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草原游牧文化的精神内涵

数千年来，历代草原民族为了推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及南北地区文化的融合做出过突出贡献，并在文化的创新与交流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草原文化，也因此奠定了北方草原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勤劳智慧的蒙古民族是北方草原文化的集大成者，也是草原游牧文化的典型代表。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蒙古民族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北方游牧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而且还积极吸收了汉、维、藏、满等民族的先进文化，在与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吸纳、交融中不断丰富和完善了北方草原文化的精神内涵。其中独具特色的游牧生产方式、管理模式、军事战略、规章制度、风俗习惯、语言文字、文秘家园信仰、文学艺术、伦理道德、审美情趣、思想理论等就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具体化产物。因此，为了全面了解草原游牧文化的精神内涵，构建草原特色的复合型文化，必须对草原传统文化的运思模型、精神特质、价值取向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总体把握。

一、草原游牧文化的运思模型

对草原文化的深入研究，必将遇到思维方式的问题。因为思维方式不仅是文化的内在结构，而且还是文化的内核和最高凝聚。事实上，我们所说的思维是指有序的或程序化的意识活动，因而思维过程就是一种认识过程或心理活动，也是对某种文化或思想进行主体设计过程。从历史上看，草原民族是一个爱智慧的民族，他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思维方式和哲学理念。因此，草原民族的思维方式主要是以民族特定的思维模式、思维惯性、思维程式或定势所构成的，并对草原文化的精神特质及其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然而，这些模式、惯性、定势不仅决定着历代草原民族的“看待问题”的方式和方法，而且还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实践和一切文化活动。这种相对稳定的思维结构模式和程式，就是草原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从这一角度上看，草原民族确有一套自己独特的运思模型。而在草原民族的传统运思模型中，立体的宇宙结构和认知的世界图式也占有重要地位。

草原游牧民族的宇宙观主要是在进一步明确和区分混沌世界与当今世界、无序世界与有序世界、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而他们所提出的“混沌说”、“开天辟地说”、“保木巴世界”（指理想社会）等早期直观认识就是这一思想进程的具体见证。随着人们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能力的不断提高，草原游牧民族从“天圆地方”的形而上学的宇宙观逐渐转向了带有流动范畴性质的辩证认识，进而从运动、变化、差异、对立的角度上认识和把握了大千世界的。其中蒙古族先民认为，宇宙万物处在不断运动变化之中，宇宙是从无序世界到有序世界的产物，也是天地万物生存的空间。天地生成万物，万物又是从小到大、由少到多地演化变成当今世界的。13世纪的草原地区的人们认为，太阳是月亮的母亲，并且星球（天体）是旋转的、大地是翻覆的，而天地之间的凡有生之物也不能永存。在他们看来，天、地、人作为世界的三个基本构成要素，在“天地合力”、“天人互助”过程中逐步达到“思大有为于天下”（指忽必烈）的最高境界。因此，历代游牧民族以“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天似穹庐，笼盖四野)（鲜卑）、“天父地母”（蒙古）自然观的指导下，在其政治和军事实践中极力主张从日出至日落的陆地上只有实行“天无二日、地无二主”（突厥）的政治模式，才能实现人们的和睦幸福生活。由此看来，草原游牧民族的政治和军事实践并不是某一种族特性或文化劣根的反应，更不是盲目野蛮行径的产物，而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为了实现这些政治理想，历代游牧民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并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从刀光剑影的“征服世界”转向了大彻大悟的“彼岸世界”。的确，从游牧民族的兴衰历史来看，把武器的批判与理论的批判有机结合时便建立起强大的草原帝国，并走向兴旺发达的道路，而放弃正常的精神追求和理想的时候便出现明争暗斗、争权夺利、腐败堕落、人心涣散、消极悲观等状态。这些情况也间接地说明了没有理论素质和思想储备的民族不可能真正走向世界历史舞台和事业巅峰的基本道理。

在这一宇宙本体论的影响下，草原民族进一步描绘了自己的世界图式。实际上，所谓的世界图式就是指人的形象化认识和思维演算结构，它作为中介把经验和概念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在此基础上形成人的建构型认识。而草原先民所认知的世界图式正是这一建构型认识的产物，也是传统思维结构和实践活动的观念化把握。他们认为，浑然一体的世界是和谐的，正像人们心中的理想境界宝木巴那样，即和谐一体的倾向维持着这个世界图式，并用相互作用的力量去抵制和消除不稳定因素的发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和谐一体的世界图式，反映了北方草原先民的一种认知方式。而草原民族的认知方式，由于历代草原民族的“世界图式”的感性理解，其哲学思想可以说是潜在的，但它是一个哲学型态，或说是哲学思想的前提和起点。因此，在草原先民的图式化的认识中，混沌世界――色彩世界――意义世界占有重要地位。

（一）混沌世界

蒙古众多史诗开篇中总是这样说道：“上古时期/混沌时期；高耸的天/烟雾时期；高高的山脉/尘土时期；广大土地/杂乱时期；五光十色/未分时期；黑白颜色/未对立时期。”这样的开篇叙述自觉和不自觉地表述了人们对宇宙的看法：宇宙万物是从混沌中演化出来的。所谓“混沌”是指万物之无形状态，即天为雾云、山为尘状，又是无序存在。即“杂乱”、“未对立”、“未分五光十色”地存在着。这就是说，那时只有雾状、尘状之物，它们没有形状、高低，容貌不清、颜色不明。关于混沌的构成，史诗在说明远古时说：“天空还像车轮般/大地还像鞍屉般；大地还像土丘般/大江还像小溪般。”在史诗看来，那时候只有无形的山、江、天。无形的山即地，无形的江湖即水，无形的天空即气。这样，山、江、天就以“烟雾”、“尘埃”状存在于混沌中，或者说混沌正是由这些尘雾微粒构成的。与此同时，史诗认为，宇宙从混沌开始到万物的出现是一个演化的过程，是无形无序向有形有序发展的。这样，可以把混沌视为万物演化的起点。原来，事物的容貌不清，相互之间又杂乱无章地混在一起，后来，由于上升和下降，分离和聚合，发展成为混沌状态，完成向有形转化的第一步。此后就是混沌的分化和聚合生成。天地是混沌分化聚合的结果，万物也是由天地分化聚合产生的。史诗的这些内容是一种地道的自然观，它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看法是自然化的。这里所说的混沌、原始物质和万物的生成、变化都是自然的实体和自然过程。把混沌作为宇宙之初的思想，在萨满教控制人们思想的年代，对否定文秘家园的创始说无疑是有力的批判武器。它的产生标志着草原民族对自然宇宙的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

（二）色彩世界

色彩象征是蒙古族象征文化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蒙古先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色彩文化。这种色彩文化是在游牧民族审美观基础上形成的。是用黑白红蓝绿五种颜色构成的象征世界。其中白色代表纯洁、高尚、正义、繁荣；黑色代表邪恶、暴力、阴暗；红色代表希望；蓝色代表天空、永恒、兴旺；绿色代表生命。各种色彩是宇宙万物的象征。这里的色彩包含着人们对自然的早期认知。所以，人们对色彩的组合反映了人们的一种“世界图式”，这也是当时人们世界观的一种反映。当然，不是任何色彩的组合都是世界图式，只有那些象征自然世界信息的色彩图式才具有世界观的意义。对于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先民来说，他们所具有的世界图式，可以从他们所见到的色彩中反映出来。蒙古人目视的极至是蓝色的天空，蒙古包坐落在草原大地上，在蓝色的天空与白色的蒙古包之间有一道广阔的绿色地带；蒙古包里的炉火映红了自然本色的哈那及家具，形成了暗红色。人眼中的蓝、绿、白、红的颜色就是他对世界几大部分的感知和认识，而由自然色彩组成的这个图案就是他的世界图式。这个世界图式所潜含的思想是：自然宇宙、人的理想和神圣领域应当是统一的，只有统一才是理想、和谐的世界；世界是组合的，是由各种色彩组成的，所以，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各种色彩的协调组合。

（三）意义世界

蒙古史诗在树立英雄形象时，提出一个重要思想即人们心中的理想社会。它说有一个叫宝木巴的地方，是英雄们的家乡。那里“夏天常在，没有冬天，永远年青，没有死亡，人丁兴旺。没有孤独，没有战乱，生活富裕，没有压迫”。那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大家不分你我都是朋友，“上面没有压迫，身边没有敌人”，“人丁兴旺，没有死亡的乐园”。史诗在描述宝木巴的自然环境时说，那里“没有冬天的寒冷，温暖如春，美丽的草场四季常青，英雄的宝木巴生机盎然”。这里虽然说的是自然界，但它又不是我们感觉到的那种自在的自然。可见史诗已把自然理想化了，给自然赋予了文化的含义，把自在的自然变成了自为的自然，从而满足了人的价值要求。同样是人的生命，在这里却有了永恒的意义：“人们长生不老，永远年轻，没有死亡。”就像社会理想被肯定那样，人的幸福追求也被史诗大加赞颂。在故事的大团圆结局总是有这样描述：“英雄们坐了五十二个圆圈，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举国欢腾，草原上到处有喝不尽的美酒，沙漠里到处是唱不完的歌声。”（《江格尔》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这美酒和歌声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体现。史诗把这欢乐的场面作为每一章结尾，表明故事中人们行为的目的是追求幸福，英雄的使命在为获得幸福而努力，幸福的满足是人们最大最终的愿望。如果认为人的理想和幸福是意义世界，人的幸福是实现理想的话，那么肯定人的理想和幸福，就等于肯定了人是意义世界、现实世界的主人。可以说，理想的产生与由真善美构成的意义世界，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哲学自觉成熟的标志。

总之，从这一世界图式的功能和特点来看，它是正确理解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图式化概括，也是顺应自然或改造自然过程中进一步贯彻把共生、共存、互动作为和谐统一的思想原则。至此，历代游牧民族所认知的世界图式主要认同于以下基本观点：世界是由各因素组合而成的，它们是相互依赖而存在的，每个因素都是不可缺少的。因此，每个因素必须遵守一定的“约孙”（道或理），这样才能维持和谐而有序的状态。如果它们之间产生不和谐状态，各因素将全力以赴重新调整彼此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诚然，这一世界图式虽然处在浑然一体的状态，但它也强调了各因素之间的渗透、并列、协调关系，进而达到了民族心理、理性文化的自觉成熟程度。

二、草原游牧文化的精神特质

如果说，农耕文化表现出了成熟、精深、高雅、大一统特征的话，那么，游牧文化则体现了兼容、多变、简朴、动态等特征。正是这一不同特征为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互为补充、碰撞和融合创造了条件，也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多样性内容。实际上，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是人类16世纪以前的主要文明形态，它们之间不存在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差别。但是从相关历史文献和成果来看，他们总是把游牧民族看成是文明社会的破坏者、异文秘家园、蛮夷或地狱的魔鬼者。由此看来，游牧民族历史形象之所以被丑化既由自身的先天性不足造成的，又由一些历史学家的偏见、无知、狭窄、蔑视、贬低等诸多客观原因造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工业文明以前的历史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互为补充、互为影响的历史。即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三次重大冲击中，不仅注入了新的血液和活力，而且更重要的是推动了东西文化的交流和更新。正如英国历史学家赫・乔・韦尔斯在《世界史纲》一书中所谈到的“我们血管里流着的血液既是在耕地上也是在草原上酿成的。”换句话说，游牧民族是旧文明的掘墓者，更是新文化和思想的传播者。如果没有游牧民族的历史参与，西方不知道富裕发达的东方，东方也不知道天外还有天。因此，游牧文化既不是英国大学者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所说的没有发展潜力的停滞文明，也不是那些“文化中心论者”所标注的野蛮落后愚昧文化的代名词，而是人类历史和实践中永不或缺的活性因素。正是这一活性因素造成了北方草原民族的诸多历史之谜，并演绎了游牧民族的“精神王国”。从草原游牧文化的精神特质来看，不同时期的精神追求和价值选择则有所不同。如果说，远古时期主要体现了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英雄乐观主义精神”的话，到蒙元时期便体现了开拓进取、敢为天下先的“马背上的世界精神”，而进入近代以后摆脱殖民统治和神学束缚，争取民主与自由的“启蒙精神”则变成了时代的主旋律。不仅如此，草原游牧文化的形成发展过程中还进一步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文化精神，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生机勃勃的文化生命力，兼容并蓄的文化主张，和谐统一的文化生态观，以自然为本和人文精神为主的文化哲学等诸多内容和特征。

如果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草原文化的灵魂就是哲学思想。整体性、伦理性、辩证性、意向性、实效性则构成了这一思想文化体系的基本特征。“约孙”和“呼淳”思想是这一文化体系的理论精髓，也是历代草原民族的规律性认识的概括和总结。它既包括了人们的常识性认识，又涵盖了较为深刻的理性认识。成吉思汗提出的“大道”和“长胜天力气”思想就是反映了这一思想的最高境界。成吉思汗认为，只有掌握和懂得大道的人才能治理国家，也最能善于利用和整合各种力量。而不受“毕力克”教育的人却不宜当官和带兵打仗。因此，从游牧民族的传统思想特征上看，他们在诸多领域内（政治、军事、生产、生活实践）不仅致力于世界观与方法论、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而且十分注重实践活动的自觉性。换句话说，草原游牧民族通过不断完善规章制度，在理与法的规范中，进一步提高了人们的道德意识和实践行为的自觉性。尤其是草原游牧文化中较为突出的那些善待自然、保护环境及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法律条例和行为准则，正是这一实践理性的具体表现。如“成吉思汗大札撒”、“卫拉特法典”等诸多法律文献中明确规定了上述要求和条例。另外，他们还采取了和谐共存的多元论思维模式，先后提出和制定了以自然为本、以理为核心、法律为准绳、政教并行的制度文化和政体模式。比如，蒙古汗国时期成吉思汗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草原帝国，并颁布实施了对不同文化、文秘家园、种族和人才一视同仁的政策法规，从而给后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和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高瞻远瞩的政治谋略、卓越的作战才能和完美的战术配合、机动灵活的管理模式、快速通便的信息驿站、以大道（理）为主的“长生天力气”思想、畅通无阻的洲际通道、超前的世界眼光等。正如美国学者杰克・韦比富得在《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形成》一书中指出的那样：成吉思汗是“所有伟大帝国统治中第一个把法律置于自己权利之上的帝王”，而“当今世界的几乎所有领域：世界版图、政治体系、哲学、科技、战争、商业、服饰、艺术、文学、语言和音乐，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成吉思汗和他的庞大帝国的影响。”同时，我们还可以从游牧民族的传统文化中进一步提炼出以下几个基本特征，即生活的流动化、组织的数字化（十进制）、战争的机器化（骑士――骏马――弓箭的组合，意志――谋略――速度的整合）、思想的自由化等。实际上，游牧生产方式是由静与动、点与面、人与自然、放任与管理、意志与智慧的有机结合基础上形成的。因此，游牧高地不是思想的荒原或沙漠，而是充分表达和交流那些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思想的精神家园。

如果说，自然世界是文化世界的基础的话，那么，人类既是大自然的子孙，又是文化世界的缔造者。因为，人类通过语言文字、科学技术、劳动实践来建构了自己的文化世界。这一文化世界正是人类摆脱大自然的控制和奴役，走向文明世界的重要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北方草原地区能够确立游牧生产方式，一方面说明了游牧经济是草原民族的合理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虽然游牧经济中自然经济成分占优势，但是它本身也是认识自然或改造自然的结果。对家畜的繁殖和控制、优质水草（草场）的选择和优良品种的培育、对自然灾害的有效预防、对五种家畜的适度管理、按季节轮牧等就是对自然世界的改造过程，也是对草原、生态、气候、天文、数学、地理、动植物知识的文化积累过程。即游牧生产或生活既是人与自然的较量过程，又是磨练人的意志和智慧的过程。因此，对于以自然为本思想的渊源来说，它既不是针对以神为本思想，更不是基于以人为本思想，而是在注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形成的。事实上，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逐步达到天人之际才是以自然为本思想的核心，也是考虑和处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如果说，以自然为本的思想是游牧民族生态观之核心的话，那么，人文精神则是草原民族的传统哲学思想形成发展的主线。即在尊重客观规律和社会规范基础上，探索人的本质力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展现人的人生价值，追求人生目标，这些内容是历代草原民族人文精神的终极目标，也是传统哲学的认识论范畴。从根本上说，在草原民族的传统思想文化中不是把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直接对立起来，而是把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有机地统一起来，在这样的内在统一中确立人的主体性。因为，人的主体性不仅表现在人的主体自我认识上，而且还体现在草原游牧文化的独特个性上。

至于游牧民族的一些精神特质方面，西方学者也进行了多次探讨和争论。在他们的史学著作中至今把游牧民族的征服行为形象地比喻为“上帝之鞭”，以便说明当时的可怕情景――以上帝的名义惩罚那些违背上帝旨意的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过程。随着西方学者对东方世界的了解加深，一些著名思想家们也关注了东方民族的智慧和精神状态。其中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把蒙古人在深受喇嘛教影响下表现出的那种过分追求精神生活及大家庭原则概括为“蒙古原则”。之后，德国哲学家麦克斯・施蒂纳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并提出“蒙古文明”、“蒙古人的时代”、“蒙古精神”等重要概念，认为“蒙古人的时代”依赖于思想的时代，而“属于蒙古人的时代的是从匈奴人和蒙古人一直到俄国人的远征”。同时，他还认为“欲图为精神获得自由，这是蒙古风格，精神的自由是蒙古式的自由、情感自由、道德和风俗自由”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思想》一书中专门批判了上述观点，指出了他们“却忘了真实的蒙古人和绵羊打交道比和天国打交道多得多”，从而纠正了他们的错误观点，并肯定了历代蒙古人不仅注重精神生活，而且更主要的是大力发展物质生产这一根本事实。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法国后现代主义大师们大力提倡和主张多元文化的价值，为繁荣和发展当代西方哲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中法国后结构主义大师吉尔・德勒兹和瓜塔里合著的《千座高原》中，在充分挖掘和吸收马背民族的传统游牧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后结构主义的游牧思想。他们为了构建真正的游牧思想体系，提出了一个关于纯粹生成和变化的理论体系，而这一理论体系的核心在于反对一元论(中心论)和唯理主义，主张和倡导多元论和差异性，进而在多元和差异中追求和谐和美满。他们认为，游牧空间是平滑的、开放的，其中的运动可以从任何一点跳到另一点，因而人们只要能打破成规，跨越挡在面前的一座一座高原的话，可以进入到无拘无束的思想境界（陈永国编译《游牧思想》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冯俊等著《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由此看来，他们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游牧生活规律及思想的影响，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三、草原游牧文化的价值取向

随着草原文化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以自然为本的思想和人文精神逐渐变成了北方草原文化的核心内涵和主导文化价值。既要保护文化传统，又要大胆吸收各民族文化的先进成分，发挥敢为天下先的开拓创新精神，可谓是草原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与此相应的价值取向和民族性格则主要体现了朴实、勇敢、诚实、乐观、大度、和谐、大局为重的精神特征。在善恶二元论的影响下，在游牧文化中被塑造的善恶分明的黑白世界、在民间故事、英雄史诗中出现的以善为本的英雄好汉与以万恶为本的蟒古斯、萨满教祭文中被描述的东西方对立的天神集团、在日常生活中被定型化的好人与坏人形象等就是这一价值取向的具体化过程。当然，对善恶的区分不是随意的，其标准虽在具体描述中没有明确提到，但从善恶形象的典型化行为中可以看到它的道德标准。实际上，善与恶是同一道德标准的两个不同的方面，也是同一价值体系的肯定行为和否定行为。如果说，远古时期草原民族的祖先比较注意善恶的本原及真善美最终战胜假恶丑等问题，到蒙元时期则比较注重至真至诚问题。史料表明，13世纪的思想进程是从批判宿命论开始，用“以诚配天”思想诠释了天人关系，肯定了人的能动作用，使天人关系在“至诚”的基础上得到统一。后来忽必烈可汗所提出的“应天惟有至诚”思想，是对“以诚配天”思想的继承，但又增加了至诚的价值内容，即“莫如实惠”的思想。到16世纪中叶文秘家园再次传入蒙古地区之后，草原民族对“真”与“善”的追求达到了精神的最高境界。从根本上说，文秘家园对真善美的追求主要建立在否定现实世界的合理性和主体自我，把人间生活进一步描述为烦恼永不间断的苦海，从而肯定了“无我世界”的真实性。即通过对现实世界的否定，从而间接地肯定了彼岸世界的真谛。然而，这一逻辑推理主要集中在佛教所宣扬的“四真谛”、“三法印”等诸多学说构成的理论体系之中。在佛教理论看来，现象的“真”与本质的“真”是有区别的，只有放弃现象的“真”才能实现本质“真”，从而达到“法我”状态。因为，文秘家园以“现实人生痛苦的感受、认识和思索为基点，对人生作出了一种严峻的评价，提出人类的两种生存方式和两种人生价值，一种是无常、痛苦，一种是寂静、幸福”（方立天：《佛教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40页）。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对佛教理论的质疑，草原民族逐步认清了该理论的严重危害性，并主动接受了中原儒学及西方进化论思想。而这些文化思想不仅给草原地区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文化空气，而且还为佛教文化笼罩下的草原民族增加了生活的气息，使人们的思想由佛陀转向现实，为草原民族自愿接受和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此可见，游牧民族的价值取向在文化交流和变迁过程中对自己的价值取向进行了不断调整和更新，虽然这一过程对草原游牧文化的价值体系的整合和建构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但也极大地丰富了价值思想的多样性内容。

综上所述，从恐惧自然、依附自然到善待自然、回报大自然的恩赐过程就是草原游牧民族的理性认识进一步深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从文秘家园世界观转向哲学世界观的必然产物。当然，社会需求和理论的彻底与否直接关系到理论的实现程度和其生命力。因为历代游牧民族不是从思辨研究转向实践，而是从实践的需求转向了思辨研究。蒙古汗国时期主持的几次较大规模的神学辩论以及从世界征服者转向大彻大悟者，进而深入探讨佛教哲学及因明学理论等过程充分反映了这一实践需求。而游牧民族的实践哲学正是在其政治、伦理、文秘家园需求基础上形成的。如果说，价值是围绕人的诸多需要而体现的话，那么文化既是“人化的自然”，又是价值体系的具体化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北方游牧民族的运思模型、精神特质、价值取向正是这一区域文化体系的理论化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