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古国古城—一个与世隔绝的绿洲和一座“死城”

　　在目前使用的中国地图上，你是找不到“通古斯巴孜特”这个地名的。但它在国际上（尤其是地理、历史界）的知名度，绝不亚于交河故城、楼兰遗址。

    通古斯巴孜特为世人所知，仅不到一个世纪。那是100年前世界探险史上的一大悲剧的“副产品”之一……

    斯文·赫定意外撞入通古斯巴孜特

    公元1894年，中国西部当时最开放的城市——喀什噶尔。相当活跃的侨民社交界最有吸引力的话题是：已经失踪一年的由法国教育部派出的杜特雷依探险队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一年之前，杜氏离开喀什前往和田。作了充分准备后，探险队由×且末进入阿尔金山、昆仑山之间的无人区。此后如泥牛入海，声息全无。一些骇人听闻的消息不胫而走，有的说探险队全军覆没于喜马拉雅山的某次特大雪崩，有的说探险队被大风雪和敌对部族困在羌塘高原某处。正当人们开始认真地讨论组队去救援杜氏的可能性时，一个瑞典青年来到喀什，他就是因考察过俄领中亚而小有名气的斯文·赫定。

    按计划，斯文·赫定原拟到达喀什就折回头西返，但杜特雷依探险队的命运吸引了他，使他作出了改变一生的决定：留在中国，参与救援杜氏的行动。

    1895年1月，杜氏探险队的4位成员出人意料地回到喀什，带来了人们急切想知道的消息：探险队进藏受阻，转赴青海玉树，在长江源头的唐布达，由于举措失当，激怒当地居民，遭到灭顶之灾。杜氏被猎枪击中腹部，被居民抢到手，拖了几里远，并掷入通天河激流，残众丢弃辎重，逃离出事地点……

    尽管杜氏不再需要外界救援，斯文·赫定仍决定继续执行自己的既定计划。一切准备就绪，于1895年2月17日——他30岁生日前两天——离开麦盖提，进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他要进行一次前无古人的自西向东横穿沙漠的探险。事实上这次需要救援的，正是斯文·赫定本人。

    他为自己的冒险之举，付出了所能付出的最高代价：损失了全部设备、辎重、交通工具，随行者仅一人与赫定挣扎着抵达枯水期的和田河，一汪死水使其幸免于难，很快又得救于牧羊人。他不像其他所有西域探险家，他是从足以吓退任何门外汉的惨败，一步步取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的。

    斯文·赫定似乎是天生的探险家。刚经历了幸免陈尸沙海的死亡之旅，略事休整后，他又计划进行更骇人听闻的冒险：再进行一次从南向北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旅行。

    他轻轻弹掉衣襟上的浮沙，雇用了杜特雷依探险队生还的驼夫帕皮巴依，沿和田的克里雅河走进沙漠深处。克里雅河和和田河都源于昆仑雪峰之下，自南向北，插入沙漠，走进河岸浓密的原始胡杨林，赫定又一次暂时离开了文明社会。

    若干天后，再次见到人烟时，结识的是对世事一无所知的牧羊人。抵达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心的一个古老的、与世隔绝的绿洲时，他真以为来到了世外桃源。当地居民放牧为生，不知耕种纺织，身上穿着羊皮衣，有的人竟以取出骨骼的野骆驼蹄子作为鞋。

    没人知道，也没人关心谁是当今塔里木的主宰；没有任何文字、书籍，连传说都相当贫乏，人们一般只能将世系追溯到祖父辈，再往上就茫然无知了。这里胡杨林茂盛，是野骆驼的天堂，迄今已灭绝半个世纪的“×虎”，那时还能出现在猎人的陷阱中。人们告诉这个意外闯入的不速之客：这儿地名叫“通古斯巴孜特”，含意是“吊死的野猪”。那些只敢沿塔克拉玛干边缘旅行、望沙兴叹的人，怎么能想像在死亡之海的“心脏”，竟会有这样一块绿色的飞地呢？

    赫定不但记下了在通古斯巴孜特的见闻，还在当地居民指引下，发现了古城喀拉墩。喀拉墩的含意是“黑沙包”，它应始建于汉代，废弃在唐代或之前。

    几年后，英籍匈牙利人奥利尔·斯坦因拿着赫定的地图来到和田。他不但发掘了喀拉墩，还对通古斯巴孜特土著居民作了人种学测量。测量数据表明，这个与世隔绝的小绿洲竟生活着一群雅利安人！结果一经发表，通古斯巴孜特、喀拉墩立即受到异乎寻常的关注。这个被称为“塔克拉玛干的肚脐”的小小绿洲的神秘性不仅在于它独立支撑在世界第二大沙漠中心，几近千年未见诸记载，完全不为世人所知，也在于无人知悉它的居民究竟有怎样的来龙去脉。

    古老的绿洲城邦被淹没的传说

    除了斯文·赫定与斯坦因，上世纪20年代末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国学者黄文弼曾抵达喀拉墩作过考察。而通古斯巴孜特的居民，一直处在“无政府”状态，作着“化外之民”。直到1959年，一个偶然机会才使于田县政府得知，在沙漠腹地还有这样一个世外桃源。首批抵达的政府工作组向当地居民询问：这里叫什么地名？一个居民回答：“达里雅勃依。”“达里雅”是河流之意，指的是克里雅河；“勃依”是河岸之意。于是，通古斯巴孜特就有了一个新的地名——大河沿。

    据调查，当地居民分属于加依与卡鲁克两个部落，以河床为界，分居东、西两岸。他们自称是八代之前，为逃避一场遍及和田的战乱而避居于此的。鉴于他们不关心来历往事，一般只能谈到隔一辈的特例，我认为这八代——大约200年——是一个被极度缩小了的时间，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如果仅只八代，远不足以使他们完全忘记了历史，与文明产生如此彻底的决裂。

    如果进一步对中外文献作认真的“扫描”，就会发现这个大漠桃源绝非在史籍中一点影子也没有。

    比如，据记载，南北朝时著名的西行求法的高僧法显，自离开库车之后，只用了很短时间就直达于阗王国国都。对《法显传》中的这一记载，历来众说纷纭，异说毕现。有了通古斯巴孜特、喀拉墩这两个支撑点，就可以肯定，法显正是与赫定走向相同，起止相反，直接自塔里木北缘越过沙漠，沿克里雅河到达漠南绿洲的。直到民国初年，财政部的特派员谢彬在其 《×游记》中还指明，当时尚存有沿克里雅河走向贯穿沙漠南北的“小径”。

    当然，文献中的有关记载，最耐人寻味的，是《大唐西域记》中的“沙雨湮没合劳落迦”的传说：

    于阗都城以北有个古老的绿洲城邦——合劳落迦。一天，有尊两丈多高的檀香木佛陀塑像自空而降。人们很惊奇，但没有把它视为应予礼敬的祥瑞。只有一个忠厚长者，时时礼拜飞来的佛像，并每日清扫。另一件前所未有的奇事是：街头出现了一位游方僧。国王居然下令：“既然游方僧不请自来，那么，谁都可以掘扬沙土，赶他离境！”游方僧受到扬沙的驱赶，化不到斋饭，还是那个忠厚长者私下表示关切，并自愿提供饮食。

    一夜，游方僧来到长者家，认真地说：“这一向得到您的照顾，特来致谢并辞行。我离去7天后，上天会降下一场沙雨将这驱僧灭法的合劳落迦湮没，生灵灭绝。你必须及早离开本地。”说完，游方僧就不见了。

    长者四处报信，但无人听从，反遭讥笑。次日清晨，狂风大作，接着又下起大雨，上天不但没有降下沙尘，反在甘霖中洒落无数珍宝，铺遍街市。人们不但嘲笑宣示预言的长者，进而詈骂、污辱他。他不再反复宣称天将降下灭顶之灾，而是独自挖了一条通向城外的地道。

    游方僧走后的第7天，半夜时分，凶猛的沙雨从天而降，顷刻间就湮没了街市……

    长者从地道逃离合劳落迦，而这座历史悠久的城邦，从此销声匿迹；繁荣的绿洲，则成为沙海死城。

    玄奘没有交待这则传说的来历。但后世的研究者普遍认为，它不是全无根据，仅为宣扬佛法的杜撰。事实是：关于一场沙雨使某个绿洲彻底消失的故事，一直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居民中流传不息。有人指出：合劳落迦故地就应在通古斯巴孜特附近的沙漠深处，甚至可能就是斯文·赫定发现的喀拉墩城。方位、历史时期、放弃原因等因素都对头，这种说法虽然也只是推测，但颇难否认。“合劳落迦”应是古于阗文地名。另一神秘的西域古国楼兰，其原称是“库罗来纳”，含意是“城市”、“都市”。西域古文字研究者，比如我的朋友林梅林，就认为“合劳落迦”也是与其同出一源，含意相同。这是否能证明，合劳落迦——喀拉墩与古国楼兰有某种内在的联系？

    百年后寻找死城喀拉墩

    步斯文·赫定后尘，上世纪80年代末，我和同行的瑞典朋友始终沿克里雅河前行。不但那在赫定笔下生机勃勃的原始胡杨林已不复存在，就是克里雅河也远不能伴我们到达通古斯巴孜特。如果是今天再给它定地名，那么当年的“大河沿”早已名不符实。当然，我们也有比前人幸运的地方，当年赫定骑骆驼用了近20天才抵达目的地，1959年于田县派出的工作组在沙包里穿行了两周才见到第一家 “大河沿人”，而1984年，乘轮式拖拉机也得走7天。我们只在沿途露营了一夜，就乘越野车来到大河沿的行政中心。这种日本丰田越野车又名为 “巡洋舰”，就我们这次行程而言，它可真是再恰如其分不过了。

    大河沿——通古斯巴孜特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那里的寂静。这是一种除了在梦境中从未感受到的氛围。你完全听不到街市之声，没有音乐、电视，也没有汽车噪音甚至自行车铃声，红尘中的一切喧嚣、烦扰，在这里都不见踪影。没有牧区固有的犬吠，没有林地必不可少的鸟鸣，惟有炊烟似曾相识。报纸、日历对当地居民而言，都是奢侈品，两家间隔最近也有几公里之遥，居民仍住着赫定见到过的红柳窝棚，不过戴手表的青年牧民已屡见不鲜，新建的小学校则正迎候着第一批学生。

    稍事准备，我们就离开寂寞的古老绿洲，进入沙海，去寻找神秘的古城——喀拉墩。

    驼队沿一条干河床，一直向西北行进。干河两岸布满枯死的胡杨。枯树傲然挺立，保持着难以理解的自尊，积沙不但铺满河道，还包围着每一株枯木。望不到边的枯立木使人顿时产生悲凉、肃穆之感。

    算来已走过了抵达喀拉墩所必需的路程的两三倍，那古城仍不见踪影。我们迷路了！

    入夜，露营在一个干净的沙窝里。次日清晨，发现骆驼丢失了9峰。在我的坚决要求下，我们没有滞留在这个没水没草的“绝地”。驼夫去找骆驼，辎重全由仅剩的7峰骆驼负载，我们全体步行，继续去寻找喀拉墩。

    越过一道沙岭，喀拉墩出现在地平线上！在沙岭到古城之间如今死气沉沉的开阔地带，我们居然见到了人类的遗迹：网状的古渠像沙漠的经纬，盛载着流沙；倒梯形的干枯水井，只能看出大致的轮廓，但它与今天大河沿居民仍在使用的水井十分相似，似乎完成于某一个共同的“打井队”；几处房屋的残墙像隔沙障一样，屹立在古河岸上，而岸边的一株枯树根部，竟有一具颓然倒地的人骨。在此不远，有一座寺院，壁画残存一双赤足及忍冬花 （金银花）叶子的纹饰，仅凭这两点，我就可以断定它是佛教庙宇，建造不会晚于唐代。

    夕阳斜照在喀拉墩高达十余米的城墙上。古城东侧有两个高于城墙数倍的红柳沙包。流沙已经把一切都淹没了，仅有残椽断柱时露峥嵘。相比之下，喀拉墩——黑沙包——这个名字要比“大河沿”更符合今天的现状。

    夜晚，篝火已熄，咖啡的浓香也飘散干净，只有我和同行的考古学家老李还不能入睡。我们讨论着与通古斯巴孜特、喀拉墩有关的历史与现状，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我们的意见都不一致——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些天我们目睹的与感受到的是那么丰富、有说服力，有谁能马上就消化掉这些印象呢？

    通古斯巴孜特与喀拉墩，一个仍活着的绿洲与一座“死城”，这种对比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