时不可再，激于义理，岂怀私恋。吾脱存也，见尔传灯宣即可行，勿事留顾。观礼圣踪，我实随喜。”义净“既奉慈听，难违上俞”。终于高宗咸亨二年(671)”岁时，毅然登程，决意取海路赴天竺(印度)佛国。时玄奘圆寂后七年矣。
义净去印度取道海路，从广州怀圣寺(即唐时的江岸码头)出海起程。当时“得同志数十人。及将登舶，余皆退罢，净奋励孤行，备历艰险”。当时正是十一月天气，随义净者仅弟子善行一人。他们冒着惊涛骇浪“附舶广州，举帆南国，振锡西天”，经受了巨大的意志考验。义净首先到达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东南部)，在此六个月，主要学习掌握了梵文。这成了他日后求佛的主要语言工具。由此可见义净的聪慧和刻苦。
据义净记载南海诸州的佛教，盛多敬信“人无国主，崇福为怀，此佛逝郭下僧众千余，学问为怀，并多行钵，所有寻读乃与中国不异，沙门轨仪，悉皆无别”。该国高僧释迦鸡栗底与当时印度著名的羯罗茶寺，那烂陀寺高僧齐名，并甚通因明、瑜伽、中观、有部诸学，与义净交往十分亲密。义净专译介了他的《手杖论》。685年他离印度返归时，再次来此至693年，他在佛逝留居六年之久，从事翻译和撰著，写成了传世巨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两书。义净在《寄》书中叹喟“昔在神州(祖国)，自言明律，宁知到此，反作迷人，若不移步西方，何能鉴斯正则”，方感到外界之博大，自己知识之浅少，而求学之必要。
义净在茫茫大海上航行二年有余，冲破千层风浪，战胜艰难险阻，终于咸亨四年(673)二月踏上了印度次大陆，实现了他向往“西天”的神梦。步玄奘陆上丝路后，首航开辟了真正具有文化内涵和更具传奇色彩的“海上丝绸之路”。
义净在印度居十余载，寻访著名佛寺，要求学于印度最著名佛寺——那烂陀寺。义净诚拜异国大师为导师，广交佛友，虚心求教，刻苦习法，十个春秋昼夜不息，不但精通经、律、论三藏，并译出《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和《一百五十赞佛颂》等经卷。受到印度佛师的敬慕。
在印度期间，义净遍礼圣迹，玄奘所到之处，他皆巡拜，他还到佛祖释迦牟尼觉悟成佛的菩提树金刚座朝圣。圣佛伟迹，激荡胸怀，此刻他仿佛置身于佛国仙山而领悟到佛的无限，无量，无畏，无我的崇高境界。他还常幸游王舍城和印度的名山大川。为了寻觅玄奘足迹，甚至巡游了大雪山以北。（今阿富汗北边的巴尔赫）的另一佛教中心“新寺”。义净和无行禅师在巡礼当年法显和玄奘所到的佛陀圣迹之一灵鹫峰时，举目远眺，激情满怀，赋诗唱颂“赤县远，丹思抽，鹫岭寒风驶，尤河激水流”，“终望持经振锡往神州”。抒发了他不远万里求法取经，弘扬佛教，报效祖国的情怀。
则天证圣元年(695)义净历25载，遍游东亚、印度洋30余国回归祖国。于当年夏日回到洛阳，武则天亲出驾迎。义净于上东门，并“诸寺缁伍具幡盖歌乐前导”。可见义净不是仅仅以一个普通的僧侣受誉于斯，而是他做为一位学者，一位文明使者，一位航海家、旅行家、探险家，一位爱国者而受到的应有的崇高礼遇。
神龙二年(706)义净随驾(中宗)归雍京(长安)×于大荐福寺居之。主要主持由皇帝、王臣、命官、学士一并参与的大规模译经活动。从此，荐福寺实际上成了长安城名噪一时的国立译经院，它同当时的慈恩寺、兴善寺并称长安三大译场，此后八年间，义净在荐福寺小雁塔下完成了他全部译著的经卷。共计56部230卷。主要译著有《金光明最胜王经》《孔雀王经》《胜光天子香菩萨咒》《一切庄严王经》等。
荐福寺不但是著名佛寺，据《南部新书》记载，当时还是长安城有名的戏场之一。“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永寿。”戏场规模都很大，可同时开几场戏。每逢祭日、节日、夏日这里都要大开戏场，有时连唱几天，观者千人，唐苏×（左木右爽）曾描绘曰：“座客千官盛，场开百戏客。”荐福寺除了是固定的戏场之外，主要日常进行较多的是“俗讲”活动。俗讲实际上是一种说唱音乐形式。是佛教寺院为了×宣传利用民间音乐文艺的一种形式，便于百姓理解接受，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施教形式，生动活泼，寓教于乐。
荐福寺还常举办“牡丹花会”和“盂兰盆会”。唐人胡宿有《忆荐福寺牡丹》诗，赞曰“十日春风隔翠岭，只应繁杂自成阴，樽前可要人颓玉，树底遥知地侧金。”盂兰盆会则是源于佛教传说超度拯救众饥饿之反的盛会。据说两会期间，则天和中宗时常亲驾往荐福寺赏花、放生、放灯，存施四众，给荐福寺盂兰会平添了热烈的气氛。
公元705年，武则天寿终正寝，中宗继位后荐福寺在他的大倡佛法的推动下，空前发展。为了进一步完备寺院体系，广度僧众，中宗专请江南佛门律宗著名建筑大师道岸主持营扩寺院，并令工部尚书张锡共同监造，“同典其任”（《宋高僧传》)。中宗景龙元年(707)始开工营造荐福寺浮图院之佛塔(即小雁塔)，历时二年余，当时由道岸、义净倡议，工部奏请中宗帝下诏准允。因造“浮圈建功德，必倍受报”之说为宫内上下极其崇信，以皇后为首争相出资，故造之塔悉“由宫人率出钱而立”。
小雁塔为典型密檐式砖塔，共15级，原高约50米，因明嘉靖三十四年(1556)末大地震塔顶崩圮，最上两级残损。塔身正方形，仅南北各层开券窗，其外观呈秀丽舒畅的券刹造型，挺拔、高耸。塔底层中心设有地宫，地下三米，阔四平方米，据日本佛学家、文学博士常盘大定于日本明治年间游访荐福寺记载“塔于明治三十九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闭塞，各层楼板已塌毁无存，惟第一层尚可看到有一个边缘破损不堪的天井(地宫)口，内部正面佛坛上的龛内×着菩萨像，左右并列还放置着五尊小佛像。在高处木架台上，放着三尊释迦佛，在其左右各置八件罗汉像”(译日文)。可见当时小雁塔地宫中供奉还留存不少。
据考证，荐福寺自建以来，在唐代主要属律宗一派，宋、明时仍广传律法。清时有曹洞宗为主教，至光绪末年仍有80曹洞宗弟子在此诵经礼佛，洒扫庭除。寺内供奉主佛19位，正殿大雄宝殿供奉横三世佛祖，释迦牟尼、药师和阿弥陀佛。民国初年战火毁荡殆尽。
荐福寺唐时曾为武举“雁塔题名”处。至明、清又盛一时，题名诗碑、铭碑仍存颇多。
关中有八景始于明、清。“雁塔晨钟在城南”是指荐福寺之钟。钟铸于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通高3.55米，重16000斤，上有阳文经咒千字文，于康熙年从武功移此。因传叩击此钟常能去灾降福，被人们视为“神钟”。
塔耸钟鸣，千载壮长安之景现又重辉古城，如今千年古刹正以更多的文化内涵，成为古都西安的象征之一和名胜游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