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蒙古国游牧文化的初步认识

——蒙古国境内游牧民族文化遗存考古调查发掘合作项目阶段成果综述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塔拉   陈永志

合作项目的缘起及目标

蒙古国位于我国正北方，南中西与我国接壤，属于亚洲中部的内陆国，面积 156。652万平方公里，人口 245 万，为典型的大陆性气候。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蒙古国至今仍保留着“随水草迁徙”游牧生活方式。地广人稀、工业化进程迟缓的状况使得蒙古国境内保存有大量完整的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这些文化遗存主要集中分布在鄂尔浑河流域、土拉河流域、呼尼河、哈尼河、色楞格河流域、克鲁伦河流域（图一）。其中新近发现的匈奴单于大墓就分布在呼尼河、哈尼河流域的山谷当中，世界著名的阙特勒碑、毗加可汗突厥碑额遗址则分布在鄂尔浑河流域的和硕柴达木盆地，蒙古高原腹地最大的城市回鹘国首都哈喇巴拉嘎斯古城以及蒙古汗国第一座都城哈拉和林均也分布在这一地区（图二）。克鲁伦河流域主要分布有辽金元时期的遗址与墓葬，鄂嫩河流域肯特山一带是蒙古皇家陵寝及行宫分布的主要地区。在蒙古国分布最多、最完整、最具有特色的古文化遗存即是石筑墓。这些墓葬均以自然石块堆筑的石圈、石堆、立石、石像、石雕为其主要呈现形式，其次是未经人为与建设性扰动的完整城址。据蒙古国现有的资料统计，目前早期的城址有34处，墓葬56处，石器时代遗址19 处，石像70处，寺庙40处，岩画72处，石碑、鹿石47处。

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蒙古高原一直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活动的大舞台，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契丹、蒙古等游牧民族都曾留下了大量的活动遗迹。这些文化遗存由于其存在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之中，游牧民族流动性大、生活习惯相类的文化特点，使得遗址本身具有时代跨度大、种类多、地表特征相类的特征，因而对于其考古学文化内涵与属性的认定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由于受材料的限制，我国学术界对于中国古代北方的一些游牧民族在蒙古国境内的活动情况以及发展的脉络还不甚清晰，对蒙古国一些文化遗存的认识目前还处于模糊的状态。这对于建构完善的草原考古学文化体系无疑是一个较大的障碍，考古资料的不完整性和不均衡性已经制约了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考古学文化研究的整体水平。因此，我们迫切地需要对蒙古国境内古代游牧民族的考古学文化内涵进行了解，对两国境内古代游牧民族之间的渊源关系、互动关系以及游牧民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进行定位研究，解决两国游牧民族文化研究中的重大课题，有效地提升我国游牧民族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水平。

为此，在国家文物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的统一领导下，蒙古国境内古代游牧民族文化研究合作项目正式启动。该合作项目由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其他科研单位组成考古队，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赴蒙古国实施该项目。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为该项目总领队，主持进行合作研究项目的具体事宜，以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国家博物馆为主要协作对象。境外合作单位以蒙古国国际游牧文化研究学院、蒙古国国家博物馆为主。前期工作以鄂尔浑河、呼尼河、哈尼河、鄂嫩河、克鲁沦河、土拉河流域分布的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双方深入进行考古调查的基础上，可渐次扩展研究对象与地域。

合作项目拟定为5年，分为两大研究阶段。第一阶段为2005年至2007年，主要进行前期的考古调查、勘探及考古发掘工作，对蒙古国境内鄂尔浑、色楞格、克鲁伦三大河流域分布的匈奴、突厥、契丹、蒙古等游牧民族文化遗存的具体分布地点、文化属性及内涵有一个初步的了解，确定本合作项目研究的基本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完善野外的一些调查、勘探、测绘数据，对调查、发掘资料做初期的整理、研究和对比分析。第二阶段为2008年至2009年，以前期考古调查、勘探及发掘工作为基础，对蒙古国境内其他地区分布的游牧民族文化遗存进行纵深研究，并结合对典型遗址与墓葬等相关遗存的调查、勘探与考古发掘研究工作，进一步完善、充实本合作研究课题的内容，对于蒙古国境内古代游牧民族文化的特征、内涵、谱系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建立起蒙古草原古代游牧民族文化形成与发展的时空框架，最终取得学术上的突破。研究的最终成果形式是形成细致、全面而又有学术权威性的考古调查、勘探及发掘报告，以著作的形式公开发表出版。

第一阶段的主要工作

2005年7月，调查项目正式启动，在将近三个月的的时间内，中蒙联合考古队在蒙古国的中、东部地区进行了考古调查，调查地域包括了后杭爱省、前杭爱省、布尔干省、色楞格省、(名称替换)省、乌兰巴托市和肯特省等7个省市的30余个苏木，行程11000公里，共调查了古文化遗址遗址88处。2006年8月至9月，中蒙联合考古队又对中蒙边境的肯特省、苏赫巴托尔省、东戈壁省、南戈壁省、中戈壁省等5个省市的13个苏木进行了考古调查，行程计约4000多公里。共调查各类文物遗址23处。为期两个年度的考古调查，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收获。所调查文化遗存的年代范围囊括石器时代、青铜及早期铁器时代、匈奴、突厥、回鹘、辽金、蒙元、北元与清代等多个历史时期，类型涉及到遗址、墓葬、长城、寺庙等多种。基本上囊括了蒙古国境内不同历史时期游牧民族文化遗存的主要内容。

旧石器时代遗址主要以细石器遗址为主。调查的阿善哈达石器时代遗址，位于呼日哈河河畔，在迎河的山坡地带的岩石上有旧石器时代的岩画，在地表还散见有大量的细石器，同时地表还分布有数十座青铜时代四方墓。旧石器岩画、细石器遗址与青铜时代遗址相伴生的现象，对于进一步认识石器时代文化的类型特征具有重要意义。青铜时代的遗址主要分为赫列克苏尔、鹿石和四方墓三大类型。赫列克苏尔和鹿石主要见于蒙古国中、西部地区，典型的有胡舍塔拉鹿石、巴彦查干遗址等。在这些遗址内，大型的赫列克苏尔与鹿石、四方墓往往共存分布。有些鹿石、石板墓直接建于赫列克苏尔的周边或者建于外围石框之内，呈现出文化之间的早晚关系。匈奴族是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第一个建立游牧民族政权的游牧民族，与中原的秦汉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对西方欧洲的历史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因此，对匈奴历史文化遗存的考古学研究，是中蒙联合考古调查项目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匈奴时期遗存主要以墓葬为主，著名的高勒毛都一号、高勒毛都二号和诺谚乌拉山谷分布有大量的匈奴贵族墓葬。这些墓葬地表特征明显，墓园选址非常讲究，多位于向阳萁形的山谷之中，环境封闭且较为优美。墓葬在地表常见的普遍形状是一个圆形的石头圈，内部地面呈塌陷状，这是墓室多棺椁结构所致。匈奴贵族墓葬在墓园的分布也具有一定的规律，一般是陪葬墓环列于大墓的周边。高勒毛都一号和高勒毛都二号两处墓园内都有大型的匈奴贵族墓葬，是在蒙古国呼尼河、哈尼河流域近几年新发现的单于陵寝，其中蒙法考古队对高勒毛都一号墓园中的一座大墓进行了发掘，蒙美考古队对高勒毛都二号墓园中一座大墓的陪葬墓进行了考古发掘，蒙俄考古队再次对诺言乌拉匈奴墓葬进行考古发掘，都取得了重要的考古发现。另外，2006年的调查，对南戈壁省脑木贡苏木巴嘎汉长城进行了初次调查，弄清了与中国境内汉长城的关系，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突厥时期的遗址大部分集中于(名称替换)省和后杭爱省，这一地区是历史上范文厥汗国的统治中心，分布有较多的突厥人的祭祀性遗址与墓葬。突厥祭祀遗址是蒙古草原较为具有特点的文化遗存，其具体形态在中国史书中有详细记载。小型遗址一般是以四块大型石板砌成的方形石框，由石框向东，延伸有数百米的立石，即所谓的“巴拉巴拉石”；中型遗址往往在石框的周围树立很多的石雕像，有石人、石狮和石羊等；大型遗址有庙堂基址、祭奠石臼和大型碑刻等，如暾欲谷、毗伽可汗和阙特勤等碑刻遗址，土耳其与蒙古联合考古队曾对之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在毗伽可汗祭祀地发现了一处金银器窖藏，出土了大批珍贵的文物，这是近年来世界上突厥考古工作中最有意义的成果。回鹘时期的遗址主要为城址和四方形遗址群。城址以首都哈喇巴拉嘎斯为中心，聚集在鄂尔浑河上游一带。哈喇巴拉嘎斯古城城墙与城内建筑基址至今保存完好，城址面积达十平方公里，号称蒙古高原最大的古城遗址。四方形遗址形制较为独特，中心建筑多是由石块或夯土堆砌而成的大行台基，四周围以方形土墙，有的仅可见石碑或个别的石人雕像等。最为著名的是回鹘汗国第二代可汗磨延啜的祭祀遗址，位于茂盖锡尼乌苏草原之上，残存有石堆遗迹和石碑等遗物。由于回鹘汗国在帮助唐王朝平定“安史之乱”中立有战功，唐王朝亦娉公主嫁于回鹘可汗，两国之间的关系较为友好，所以建筑遗址中汉文化因素较为浓厚，汉式雷纹瓦当、开元通宝铜钱随处可见，这对于正确地认识回鹘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辽代遗址主要集中于蒙古国中部的布尔干省和东部的肯特省。在布尔干省南部鄂尔浑河和土拉河之间一线发现契丹城址5座，其中青陶勒盖古城、塔林乌兰和热姆古城被认为是辽代的镇州和保州城，属于契丹军事边防类城镇，防御目的是抵御室韦-鞑靼人的南下。在肯特省北部的鄂嫩河流域和南部的克鲁伦河流域，也分布有契丹时期的城址、居址和石壁文字等遗存，表明该地区是当时辽王朝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元时期遗址以城址和居址为主。蒙古国中东部地区是大蒙古国的龙兴之地。鄂嫩河与巴勒吉河的交汇处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诞生地，德力贡巴勒达嘎小山和哈基古布拉格泉水为其代表性遗存。阿布日嘎遗址是成吉思汗的大斡尔朵所在地，是公元1240年《元朝秘史》成书的地方，该地分布有大量的建筑基址，蒙古国和日本的考古队先后在此进行过考古发掘。哈剌和林古城是大蒙古国的第一个都城，建元之后，这里是岭北行省的政治文化中心，城址内出土的众多碑刻，是进一步研究哈剌和林古城的城镇建置历史的重要资料。位于哈努伊河东岸的哈拉呼勒可汗城规模宏大，城内外遗迹保存完好，是靠近蒙古国西部的一座重要的元代古城，根据城址的规模判断，可能属于蒙古亲王的封地。明清时期遗址多为寺庙遗存，较为著名的是建于1586年的额尔德尼召，这些文秘家园类遗存是文秘家园在蒙古草原广泛传播的历史见证。

第一阶段工作的主要成果及初步认识

通过此次调查，我们对蒙古国境内分布的游牧民族文化遗存的概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并初步确定对分布于鄂尔浑河流域的四方形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四方形遗址”是蒙古学者根据其地表上呈方形小城状的形制特征而命名的遗址代称。这些遗址大多成组分布于背山面河的山谷当中，一般是外围围以方形围墙，并于其中的一段墙体设置小门，遗址中心位置为夯筑或砖石垒砌的方形台基。这类四方形遗址目前仅发现于后杭爱省浩腾特苏木鄂尔浑河畔的乌兰朝鲁巴戈地区，共有28座四方形遗址，集中分布于杭爱山脉东麓面向鄂尔浑河谷的五个山谷之中。其中胡拉哈山谷分布2座，洪根好莱山谷分布7座，乌布尔哈布其勒山谷分布10座，郝列克苏尔山谷分布8座，都根诺乌珠尔山谷分布1座。2006年6月至9月，中蒙考古队对蒙古国后杭爱省浩腾特苏木乌兰朝鲁巴戈地区乌布尔哈布其勒山谷3号四方形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出回鹘大型砖室墓一座，出土了一批重要文物，取得了重大考古收获。

在蒙古高原，这种四方形遗址是一个全新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关于此类四方形遗址的性质，学术界过去一直存在着争议。蒙古国大部分学者认为是祭祀性遗址，少数学者则认为是墓葬。此次通过我们的考古发掘证实，这种四方形遗址是一种集祭祀与埋葬于一身的复合型遗址，实际上是一种大型的墓园。这种墓园有着较为明显的地表特征：一是集中分布于背山面水的山谷之中，成片分布；二是结构特征基本相似，都由围墙、祭台、墓葬三大部分组成。关于这种四方形墓园的文化属性，根据出土陶片和砖瓦形制特征分析，应属于古回鹘时期的典型风格，由此推及分布于附近的其他四方形墓园，相对年代都属于古回鹘时期，其族属应当是8~9世纪活动于蒙古高原的回鹘族。从四方形墓园庞大的建筑规模及墓葬较高的规格分析，这些四方形遗址应是回鹘贵族或可汗的陵墓群。而四方形墓园遗址群位于回鹘古都哈拉巴拉嘎斯古城的西南7公里处的杭爱山脉东麓，地缘关系也为上述推断提供了一个论据的论据。

回纥，后称回鹘，其名最初见于《魏书·高车传》，当时称为“袁纥”，《隋书·铁勒传》记作“乌护”，《新唐书》又作“乌纥”。在《阙特勤碑》的突厥文碑文中称为“九姓乌古斯”。回纥的驻牧地区在仙娥河(今色楞格河)和嗢昆河(今鄂尔浑和河)流域，玄宗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回纥首领骨力裴罗攻占了突厥故地，自立为骨础禄阙毗伽可汗，置牙帐于乌德建山（今鄂尔浑河上游杭爱山），正式建立起回纥政权，谴使告唐，唐册封他为怀仁可汗，并长期与唐朝保持密切的友好关系。天宝十四年（755年）冬，唐朝发生“安史之乱”，回纥葛勒可汗助唐平叛，开成四年（839年），回鹘地区发生瘟疫，又连续大雪，羊马多死，回鹘由此衰落。开城五年（840年）秋，黠戛斯攻灭回鹘，回鹘政权瓦解。回鹘政权共立十三任可汗，其可汗陵墓的确切方位，一直没有确定，此次对四方形墓茔地考古发掘，明确其属性，并将其确定为非常罕见的大型陵墓群，这对于正确地寻找回鹘可汗的陵寝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通过此次对蒙古国中东部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我们对蒙古国境内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址的分布状况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特别重要的的收获是对青铜时代的赫列克苏尔、鹿石、突厥时期的“巴拉巴拉石”、 暾欲谷、毗伽可汗、阙特勤碑刻以及回鹘时期的哈喇巴拉嘎斯古城、四方形遗址群等世界著名的文化遗址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中国北部内蒙古草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与蒙古国有许多共同之处，均属于软土木文化遗址分布区，中国对这种软土木文化遗址的考古学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浩如烟海的汉文史料又是研究游牧民族史的重要资料补充。所以，对蒙古国境内分布的的考古学文化进行对比研究，是利用不同地区文化资源的强势互补，同时也是丰富与完善整个蒙古高原考古学文化谱系最为的有效手段，它将极大地推动或促进欧亚大陆北蒙古高原地区游牧民族文化的考古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