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物研究（二）

三星堆青铜雕像与中国古代文明史 (一)

1986年中国四川省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重大发现引起了世界考古界的兴趣，国际考古界一般认为中国西南的这次考古发现，可能会使人们对东方艺术重新评价。

中国考古学界、史学界的继续深入探讨，已经触及对中国远古文比、中国远古历史、甚至人类文明史的再讨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批造型奇异的青铜雕塑品，在世界考古史上也是罕见之物。它们并非产生于偶然，而是人类下意识的创造、是理性与思维的产物，是人类精神追求的顽强意志和创造力的结晶，在产生的年代就有无比贵重的作用，即使中国古代史家们也只能闻以记载与传说，而不能见其真形。联系当时的物质生产水准，可以认为这是三星堆古国民众的全力创造--青铜大型全身人立像，是继中原著名商代司母戊大鼎后，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大青铜制品之一。

上古中原冶铜，采用一种一次能熔液12.7公斤的"将军盔"，一个"盔"由三四人操作，因为浇铸铜器必须一次成型，浇铸前需要同时熔炼出相当数量铜液。经测定，此铜人分三段浇铸成型，如果按中原铸铜同等水准计算，该铜人仅一次浇铸约150公斤铜液，需40人以上。从设计、制模、雕范、制范、冶铜、修饰，尽管有些工序能同时兼顾，人们也不难设想，其从事人员之数量和铸造场所之庞大。

凡是从事过艺术创作，尤其是雕塑艺术的美术家，都清楚地了解：一件作品从构思、初稿至定稿、到青铜材料的筹集、冶炼设备的完善、然后开工浇铸、脱模，修整完工，是要经过漫长的过程的。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为数众多的塑像群体和铜器物，在当时社会生活运转缓慢的条件下，从王室筹划举办有关活动，提出塑造铜像及各类祭祀品开始，至最后竣工，最少也得上年的时间，举行这种活动需要一个安定的条件，有充分的准备，这不是轻易而蹴之事。

一号坑内发现有大量的红砂泥芯和铜渣，这是铸造翻模所用。一些铜器物，如一些铜人头像内也存有这种红砂泥芯、在遗吐发掘的第3、4期地层中，也发现夹有大量这类"红砂石"碎块，多是整体翻模浇铸。这就显示出铸造场所即在祭祀坑附近，现场铸造考古工作者们对于在此能发掘铸造场所，及各种铸造设备，一直是怀有兴趣和充满信心的。

出土表明，三星堆铜像群，每一个铜像的塑造，在统一的造型规格制式下，又有着不同的形象和个性处理。每件铜像都要单独创作。绝无重复，这就需要众多的雕塑家才能完成，他们有长期创作铜像的经验和熟练的专门技术，他门不是个别人，而是一个雕塑家群体，一支对远古文化历史和雕塑创作富有研究的专业艺术家队伍。

三星堆的青铜雕塑像群体本身的形象，已在向学者们讲述着自己的故事。他们分属三个系列；系列青铜人头像和真人大小相当；系列青铜人面像，通耳宽9.2厘米至136厘米不等；系列青铜人全身像，通高260.1厘米至3.5厘米不等。 这群像或跪或被反缚，有的被"砍""伐"，有的衣冠楚楚，有的则赤脚或裸露上身。考察史料，可以了解这群"人"代表了古蜀社会的四个等级；能"通天达地"的上层人物；"椎髻耕田"的奴隶；被"伐"殉葬"人牲"的代用品；咧嘴龀牙的"宗祖神"、"烛龙"、"蚕丛"等图腾之神像。他们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古蜀社会群体，再现了3000年前古蜀人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情。

三星堆青铜雕像与中国古代文明史 (二)

应该认为，三星堆出土铜塑之所以在世界美术考古史上地位显赫，是因为，以往在中国尚无同期或更早的同类造像可比。

在国际上，只有距今4300年的古代埃及第6王朝的铜像可以比较。古代埃及造像技术工艺特色有二：第一，纯铜人像，材料几乎接近单质的黄铜；第二，采用固体变形，不改变材料的质，在模具上敲打压制成型。

三星堆铜塑的工艺技术也有两方面的特点：第一，采用合金材料，分别使用了铜、锡、铅三种成分。在15文化层的第8层，发现了厚约20-50厘米的淤土，呈青黑色，这可能是洪水淹没过的迹象。经过3000年的潮湿性地层的埋藏，虽然铜像表面一部分已锈蚀，有的较严重，但一部分铜像经清理后仍闪闪发光，表面仍完好无损，层次丰富，线条清晰，如那尊通耳宽1.38米的"纵目"面像，那个直径12厘米、长16.5厘米的空心圆柱眼球，在人为的冲击力破坏和潮湿性地层瘗埋下，出土后仍完好无损。那尊通高2.601米的铜立人像，虽曾遭人为的严重伤害，被拦腰"砍断"，但裂口比较整齐，很容易焊接、修复。三星堆铜像铸造配方不是单一的，硬度适中，经过实验分析，铜铸的配方虽未达到中原文化的水平，但其铸造工艺技术已有进展。

第二，采用铜液浇铸工艺，以及焊铆、热补法、分铸法、浑铸法、铜立人的双手、铜垒、尊上的兽头、铜面像上的纵目等，是事先预制，再浇铸，这是殷商地区使用的铸造法。这是一个制作的专门技术，现今的精密铸造也属它的延展。三星堆出土铜像群一般采用空心铸造，有的则是模压成形。现场铸造的种种迹象证明，采用浇铸成型的空心铸造术，这比埃及佩比铜像将分段制好的铜像肢体固定在木柱上，再回工制作而成的技术高明，表明3000年前，中国古蜀地区铜雕工艺，已经摆脱了原始造像的工艺技术。远古时期青铜造像的铸造及发现，在世界上也属稀有。古希腊的青铜像很大一部分荡然无存，在美索不达米亚考古发现中，也有一些小型铜人，这些小铜人大多是作为工艺装饰品附件或饰件，史家们认为，这些均是美索不达米亚游牧民族的作品，它们并不形成独立的青铜文化体系。

无论从铸造铜像的规模、技术来看，还是从铜像本身的艺术魅力、雕塑艺术造型水准来分析，三星堆铜塑像的出土，在世界铜塑像铸造史上也是极其重要的。

三星堆青铜雕像与中国古代文明史 (三)

三星堆塑像内涵丰富，富于想象色彩，是中国文化艺术、美术独立发展为东方体系的开端。

西方艺术品，从×艺术开始，往往一件作品即表现一个具体情节，中国艺术作品所表现的重点不在此，所追求的是整体精神的反映。西方古典艺术追求客观、真实、具体，十分成功，埃及法老神像、佩比铜像，即使是塞浦路斯岛的受希腊影响的陶塑像，主要神像的塑造亦是个性明显的人的写实，然而三星堆出土的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可一直延续到石刻壁画、至无数的庙宇塑像。每个个体的背景活动少有阐述，均成为整体精神活动的一员，渊源久远，甚至触人反思今日东西方社会发展之差异形成。同是神的内容，三星堆群体被一种整体精神意念所笼罩着，更有神秘感；西方的神像却多是生动明晰、个性鲜明、内容多是人的生活反映。以今人艺术观品评高低分野，三星堆艺术显得跨步太早。

三星堆铜塑无论是人像塑造，还是动物塑造，都属具像范畴。从一号坑出土的k1:2青铜头像可以获悉，此像脸型轮廓及鼻子处理十分圆润，近乎现代写实手法。从铜塑造型对称，层次的分明，交接的肯定来说，雕塑家们的塑造技艺、结构、比例掌握熟练。应该认为，铜像变形各部位，是雕塑家的刻意经营，如双目突出、明显是人为的夸张。塑像变形处理尚为现代雕塑家尝试，远古之人虽出偶然，亦必是虔诚而作，又是组织审定，至少变形绝非胡乱行为，而是审美追求，匠心独造。尽管浪漫夸张，其造型结构仍在写实范围内，人像面部基本上以顶骨结节、顶丘隅角，下颏等六点构成.其中额丘、颧骨吸肌、颌结又是特别强调的。在手法上运用了凸饰的刃线、拉长口裂的方式，通过以挖作鼓，带有方向示意性的隐线处理，精心雕琢。还可以看到人像的局部刀触、手触、捏塑堆积的痕迹。k1:2青铜头像如与后代秦俑相比，是毫不逊色的，令人对古蜀艺术家的观察力和表现力的高明惊叹。此足以说明早在3000年前，中国的雕塑艺术已达到当时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并且已经构成了中国美术的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东方风格、东方体系。

铜塑中有大批青铜器，如铜尊、铜器、铜戈、铜瑷，其上纹饰同中原出土殷商铜器相同或相近，铜立人上也有纹饰。艺术风格和铜器的风格一致。这些纹饰大都是自然界之物的变形，如云雷纹、蝉纹、突纹、饕餮纹等。欣赏这些纹饰可以了解，这些具像的物体，经过艺术处理：一是变了形；二是常以线来表达。此是东方美术的重要特征，中国字的演变几乎同上列过程一样，用线条来写形，中国画则是用线条来画形。三星堆出土的铜塑纹饰，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以上种种特征，正是与埃及、希腊、印度及非洲艺术的区别。全身铜立人服装饰上，饰有夔纹，更显装束之华美。铜塑人像有戴冠者和不戴冠者，其发型讲究，也为我们提供了当时蜀人已是一个爱美的、文明富饶之民族的实例(铜像耳垂有孔，是佩戴耳环之用，且为男性者，也是一个说明)。

三星堆青铜雕像与中国古代文明史 (四)

就古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而言，有两种观点：1、古蜀族早有一种文化体系；2、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有"放蜀""至蜀""征蜀""克蜀""代蜀"的记载，古蜀和中原的关系并非因"蜀道难"而隔绝，古蜀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当时较为先进的夏文化的影响，由于上古史料有限，史家们大多依据甲骨文中的"蜀"，并非指今天的成都平原一带或四川地区，或指汉水上游，即汉中盆地，或指今山东泰安至汶上一带。这两种观点，仍指上古蜀地落后于中原，后来蜀地文化是由中原传入的，中国古史记载，中原已建立夏、商、周王国，蜀地还可能是野蛮社会。

三星堆遗址的重大发现，用大量实物，迫使历史学家们重新评估古蜀文化，及其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一方面出土文物证实，从新石器时代至商周，中原与古蜀有联系，三星堆的高柄豆、陶盂，与河南偃师县二里头出土的同期、同类器物的形制大致相仿。早在1929年，三星堆首次发现玉琮，1964年，又有琮的发现。1986年发掘一、二号坑均有琮出土，琮在河南安阳侯家庄殷陵中出土较多，在殷墟5号墓中，出土玉琮14件。三星堆出土的3件玉钏在中原地区也有发现；再有前文已叙的三星堆出土器物形制与纹饰和中原出土有许多共同点，不仅大型青铜人立像之冠冕服饰纹样类似，一些青铜像其耳朵的造型即为一云雷纹图样；出土的垒，不仅与蜀地遗址已有出土类似，也同中原出土的垒一致，古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在相当长的历史内，有共同渊源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出土文物又说明古蜀文化有其自身特点。三星堆遗址经过大面积发掘，清理出古蜀人房屋遗址27处，各种用途的灰坑104个、墓葬4个，2个大型商代祭祀坑，出土文物800余件，整个遗址共出土文物5000余件。伴随着中国雕塑史上最早的系列青铜人像出土，还有700余件高级礼器，包括精美工艺品、青铜器、金饰、玉饰、陶器等。在二号坑附近发现的大型建筑、高层次厅堂遗迹的现象集中表明:在面积约9平方公里的遗址之上，曾是一个古城、古都、古国，这里是古代蜀国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邑。其中发展了多种制造业。除炼铜业，还有制陶业，金饰作坊、玉石作坊、酿酒业、土木营造业等手工业的发展，必然存在活跃的商业活动。玉石多自西部或南部进入，贝壳作为装饰品或货币，可能来自中原，也有可能从云南来自南亚地区。三星堆文化在古蜀文化体系中无疑居于主导地位，其文化内涵和蜀文化中的新繁水观音遗址，彭县竹瓦街遗址和成都羊于山遗址等相近。

三星堆文化为主体的古蜀文化是一支有别于中原文化的独立的文化体系，它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它和中国上古其它文明体系一道，互相作用，互相影响，共同构筑了中华上古文化的框架。

三星堆青铜雕像与中国古代文明史 (五)

三星堆的青铜雕像，不仅同期中国出土文物未见，在世界上也是罕见和居先的。这是大规模的，有组织的行为所致。虽然铜铸配方未能全面达到中原水平，但这个事实也提出了一种可能性：此地铜铸造早于中原。某种生产技艺，越往后发展，且不同地域发展和落后与先进并非与时间成正比。中原青铜铸造术与古蜀相互影响。全身铜立人像、面像、头像，显示出经济文化结构，已经进入文明社会。这表明在古代东方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有其自身独立生存的文化艺术，3000年前，就已独自焕发着自己的光彩。

三星堆铜像的出土，给史学家、考古学家带来众多的有关中华文化历史发展的新课题，改写和补充了中国古代史，从屈原著名的"天问？"到当代顾颉刚先生之专心"尚书"辨伪，现在的出土文物更是一种催化剂，召唤着当代学人挑起整理中国远古史的重任。联系到中国猿人，从北京人的4万至50万年前，被推前到云南元谋人的170万年前，和新近发现的四川巫山大庙180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再联系云南开远小龙潭1500万年下至100万年前古猿化石，人类起源于亚洲，已有学者所提及。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随着出土实物的大量开发将可以被重新认识。

部分世界美术史学家曾认为，东方雕塑艺术受古埃及、古希腊文化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印度佛教艺术作媒介的。而三星堆系列青铜雕像的发现，对于中国古代史中国雕像的渊源问题的讨论有了明白的澄清，交流和联系不会没有，但中国艺术，中国雕塑艺术的独特风貌是绝无仅有、举世无双，是无需多言的，三星堆的发现，将会使人们对东方艺术重新评价。

三星堆青铜雕塑，以世人见所未见的模样使学者们震惊。要弄清这些不速之客的身份和价值，首先要探明这一大规模埋藏的渊源。目前，学术界趋向四种假说；(一)中国中心文化城市遗存物；(二)战乱或大自然灾难遗存物；(三)墓葬陪葬品；(四)祭祀器。其中墓葬陪葬品和祭祀器之说，为学术界比较集中的观点。学者们依据三星堆地处鸭子河的二级台地、坑中出土的器物有明显的火烧痕迹这两因素，类比西北地区氐羌族盛行火葬的习俗而提出--这两个大坑为火葬墓。学术界根据泥土的酸碱度和年代远近、潜水面以下的地层深处，是一个避光恒温水饱和的稳定环境，而潜水面以上地处土墩高处的三星堆土坑中，即使有人骨也早已腐朽得面目全非。在河南的殷墟宫殿宗庙丙组基址中，即有羊的骨灰发现，西北地区氐羌族盛行火葬与江苏寺墩良渚大墓揭示的火葬习俗(该墓随葬物也颇为丰富)，联系三星堆坑中出土的烧骨渣和丰富的器物，不少人认为，此处可能是墓葬，或就是火葬墓。三千年前，这里曾举行隆重的火葬仪式，为古蜀国中地位显赫的蜀王送葬。当然，大批礼器和青铜塑像也即类似秦始皇兵马俑那样的陪葬品。

作为"祭祀器"之说是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四川地区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三星堆两个坑的出土现状与古文献记载的祭天祭地活动相似。第一，坑中发现的竹、木炭灰烬同《说文》中的"烧柴寮祭天"相印证。第二，坑中的青铜器有被火烧的迹象，是经人为烧后埋入地坑中的。第三，两个坑中发现的骨渣均呈白色，是将祭牲放血后，再用"火寮"的入坑。这正是古代常见的"灌祭"。第四，二号坑内出上的两棵大型青铜树上，均悬挂着许多飞禽、异兽、果实和其它饰件，正如古代的"悬祭"。 根据c14和树轮校正，一号坑相当于殷墟第一期，约公元前14世纪左右，二号坑相当于殷墟二、三期，约公元前13世纪以后到11世纪左右，两坑时间有相当间隔，而掩埋地点属同一范围。两坑相距约一、二百年，而造型基本属于同一风格的青铜雕像，也是有序叠压于坑中，必为大型活动所为。这种高级的，大规模的，有特殊迹象的大型活动。只会出现在非同异常的国家重大祭典之中，与天子社稷"共存亡"的"鼎"等重器，与"宗祖神"关系密切的青铜人像群，只能在隆重的祭祀活动中才能被人为瘗埋于地坑之中，这正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写照。