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古迹的发现与探索

噫吁戏，呜呼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唐代大诗人李白在名篇《蜀道难》中发出的这些感慨，不仅是对蜀道险难的惊叹，而且是对神秘蜀史的迷茫。探寻蚕丛鱼凫开创蜀国传说的真实面貌，是千百年来人们的一个美好梦想。

古迹的发现与探索

突破性的考古发现，是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静静地开始了。1929年春，住在月亮湾台地上的燕道城一家百姓在挖水沟时，发现了400余件玉石器，包括玉琮、玉璋、玉圭、石璧等，从此撞开了古蜀王国的神奇之门。但他们夜晚将文物取出，又悄悄地分开拿出去变卖，结果使大部分文物流失。华西大学的葛维汉、林名钧等人打听到了这批文物的出土地点，1934年在燕家院子附近进行了发掘，初步认定玉器的时代属于西周，地层年代可能还要早些。郑德坤先生将它写入了《四川古代文化史》的专章之中，提出了“广汉文化”的概念，正在日本的郭沫若先生写信称赞这次工作为“华西科学考古的先锋队”。不过当时的影响还仅仅局限于少数学者的小范围之内，并没有进行深入的发掘和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后，文物工作者曾在月亮湾多次进行调查，1956年王家佑先生等人收集了一些文物，并发现了三星堆遗址。1963年，冯汉骥先生率领四川大学首批考古专业学生在月亮湾台地进行考古实习，取得一定成果，后因故未能把整理研究工作进行到底，因而又在古蜀王国的门槛前徘徊了多年。

1980年春，四川省博物馆考古队(后改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去三星堆考察，发现文化大革命中三星堆附近修建了几个砖厂，取土时挖出了大量的文物，有数百米宽的文化层暴露出来，当即采集了数百件标本。四川省博物馆馆长会议研究决定，立即组织队伍，正式进行发掘，从此开始20年来三星堆遗址的系统科学发掘的历程。

对于三星堆考古工作，原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说：“这才是巴蜀文化”，因为它“成系后的科学发掘阶段，到1995年以后主动发掘和深入研究阶段等四个时期，其考古成果主要表现在发现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古文化，初步建立了四川考古学文化年代系列，证实了这里曾存在一个宏大的三星堆古城，从而为探索古蜀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三星堆遗址位于成都以北40公里、广汉以西6公里的南兴镇三星村和真武村一带。经过数十年调查和发掘，已初步确认这是一处由数十个遗址组成的遗址群，总面积达12平方公里，重点文物区面积约6平方公里。三星堆出土文物具有极强的地方特色，如以小平底罐、高柄豆、鸟头形器把、伞形器盖、尖底杯等为代表的典型陶器群；以锛、凿、斧、锥为代表的小型化石器；以璋、琮、璧、圭为代表的玉礼器；以大型人像和动植物造型为代表的青铜器群等等。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堆积丰富，厚度达两三米，可分为10多层，各层器物又有明显变化，可以分为四个大“期”。参考20多个“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推定第一期约在距今4800—4000年，第二期距今约4000—3600年间，第三期距今约3600—3200年，第四期距今约3200—2800年左右。这就将四川古代文化史向上推进了2000多年，证明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周初，三星堆遗址曾在这里存在了2000多年。近年来学者们根据各期文物特点的演变，以及相似文化遗存的比较研究，提出了将三星堆遗址一期单独命名为“宝墩文化”，第二、三期为“三星堆文化”，第四期为“十二桥文化”，结合春秋战国时期的“晚期巴蜀文化”以及秦汉初期与中原文化相互融合的阶段，大体建立在5000年到2000年前古文化的发展谱系，即：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晚期巴蜀文化———与秦汉文化的融合时期这样五个历史阶段，反映了四川盆地中心区域古代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进程。

三星堆遗址中存在一个宏大的古城。城墙用斜坡堆土法修建，再用夯筑，有些地方还使用了土坯城砖。东城墙为南北向的“狮子闹”，长1100米；西城墙为东北———西南走向的“横梁子”，现存长600多米；南城墙为东西走向的“龙背梁子”，现存长1100米；北面以鸭子河为界(也可能原来有城墙，早年被河水冲毁)。城区呈梯形，东西长1800—2200米，南北宽2000米，城内面积达360万平方米。城墙内外有密集的房屋居址，也有作坊、大型建筑物和墓葬。位于遗址中央的“月亮湾”台地，最近又发现有小型的城墙，很有可能是“内城”或“宫城”。三星堆古城的规模与同时期作为商王朝都城的郑州商城大小相当，是当时东方最大的古城之一。

在古城的中轴线附近，从1929年起先后发现了四五个埋藏大量玉石器、青铜器的长方形器物坑，考古学界初步认定为“祭祀坑”。坑中出土的器物均为祭祀礼仪用的礼器、祭器和神器。1929年燕家院子器物坑出土玉石器400件左右，1976年高骈乡器物坑出土铜牌和石器数件，1987年仓包包祭祀坑出土玉石礼器41件、铜牌3件。特别1986年在三星堆发掘的一、二号祭祀坑，共计出土文物1700多件，包括大量青铜雕像、玉石礼器和金器，大大丰富了三星堆文化的内涵，证明这里曾是一个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原始×盛行、人口密集、国力强盛的古代文明中心，在长江文明、中华文明乃至古代东方和世界文明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星堆古代文明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它的奇特之处，不仅是有一般古文明的独特物质文化特征，而且有一大批造型奇特的艺术作品，蕴含着至为神圣的愿望和神秘古国的史迹。这是三星堆文化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也是三星堆之谜难以解开的重要原因。

根据《三星堆·祭祀坑》发掘报告分类统计，一二号祭祀坑共出土具有造型艺术风格的文物六七百件。其中青铜人头像57件(包括戴金面罩的6件)，大小人像20多件(有些组装在神器之上)，人面具25件，兽面具9件，铜树6件，神坛神殿5件、龙、虎、鱼、鸟等动物雕像或饰件100余件，还有太阳形器6件，铃铛挂饰185件，“眼”形饰件109件。金器中有虎、鱼、杖等数十件。玉器中也有鱼形璋、鸟形璋等上百件雕塑作品。加之大量的青铜、玉石礼器，组成了一个庞大的造型艺术宝库。

最令人惊叹的是数十件大小不等的青铜雕像作品，包括立人像、人头像、人面具、铜树和鸟兽造型。古国先民们运用了圆雕、浮雕、线刻、组装等艺术手法，使之产生出强烈而生动的艺术效果。又如金杖上的鱼、鸟和人头像，线条准确，形象生动。玉边璋上的一幅“祭山图”，用极细的线条刻画出22个人物像，16座大山，以及云层、祭器等等，具有完整的绘画构图和主题思想。

这些作品是用什么方法雕塑和铸造出来的？如大立人像高达2.6米，全身圆雕，下有基座，装饰华丽，纹饰丰富，具有纪念碑式雕像的基本特征。又如大铜树，高达3.95米，上面有九个枝杈，九只飞鸟，十一个果子，还有一条巨龙盘旋而下，树枝弯曲自如，呈随风飘摆状。它是如何塑造，又如何组装的？这些都是三星堆神秘之所在。远古的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现象缺乏科学的认识，在无能为力之中产生了由神支配世界的观念，由此形成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原始×信仰。因此，考古界认为，这些神奇的作品大约与当时人们的信仰观念有关，可能是一批祭祀用的神器和祭器。

从三星堆考古文化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时代范围，可以肯定它与古代蜀人的历史有一定联系，但古文献中并没有关于三星堆遗址的任何记载，而古蜀人又没有自己的文字和史书，古蜀国历史大多存在于带有神话色彩的传说之中。

目前对三星堆古蜀国繁荣时期(即4000—3200年前的三星堆遗址二、三期阶段)的主人问题，主要有“鱼凫说”和“杜宇说”两种意见。笔者根据对三星堆的时代、特征，大量的鱼、鸟图像，金杖上“鸟”、“鱼”、“国王”图案等情况分析，比较倾向于“鱼凫说”，即三星堆古国的主人是传说中的鱼凫氏蜀王。三星堆古人崇拜的祖先神像(大眼面具和眼形饰件)，所代表的可能是蚕丛。三星堆遗址商周之际突然被废弃，可能是杜宇氏蜀王取代鱼凫氏的历史变革所留下的遗迹。如若此说成立，则是蜀史研究的一大突破，即初步找到了蚕丛———鱼凫———杜宇———开明等几代蜀人的文化遗存，进而可以用丰富的考古材料去复原古蜀王国的面貌。但这仅仅是一种推论，尚缺乏直接的有力的证据。至于蜀人来源、去向、文化关系等课题，更是处在探索之中。

三星堆发现70年，科学系统发掘也有20年了。目前已发表了数百篇论文，几十种书刊，初步解决了一些历史问题。但还有大量的没有解决的问题。面对这样一个内涵奇特、记载极少的古代文明，探谜之路还很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